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发表时间:2016-11-24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新华社记者杨维汉、陈菲、荣启涵)重庆南岸区海棠溪街道蜀羽家园是典型的老旧社区,政府想整治,可有群众觉得应该全由政府掏钱,意见难以统一。

  2014年起,南岸区实施大事政府解决、小事村居委会主导协商、私事由居民自行解决的“三事分流”基层民主议事机制。不久,社区改造达成共识,蜀羽家园面貌一新。

  近年来,各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浙江杭州西湖区的城乡一体社区网络化治理体系、河南焦作解放区的“334”楼院协商治理模式、北京朝阳区的社区“居民提案”等新形式纷纷涌现,社会治理从政府“单打独斗”变政府主导、群众共同参与,触角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创新体制机制,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平安中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从“管”到“治”,一字之变折射国家治理理念提升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途径,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孟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理念新要求,阐明了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变”是对现实变化和时代特征的精准把握——

  当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赵孟营说:“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一方面‘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在这种宏观变化面前,单一的政府管制方式难以适应新情况,多元主体共治成为发展趋势。”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变”彰显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理念——

  经过探索创新,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方式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发展,治理体系从党委政府“撑船”转向“掌舵”,努力构建党政主导、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赵孟营说,“这就要求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润枝认为,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理念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互动与调和,实现社会合力的最大化,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主体性充分发挥,有利于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充满活力、安定和谐。”“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变”凸显为民情怀和依法治理——

  网络社会悄然兴起,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新要求、新期待。强化互联网管理、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参与的网络治理机制……加强全网全程治理,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一个国家各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围绕公民身份号码、组织机构代码、网络实名、手机实名等制度出台一系列规定,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快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法治是一种依法治理的良好社会治理状态。法治应当是一种社会治理的目标,即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有序,人民生活幸福。”

  在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是党推进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

  上下联动,彰显社会治理整体性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今年国庆期间,井冈山车流、人流剧增,但整个景区秩序良好,很多景点已连续多年实现“零发案”。这不是偶然。针对山区地域广、群众求助难的特点,井冈山市建立了268个“110服务点”,在老百姓家门口就能服务群众。

  群众看平安,首先看治安。群防群治已成为江西省治安防控体系的强大支撑,全省现有治安巡防员近3万人、治安志愿者近20万人。去年江西八类严重暴力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1.4%,全省公众安全感指数达96.35%。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大脑中枢”的顶层设计与“神经末梢”具体执行联动,才能保一方平安,为社会治理长远发展奠定基石——

  近年来,中办、国办印发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全方位提出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体措施;出台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压实“关键少数”的社会治安综治责任;出台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用群众习惯的方式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

  张润枝表示,中央层面推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信访、应急、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的系列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各地社会治理实践千帆竞发,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治理新样本,收获了许多鲜活的社会治理新经验。

  广东深圳坪山新区的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四川成都温江区的“343”社区协商共治机制、山东青岛市市北区的“互联社区”治理服务新模式、江苏太仓市的“政社互动”开创社会治理新格局……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正是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真实写照。

  明确主体,形成合力。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撑起社会治理的“主心骨”——

  在辽宁大连,综治及平安建设被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和各级党委政府重点民生工程。大连市还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目前全市100多万名志愿者、3万多名专业保安、4000多个公益性岗位人员全部参与社会治安防控。

  在广东珠海,以各区、镇街党委政府为主体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集研判、预警、督办、问责、考核于一体的“平安指数”工作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珠海市综治办负责人介绍,如果预警结果多次超过正常值20%的范围,镇街相关负责人会被约谈。这是以倒逼机制让评价对象产生压力,增强平安建设动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避免“神经末梢”问题上升到“中枢神经”层面解决,在打通“微循环”方面,基层不断创新探索——

  社会治理的源头和支点在社区。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的“三社联动”让更多群众加入到社区治理的进程中来,“三社联动”在社区管理协调、社区服务提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

  北京、四川等地通过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疗、劳资、物业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专家曹志刚认为,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弥补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在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服务提供中的不足,其核心在于“联动”。

  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专家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壮大社区社会组织规模为目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鼓励支持包括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治理;以专业社工引领义工,通过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支持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把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上下联动、分工负责,正逐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偏弱的难题。”赵孟营说。

  “智慧治理”,增强社会治理科学性系统性

  今年3月,连云港市救助管理站的小院里,50岁的郭秀英被年迈的父母紧紧搂在怀中。

  患有癫痫痴呆病状的郭秀英2年前走失,一直是救助站里的“无名氏”。救助站与公安部门合作,免费展开DNA数据采集和寻亲登记,郭秀英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运用DNA比对、上线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新手段,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500多名受助人员返回家庭。寻亲工作取得的进展,是近年来我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

  如今,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赋予了社会管理更高的“智慧”、更强的“能力”。

  专家认为,“智慧治理”的科技创新把需求者和解决问题的部门机构整合对接起来,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治理全过程。

  “网格化”是近年来各地推行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区县为单位,将辖区划分为城市网格、村居网格、企业网格以及在人员密集、设施复杂、安全风险较大的地区设立特殊网格,将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和服务纳入网格。

  一个个网格如同一个个细胞,感知社会最细微的变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环环相扣,构成无缝对接的网络,解决政府监管部门“看不全、看不到”的弊端,使基层社会的人口、治安、就业、环境等数据库体系不断扩充,让社会治理更快捷、更准确。

  应对网络舆情,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今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发布了《2016上半年社会治理舆情报告》。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国公共部门面对突发性社会治理舆情的响应速度显著提升,对舆情早期传播的处置能力有较大提高。

  在列入报告统计的200多起社会治理舆情案例中,政府回应率达95%,有超过60%以上的事件政府首次响应在事发24小时之内。政务新媒体成为响应与互动的主阵地。

  建立线上动态发布与线下依法处理同步的社会治理舆情处置机制,增强了党政机关发布信息、回应关切、引导舆论的能力。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提高抵御地震、水旱、气象、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完善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防治应急体系,都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和准确及时的组织应对。

  近年来,各地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此外,健全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强化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培育规范信用服务市场,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与时俱进、永不停步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探索、新贡献。只要继续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创新,一个“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将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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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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