把屈原作为一个往昔的纯粹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而他忧国忧民的嗟叹和对郢都的凄怆呼号，都将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回音，留在他的作品中，成为读者淡淡的历史回忆。

今天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蒸艾叶粑粑、喝菖蒲酒，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节日的形式，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滋养下的集体记忆，一种通过特定仪式而被定时唤醒的集体记忆，散发着延续千年的浓浓乡愁。

梦想之于我们，是前进的方向，是思考的动力，能够在洗尽铅华后，保留一种精神层面的高贵，也是一种照进现实的方式。

“不吃容易的食物”散发着捕猎者天性——不奢望一帆风顺的命运，因此可淡定从容、远离抱怨；也不满足于毫无挑战的生活，因此要自我加压、勇敢昂扬。

一百年前，一个25岁年轻人的一纸情书竟震撼了一个已经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其中感人之语比比皆是，至今仍堪称浪漫爱情的典范。

春节回家，打马而过，守候着一片洋溢的乡愁，每一个望的见故乡山水的游子，那一刻，都是幸福的。

“既然现在“月份牌”越来越少有人用，那更要坚持用，将来等我不在的时候，你如果想念我，就把它们拿出来看看曾经的那个时间我在做什么。”听完祖父的话，我扭过头一直望着窗外不做声，任眼泪肆意横流。

一到过节就吃饺子，我真吃到厌烦了。然而，今天想吃饺子却不得。其实我知道，我吃的不是饺子，而是对孤独生活的消解，是对遥远母亲眷恋，是对匆匆流年的反击，是对悠悠乡愁的咀嚼。

对杨绛先生而言，最好的纪念，是阅读。

从十八岁进疆，直到六十岁退休回到荣成，老爹在新疆干了四十年。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家，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活着干、死了算，一天不死一天干”。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信奉的人生哲学，一股子无比正宗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最美的果实一定在最危险的地方,必须用最危险的姿势爬上最脆弱的枝条,将身体腾空才能摘到.但是一不小心,就会摔落。因此,最重要的，是树下应该永远有能接住你的人。”这是每个人最后的底牌，也是傅雷父子最后的底牌。

包公的孝行，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善待双亲，用今人标准而论，则是以牺牲巨大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母亲不愿随他去外地任职，他便毅然辞官，这一辞就是10年，欧阳修赞叹其“少有孝行，闻于乡里”。

不读书是短板，爱跟风是硬伤。想想不读《白鹿原》，不识陈忠实，而能写出文章的作者，我的脸都红了。

文明观察者在众声喧哗的2015年，悉心感受社会的温度，探寻“代际关系的变革”，摸索“社会价值观念”的尺度 ，解读中国人的财富观，打捞二战历史细节……每一字一句的理性表达，都是公共讨论场里一块不容忽视的瓦片，弥足珍贵。愿在2016年“文明观察者”能与更多有心人“观世间百态，察人生百味”。

1980年代的皖南农村，广受尊敬的大抵四类人——村干部，村小老师，放电影的，开车的。大集体的时候，像点样儿的车子只在两公里远的公路上看到过，一阵轰隆声，后面扬起长蛇般的尘土，同时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串憧憬。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在风云变幻中屹立不倒，但我回顾很多庞然大物一般的企业最后轰然倒塌，很大原因都在，企业家“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在我这里，已经是贬义词。 就是什么流行，就做什么。

当别人问我读书有什么用时，我总感觉语塞，就好像问一个修禅多年的高僧，师傅您有舍利了么？我一直认为，我们没办法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通过阅读扩展生命的宽度。

价值的尺度该如来把握，娱乐明星和科学家的社会价值是否都可以用财富来衡量？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调整而逐渐暴露在公众的视野，成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的“成长中的烦恼”。

在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编著的《艾伦·图灵传》中，“学会合群”是图灵的人生第一道难题，逃离以不民主、教条的英国公学为代表的体制是他从小的追求。

