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答子贡问政一节,究竟是政治哲学还是心灵鸡汤,究竟是施政之举还是修养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中的“民信”,究竟是政府取信于民还是人民信仰政府?可谓人言言殊。台湾学者南怀瑾指出,“民信”是指人民对政治的信赖(《论语别裁》),大陆学者李泽厚则认为,“民信”是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论语今读》)。两位都是大家,见解多为学界所采认。针对有人对“子贡问政”的曲解,李先生曾有过纠偏之论,“好些注解都作个体修养讲,但原文明明是回答如何搞政治。”但在《论语今读》问世三年之后,仍然有人将“民信”诠释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于丹论语心得》)

　　“信任”(“信赖”是“信任”的同义延伸)与“信仰”的区别何在呢?《现代汉语词典》提供了如下释义,“信任”是“相信而敢于托付”,“信仰”则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在西方政治语境中,政府被称为“利维坦”。撇开权力制约的现代政治理论不谈,毛泽东在“窑洞对”中就曾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有人却要人民“极度相信和尊敬”政府,这不仅与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相悖,也与我们党政权建设的根本宗旨不相符合。传统文化如此传承,不免带有心灵麻醉与思想愚弄的嫌疑。

　　孔子在与子贡的谈话中,将粮食充足(“足食”)、军备充足(“足兵”)与人民信任(“民信”)作为施政之道的三个条件,政府显然是主体。在上述条件必须三去其二的情况下,可以先去军备(“去兵”),次去粮食(“去食”),“民信”却不能去,因为“民无信不立”(“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就无法立足”)。在“民信”问题上,有人却主客颠倒,将政府偷换为“老百姓”,片面强调民众对政府的信仰,以此作为民众个人修养的高端境界。其实,即使从历史的角度这一论点也是错误的。政府诚信作为“民无信不立”的内在本质,在孔子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岁月中,曾经有过正反各方面的政治实践。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因为丧失了政府诚信,导致了西周灭亡,他本人也身败名裂。秦商鞅徙木以立信,因为注重了政府诚信,成就了一代强秦,终于一统天下。

　　近年来,一系列丑闻使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诚信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葬送了奶粉声誉；唐骏学历“造假门”,败坏了学术信誉；郭美美炫富事件,毁灭了红十字会的公共形象。一般说来,唐骏学历造假,属于个人诚信；三鹿奶粉掺毒,属于企业诚信；而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危机,则属于政府诚信(公权力诚信)。在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诚信这三者关系中,何者是关键呢?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又是社会信用制度的执行者、维护者与示范者,这就决定了政府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政府诚信的本质是政府对社会与公众的承诺,政府诚信的基础则是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政府诚信体现为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和政策本身的预期性。如果政府本身缺乏诚信,不仅政策的预期性由此丧失,而且制度的稳定性也被怀疑。

　　唐代政治家魏征曾经指出:“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第十七》)话虽简约,却道出了政府诚信问题的重要性。假如一个政府不守信用、缺乏诚意,其行政行为往往是“一阵风”或“运动式”,公众怎么可能真诚地信任政府?倘若政府奉行“公司主义”与民争利,公众怎么可能心悦诚服地遵从政府政令?

　　政府诚信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时值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当年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再次强调:“如果不迅速建立诚信体系,我们在入世后新建的规则体系可能就会坍塌。而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诚信体系,首要的是政府的诚信。”(12月1日《南方周末》)政府官员可以“花开花落”,政府诚信却不能“云卷云舒”。政府诚信的建立有赖冰冻三尺之功,政府诚信的丧失只需杯酒谈笑之力。殷鉴在兹,尤应戒惧!（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