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传】

　　【二】 顺时而创，竞成大业

　　(1)乘共和革命之风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朝黄龙旗被民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二字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由陆费逵起草的宣言声明其使命，培养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世纪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橘皇灿烂”。

　　二十年后，陆费逵回忆中华书局创立之时，有这样一段话：“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指南，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以中国第一部近代教科书——蒙学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文明书局，于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可谓如虎添翼。文明书局的发展之道，对中华书局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中华书局盘并的另一个书局——杭州聚珍仿宋印书局，同样让中华受益不浅，为之后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上增添有力臂翼。

　　(2)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3)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