孔子是一个有趣的可爱的老头儿，也是一个追寻健康吃得优雅的资深“吃货”。现在吃货满天飞，大家都说吃、都在吃，都在追寻器具的精巧、食物的精美、烹调的精细，但唯独没有关注食物的文化和饮食的健康。

大学毕业即将十年，在同学群里得知，有男同学在大上海“蜗居十年、进退不能、无房无婚姻”时，唏嘘的同时也感慨资质平庸、家境贫寒、体质欠佳的我，当初毅然决然选择回到家乡，应是相对明智的吧。

新闻学者范敬宜先生在谈到新闻处理的艺术时曾提出：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大概我们的思政课也存在这样不接地气的通病。

在我们家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满壁都是书柜.除了收发邮件，我们都基本不上网。在这样的氛围中，啾啾喜欢看书和学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今天，如果你不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么当你老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扶起摔倒的你。

我深信，互联网已经改写了朋友这个概念的内涵，看似无禁区的沟通，实则心门封闭得更严。你和世界走得越来越近，和身边的人却越来越远。

“大国工匠”都很傻。在人人都有成功焦虑症的今天，年轻人总能一眼分辨哪些工作高大上，哪些工作穷矮挫。于是，前者成了“大国工匠”，后者纵使一时显赫，衣食无忧，终于碌碌无为。

那时我一无所有，随身只有一口沙罐和一只包谷壳子做成的背垫。不论借住哪家，哪怕饿得头昏眼花，我都要等到人家吃了饭，才把随身带着的沙罐架到人家的火上……我羡慕那些同龄人，他们虽然穷，但起码有个‘爹’喊、有个‘娘’叫……

初识十香园，感叹院落主人神通，将弹丸之地的平章土木、勾栏雕花，打造得古意幽然，引人入胜已属不易了，等到识其内里，其所承担和守护的文化渊薮，虽不为世人广而知之，但其沂水舞雩之风，浩浩兮潜行于一隅，岂彼高堂楼阁灯红酒绿的美厦能媲美乎？！

在那个小城镇里，人们和牲畜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忙着议论周围人的家长里短。然而，我执意要抛弃这些世俗的偏见。我们还如此年轻啊，不应该活在一个如此苍老的世界里。

让古代农民去想象皇帝一顿饭吃什么，总会闹出很多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讲的：皇帝醒来躺在床上，左边是白糖，右面是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大概只是奢望生活中有点甜的东西。

“成都女司机”事件中，如果双方当中有一方能够想到，我们现在都处于情绪失控的边缘，需要引入“大会主席”——交警来解决矛盾，那么事情的结果将会比实际好得多。

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上网、玩手机未必不读书，只是读的不是纸质的书。从广义的角度讲，只要在阅读，就是在读书，唯一不同的是，读书的方式和工具变了，那种倚在沙发或枕边一页页恬淡翻书的滋味和情趣，被不断的刷屏取而代之。

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如果你放弃，那么你将永远看不到那份温暖与永恒。

想起有学者，上山下乡，到农村吃了一点苦，写下了很多传世作品；而农民吃了一辈子苦，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大概缘于前者多少读了一些书，习惯于把生活给予自己的恩赐和教训，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吧。

因为春天生命回转，古时侯的人们祈盼先人也像其他生命一样复活，所以才会扫墓祭祖。清明祭扫的真正心理动因无从考证，也许，正是因为世人不敢独享春天的无限美好，才会在受浸恩泽的同时想到去缅怀先人。

劳动本无类，是你非要强加给它们属性，于是就有了三六九等，“女人当男人使唤，男人当牲口使唤”，有这个态度，如果不是调侃，那你只能是个错位的劳动力。

我一直欣赏一种状态：在茶楼，喝茶听曲儿，看云卷云舒，观百态人生，不为生活奔命，不为富贵折腰，不羡慕你追我赶的生活......然而，人生如戏，总有那些曲折或不尽人意的故事。

“心灵鸡汤”的出发点是宣扬善念与美好；需求“心灵鸡汤”的人，也是想完善自我。只是这二者，若都能多多切入实践，才能将这种善念发挥到极致，毕竟，我们的目的除了理解爱之外，更是要成为爱本身。

