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细节是一种美。创建文明城市就是从我做起，从讲文明话，做文明事做起。前不久，一个武汉孩童在天河机场用汉腔粗口对父母讲话，父母不加制止，而且还“在那傻乐”，于是引发一场“汉骂”风波，数十万读者网友参与讨论，《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全程关注并加以正面引导。“汉骂”到底有什么负面影响？“汉骂”的病根在哪里？如何客观评价武汉市民的文明现状？细小行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以“汉骂”风波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文明的品质？等等，仍是广大读者和网友所关注的问题。湖北日报开辟专版，请专家、学者及广大市民参与讨论，以期对武汉乃至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

　　病在口上 根在习气

　　藏在民俗背影里

　　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汉骂”的演进、流行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共同的语境，共同的群体，共同的习惯。当群体成员相互间经常使用粗口语表达心态、意向或需要，并得到一定的满足感时，其流行环境和氛围便得以形成；说粗口语总是流行在特定人群中，使它的传播不仅具有职业的群体性，还具有地域的群体性、年龄的群体性和学历的群体性；说粗俗口语是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成的。“汉骂”这种粗俗口头用语，由来已久，它是民俗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志书，对“汉骂”的记述较少，而到了清光绪年间，《湖北通志》对“汉骂”的记述就渐渐多了起来。这说明，“汉骂”是从清末开始泛滥开来的。

　　生长在战乱中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朱建颂：“汉骂”成了一些武汉人的口头禅，与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成了一盘散沙，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了兵荒马乱之地。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统治、日寇长达8年的侵略、清红帮的横行霸道……可谓群魔乱舞，民不聊生，世风日下，这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语言行为习惯，渐渐地，“汉骂”就成了武汉人一种特有的排遣和发泄方式。

　　飞溅在码头上

　　省社科院研究员袁北星：武汉有着独特的码头文化，其基质是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导致武汉文化的价值导向偏离正统儒家文化的轨道，趋向市井性、商业性，形成追逐功利、轻视文明养成的文化氛围。同时，码头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资本的流动，带来诱人的利润，旧时武汉码头疆域分明、帮派林立，为争夺码头利益，养成爱逞强、好抖狠的个性。码头上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码头工人群体，他们工作强度大、经济收入低、劳动方式单调、生活空间狭窄，平时劳作、生活中的无意碰撞易演变为言语和行为上的故意冲撞。如“汉骂”就容易成为一种宣泄方式。因此，武汉话里既有智慧出彩的一面，也有不堪入耳的一面了,也就不仅有热心肠、直脾气，也不乏粗鄙、庸俗了。

　　沉淀在地理中

　　武汉市社科院干部谢金辉：我们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汉骂”作为武汉地域文化中的一个方面，必与其地理环境有关。武汉是个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城市。夏天高温炎热，冬天有时刺骨寒冷。这种大起大落的气候差异，也使武汉人的性格易暴易怒。骂人，或许就成了武汉人应对这种自然环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当然，我们这样分析，不是为“汉骂”解脱，只是说，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可能是“汉骂”形成的一个因素。

　　纠结在素质里

　　省委党校教授孙大敏：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的父母也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我从小到大从不骂人。这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的父母从不骂人，对我们兄弟姐妹言传身教。我上小学时，同学都是海军工程学院的子弟，他们的言行非常文明礼貌，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在小学、中学、高中都是班干部，这对我也是一种自觉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