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清晨，在25日温岭患者杀医案中遇害的王云杰医生的遗体运至该市殡仪馆，百余医护人员送行。随后，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该院门诊楼外，举着“医疗暴力‘零容忍’”、“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等牌子举行抗议，希望当地政府领导关注医护人员人身安全，杜绝医院内出现医疗暴力。（《京华时报》10月29日）

　　这起恶劣的杀医惨剧让人难过，医护人员的诉求也令人动容。就在前不久，有关部门还披露，仅去年一年，全国就共发生恶性伤医事件11起，造成7死28伤的严重后果。那么，面对越来越多的恶性伤医案例，究竟怎样才能切实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呵护这个社会最起码的医疗秩序呢？警察能保护医生安全吗？

　　警察的介入当然能够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此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也明确规定，“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实现警医联动，确保恶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可以说，在不断升级的医患纠纷中，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有警察才有能力控制事态恶化，并制止暴力犯罪。

　　事实上，这些年来一直有论者呼吁警察进驻医院。这次温岭杀医事件发生以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表示，准备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公安人员进驻医院，加大针对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设立医疗场所纠纷预警及应急响应机制。

　　客观而言，在这个问题上，警察进驻医院、联合打击医暴，或许有效，但依然属于“应急”的范畴，很难治本。更不要说完全杜绝医院内的医疗暴力了。

　　这是因为，一方面，医患纠纷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警察也未必具备公平仲裁的能力。通常的情形都是各说各的理，很难达成理解和认同。在医学专业与百姓认知之间，存在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一般百姓既没有能力跨越这样的专业门槛，而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往往也没有耐心让民众知晓这些。沟通的阻滞也使得双方从最初的争执，上升为意气之争。

　　加之，即便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个相对比较公开、公平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患者在医疗维权上处于天然弱势。现行的医疗纠纷调处多由医疗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即便有第三方介入，也因为专业知识匮乏而难保公平、公正。不信任的情绪酝酿得久了，往往会以暴力作为突破口，从而发生两败俱伤的不幸事件。

　　另一方面，从现实中看，动辄就动用警力的做法也并不可取。且不说警察介入医患关系之后，很可能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放大患者一方的不信任、不服从的情绪，即便有关部门同意派驻警察，以目前的警力情况而言，哪里有那么多的警察可派？

　　因此，警察进驻医院，控制现场事态，遏制暴力升级，并无不可，但从长远看，还是应该寻求更平和、更有效的制度机制。比如说，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持续推动医疗机构的作风改进，切实改变时下愈演愈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同时，也要逐步开放纠纷调处机制，从头做起，防患于未然，不要一味冷漠、坚硬，非要等到事情闹大了才认真对待。

　　要知道，医患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能不能产生良性的互动，既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是非，也取决于双方的沟通交流，唯独不会经由震慑产生。（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