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数据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消失。而根据“三普”办副主任刘小和的解释，4.4万处文物消失的原因，除了部分因为居民的自行拆改而造成文物价值丧失的情况外，因为经济建设与文物遗产保护产生摩擦而拆除的，在登记消失的文物中所占比例不小。

　　不难想象，正是由于不少城市将发展模式简化为单一的土地财政，过于简单地处理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平衡问题，才导致了文物被拆除。这令笔者想起另外一条新闻。据媒体报道，武汉市大约有5000个工程在施工，而武汉市长也被市民戏称为“满城挖”。当记者就网络上流传的武汉市长满城挖一事采访武汉市长阮成发时，阮成发称目前武汉正值大建设时期，满城挖是必要的环节，即使背负“满城挖”的骂名也要将城市建设搞下去。

　　在满城大挖大建的急风暴雨式的政策下，那些登记在册文物的消失似乎在所难免。一直以来，文物和规划专家们都在呼吁：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历史街区的维护应该是持续的、渐进的。城市新区的开发，可以进行大规模建设，但历史文化名城内的老城区，修复和改善都必须更加谨慎、细致。

　　但对于城市决策者而言，大挖大建更容易看出城市面貌的改变，更容易看出政绩；持续、渐进的修复却是前人摘树、后人乘凉，近乎于吃力不讨好了。这也难怪不少城市决策者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不管民间和学界怎么呼吁，拆迁还是不断。

　　近年来，还有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是，很多城市热衷于“改造”历史街区，把真的历史街区和文物拆掉，驱逐原住民，然后劳命伤财也在原地建起一个四不像的假古董，进行商业开发。侥幸成功的假古董们摇身一变成了高档会所和富人区，但街区历史从此消失；更多的假古董们由于商业开发不给力，最终变得空无一人，造成政府、市民、城市、开发商四败俱伤的悲剧。

　　于是，有媒体人提议，应该为那些消失的文物建一个博物馆，告诉后人它们消失的原因。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文物，有个博物馆可以安放它们的牌匾碎瓦，终究不失为对城市历史的记忆。可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说：“看北京宣南博物馆，看到的简直就是一部宣南拆迁史。”因为宣南被拆掉的胡同、房子、庙宇的碎片就被抢救性地保存在那里。难道未来我们的城市记忆只能到博物馆里去追寻了？！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说过：“执政者总是想建造一座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建筑，有哲人说，当政者最热衷的就是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以杭州为例，我们建了那么多标志性建筑，市民认可的、唯一的标志性建筑，还是300年前的保俶塔。空间是有感染力的，不在于大，在于和谐，在于故事，在于文化。”

　　请城市决策者们多为市民保留一些和谐、故事和文化，这样也用不着委屈得背负“满城挖”的骂名了。（天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