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艺人“小老黑”金业勤（右）接受首都图书馆王炜采访。

　　国家图书馆近日宣布，首次将口述史纳入图书馆的收藏序列。这是一个迟到的消息，却也是口述史在国内的真实处境。长久以来，国内专门从事口述史的专业研究人员稀少，甚至连围观者亦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与国内特有的丰富口述史资源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高度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吸引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口述历史的研究，就显得异常迫切，而口述史被国家图书馆纳入收藏序列，为其在国内的开展添了一把火。

　　记者手记

　　为什么要做口述史

　　采访做口述史的学者、记者，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尽管口述史处境尴尬，投身在其间的人却乐此不疲。他们说，口述史为其搜集民间的历史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他们不仅觉得很有乐趣，更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

　　长期钻故纸堆的学者们发现，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即便有，也不过是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问世，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口述史可以弥补高高在上的历史文献的不足和遗憾。

　　口述史着重从个人的经历、感受来总结历史，突出了原始质朴的历史形态，它让曾经的历史变得鲜活，也让干巴巴的历史充满了原生态生活的质感。不仅如此，口述史的到来，也让读者获得了新鲜的阅读体验，更让他们体验到探究历史的无尽乐趣。

　　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说:“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国内的专家也逐渐认同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口述史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获得了尊严和自信，而那些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这也许正是口述史最大的价值。

　　1 口述史研究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通过亲历人的口头讲述，以文字、录音、影像方式搜集鲜活的历史，以专业的历史研究方式加以叙述，被称为口述史。其价值在史学界被提得很高，但亲自动手做的却不多。尽管也有人因研究需要在做口述史的收集工作，但鲜有学者和专门机构为之。事实上，口述史的采集研究一直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回忆，1993年，她从台湾带回了厚厚一摞书，全是普通民众的口述史。一本本书翻过，定宜庄内心掀起了波澜：“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叙事的话语权过去都掌握在政治家和上层人物手里，一般的平民百姓没有说话的机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可是，口述史给了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我觉得这特别难得，这种做法打动了我。”定宜庄决定试着做一做。

　　定宜庄一直在做满族妇女史研究，1996年，她决定将这个研究项目作为口述史的实验田。“满族旗人妇女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我想听听她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她们的生活、看待她们民族的。”

　　定宜庄有个朋友的岳母是满族妇女，这位朋友说，老太太总跟旁人讲，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很多人家一家家都“殉”了。这位老太太就是定宜庄的第一位采访对象。定宜庄说：“老太太叫祁淑洪，接受采访时已有70多岁，她讲话生动麻利，故事一个接一个，但都扣住了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的生活。”老太太跟定宜庄讲，她母亲坚持剪头发，不留旗头；还说旗人男人没本事，家里那点儿钱都让他放秃尾巴鹰了；她说旗人卖东西不敢开口，藏在犄角旮旯里……这些生动的话儿，定宜庄至今都记得。

　　多年来，定宜庄采访了上百人，她的《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和《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也相继出版。

　　在首都图书馆，也有人采集与北京记忆有关的口述史。

　　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的书柜里，每一段口述录音都被一一编号保存在光盘里，它们记录着珍贵的北京记忆。文献中心副主任王炜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记录的口述历史已有8400分钟。”

　　首图开始采集口述史是在2005年，第一位采访对象是北京史专家王永斌。王炜说：“王永斌曾经走遍北京的胡同、商业街和老字号，我们历时3个多月，录音长达36个小时，最终结集出版了《大前门——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两年前，首图又设专人专职采集口述史，11位天桥老艺人的人生经历因此被抢救下来。

　　在从事口述史研究的队伍中，红十字会崔永元公益基金口述历史项目组阵容十分庞大，目前已有40人从事影像口述史的资料搜集、拍摄和后期资料整理等工作。这个团队目前已经采访了近4000人，其中抗战老兵有400多人，而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则有200万分钟。

　　2 口述史不是树碑立传

　　“口述历史不是树碑立传，而是记录大时代下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在定宜庄看来，时代、文化投射到每个人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通过个人感受的差异性来反映大时代的状况，正是口述史的奇妙之处。定宜庄甚至认为：“如果个人经历不与大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就变成了琐碎的唠唠叨叨。”

　　定宜庄和她的小团队目前正与北京出版社合作，今后将陆续推出20卷的《北京口述历史》。北京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说，明年年底，这套书将出版四五卷，其中包括顺义庄头的口述历史、一个旗人家族的口述历史和宣南文化口述历史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杨原是《北京口述历史》项目组的一员，他没有想到，刚一入手，就被口述史迷上了。杨原目前正在采访一个鸣虫世家，他说：“我采访的这位北京大爷，其家族在清朝时给宫里供鸣虫（如蝈蝈、蛐蛐），从他祖父开始的三代人，一直给梨园行供鸣虫。”杨原说，这个鸣虫世家曾给尚小云、梅葆玖供过鸣虫。小小鸣虫牵扯出丰富的文化背景、人文风貌，更激发起了杨原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一次次走访，让口述史专家发现，通过挖掘大时代下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定宜庄说：“说北京人养鸽子的文章太多了，但来来回回都是那一套，我们做口述史才发现，这里面有故事，其中就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里面蕴涵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她举例说，就像裹鸽子，不同身份的人处理方式就不同，自家鸽子被裹走了，平民会为此打架，而贝勒爷载涛会淡然处之：“裹了就裹了吧。”

　　首都图书馆的李梦楠和孟云剑新近刚刚走访了京剧界老人——83岁的王佩林。孟云剑说：“老人家说的全是老戏班的舞台后台管理，就说撂门帘吧，上门帘和下门帘怎么个撂法，是不一样的，老人的细致讲述从文献里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