我一直认同一位童话作家的话：好文章其实早被前人写光了。我们只能靠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感受，结合这个时代的特性，换个方式写一点大家都知道的各种道理，亲情友情爱情。

近年来，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也受热捧，民国期间成了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学术黄金时代。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2009年，我的博士生导师决定对巴丹吉林沙漠进行徒步穿越考察。在走出沙漠的那一夜，所有的人都喝醉了，记得席间我问导师为什么要徒步穿越，他想了很久，大着舌头有些羞涩的说了句：“献礼六十周年。”

“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1927年鲁迅先生便在回复刘半农的信中婉拒了被提名和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好意。

“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圈子”现象,圈子既可为善也可为恶。它主要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则或不可分离的关系而结合在一起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并且为了管理集体行动而建立的治理机制。

大部分能称得上乡贤之人，都有一定的声名，但在古代中国，太有名声之人有乡贤之心，却都无乡贤之为，以至于后来，乡贤仅仅成为一种国家对有突出社会贡献的人表达敬意的方式。

在基础教育中被人为地隔断了传统文化滋养的孩子，等于被文化之母遗弃。文化无所依附，失去滋养，则必有文化自卑与惶惑，又怎能以健康包容的心态，坦然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诚然，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和事实，了解身边发生的“恶”也有利于人们保护自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要一味迎合。当公众媒体失去了本该有的人文关怀，我们的媒体将进入一个“粗鄙的时代”。

一次家长会，某校长说“孩子要有知识，有知识就有美女，有知识就有金钱”。这话让我一愣。文化不能创造现实的财富，真正搞文化的人没有几个可以坐香车住豪宅，但如果文化出了问题，我们往哪发展？

某种意义上，马云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1992年马云成立海博翻译社，当年国际互联网协会正式成立，但中国与之无关，马云也不知互联网，但初次创业，让他获得最重要的创业经验。

老实人不圆滑、不世故，不张扬；不会钻营投机，也不会见风使舵，更不势利，所以常常吃亏。农村老人因此常说：“宁养匪才，不养吃才。”但到头来，天下最大的亏是给最老实善良的人准备的。

到过俄罗斯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人开快车是出了名的。城市街道上行驶的车辆，车速一般在四、五十迈，有的车速甚至还要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时间太过久远了，久到我们安逸得好似都快忘记惨痛的教训了，忘记了那个我们从火里悲壮走来的故事。故而，我们更需要从历史长河里舀一口历史情怀的苦难去温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人生的小学、中学阶段就是在种豆子、磨豆子和打豆浆；大学则要将豆浆凝固成型。每年有几百万人大学毕业，但是有的人经历大学后，就有型有味地成了才，有的人仍然散漫不成型。

当城镇化的进程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有些人迷茫了、惆怅了，“根在哪里”成了一个自问的话题，苦涩而又难懂。在旧城被掀起了几千年的土壤后，我们感觉自己无家可归。

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多可“比”的方式。我不比你有钱，但我比你有文化；我不如你官做得大，但我比你有情趣；我比不上你的家境殷实，但我有一帮相守的朋友。这样的生活，你认为成功吗？

在这个全民旅行的快乐时代，优秀的游记作品反而难见，与我们面对的美好自然、我们生活的美好时代很不相称。在快节奏、浮躁的现代生活以及风景名胜的商业化的语境下，又如何能奢望脍炙人口的游记呢。

在现实的惊涛骇浪之下，我们这一代人对美的感受也在被掠杀，人们都在用购买精美来取代审美，用穿戴昂贵来充当高贵。

大凡有所成就的中外文学大家，绝大多数是靠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学习相关的边缘学科，诸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史学等，在融会贯通之后加以发散性的创新思维才有可能"修炼"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家。

不可否认，当前不仅是中国，而且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较为活跃的暴恐活动与特定人群有一定联系。但如果据此形成社会对特定族群的歧视，则正是在完成暴恐分子“未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