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时候，一位爱好摇滚的同学递给我一张名为《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的卡带，我如饥似渴地听着里面的作品，但枯燥的呐喊和简单的节奏让我感到不知所云，直到后来，听了作者的《晚安，北京》、《美丽世界的孤儿》一类的作品，我才真正知道了汪峰。汪峰最初是以摇滚歌手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最近他为大众熟知是因为他的新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尤其是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翻唱了专辑中的《春天里》之后，他的知名度得以进一步提升。无数听众为旭日阳刚版的质朴与深情所打动，甚至有论者指出，汪峰应该感谢旭日阳刚，因为他们真正造就了《春天里》。

　　此前，旭日阳刚在春晚上演唱了汪峰的《春天里》。鉴于他们已由农民工卖唱歌手变成了商演歌手，近日汪峰要求其不再以商业形式演唱《春天里》。于是，那些沉溺于旭日阳刚带来的感动的大众，以及信奉“弱者伦理”的部分网友，对汪峰展开了批评，以致汪峰不得不重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针对旭日阳刚”，以缓解席卷而来的质疑声。

　　汪峰和旭日阳刚都是歌者，但却属于不同的生产体系。汪峰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他的生存之道在于不停地提供音乐作品，他有供消费者消费的舞台，音符，当然还有输出音乐产品的公司。消费者对他的认同是因为他作品带来审美上的愉悦，汪峰的音乐引发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批评，他是用声音在行动，在批判，从这个层面上讲，他带来的价值和约翰列侬、鲍勃·迪伦是类似的。如果说，汪峰极力阐述和追求的是未来的希望，是形而上的，那么旭日阳刚再现的则是当下的残酷，是形而下的，大众对旭日阳刚的印象来自他们光着的臂膀，劣质的麦克风，以及他们的农民工身份。在他们身上，维系了大众对弱者的感动与怜悯，旭日阳刚的生产逻辑更接近于偶像，即社会学家鲍曼所谓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和迅速过时”，当他们离开了地下通道，当感动与怜悯已经耗尽，他们的偶像效应也就随之消失，大众今后要获得类似的感动，就必须前往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去挖掘新的《春天里》。

　　然而，这是一个艺术表达不畅通的时代，人们遗忘了《一无所有》，习惯于《爱情买卖》。这是因为人们沉溺于器官的快感，因为旭日阳刚将《春天里》具体化了，形象化了，因为感动与怜悯来的更为便捷，因为摇滚歌手们被流放到了象牙塔上，所以，旭日阳刚的粉丝们更有把握声称，是他们的偶像使得汪峰更为人所知，并认为汪峰提出禁唱是出于羡慕嫉妒恨。

　　另外一个让旭日阳刚占据舆论优势的是一种“弱者的伦理”，旭日阳刚被禁唱《春天里》之后，包括中央电视台某主播在内的批评者在批评汪峰时都向对方表达了“大度一点又如何”的善意提醒，他们认为，旭日阳刚作为弱者，需要为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过去一直盛行的“弱者的伦理”，只要涉及弱者，正义感作为一种普遍的真理或是万能的武器，就会成为最好的辩护，然而，现代正义理论的奠基人罗尔斯在表达他的正义论时也显得有些“不正义”，即在追求社会平等的过程中，并非要消灭不平等，而要正视并且允许不平等存在，无论是弱者和强者，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正义的社会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均等的机会。放在中国社会，社会正义需要帮助的是今天的弱者，而非昨天的弱者，因为昨天的弱者很有可能已经先富起来了，需要帮助的是地下通道里的旭日阳刚，而不是舞台上的旭日阳刚。当旭日阳刚走上舞台，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弱者，更不是中国特色弱者伦理所保护的对象。

　　“弱者伦理”具有先天的正义优势，它立足于“性本善”，这种伦理需要确定的有两个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弱者的确认，即对方是否是弱者之外，还包括这种伦理是否合法。显然，此间旭日阳刚的支持者所聚集的是感性的力量，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汪峰提出了类似于施舍一样的道德要求，而忘却了法律规则。假如这样一种“弱者伦理”产生了新的伤害，那么它就无所谓正义，汪峰禁唱事件表明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理，即弱势就是大势，媒体的望文生义，以及部分网友的盲目追随、爱心泛滥，都是这个真理最好的见证。

　　无论是汪峰还是旭日阳刚，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与重申都是类似的。十多年前，何勇在香港对着舞台下的歌迷喊着“有没有希望”，以此反映时代之下人的无奈，如今，犀利的工程车代替了摇滚歌手嘶哑的声音；二十多年前，我们习惯于眼里含着泪水，如今，我们执着于爱你爱的深沉。汪峰和旭日阳刚之间，我们需要做出选择，这次禁唱事件提醒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弱者伦理”，至于说是汪峰成就了旭日阳刚，还是旭日阳刚提升了汪峰，如果我们排除了无味的煽情和刻意的感动，静下心来讨论音乐本身，就能发现，说旭日阳刚造就了汪峰，就犹如说凤姐普及了社会学，芙蓉姐姐宣传了成功学，而事实上，早在之前，无数专家学者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努力，他们的劳动需要获得我们的尊重。(何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