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旁及的领域，比如为了写一位基督教牧师，霍达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还有香港的商人、佣人、苦力，当时的建筑、车、船、轿子、服饰、饮食，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语，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还原了历史，她便让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了：京师举人易君恕、新界抗英义士邓伯雄、英国牧师林若翰、林若翰的养女倚阑、香港商人迟孟桓，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一起，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缝隙里进行自己的创造，而又让别人看起来浑然一体，这正是作家的乐趣所在”。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两个奖项，十年后又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她至今记得走访抗英义士故乡锦田的一个细节。那正是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她去寻找一处古迹——掩埋着抗英义士遗骨的“义冢”。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间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白茫茫一望无际，让远方来客的内心悸动不已。

　　她问当地人：“请问义冢在哪里？”

　　得到却是漫不经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这是霍达在香港采访初期无数次听到的回答。对殖民记忆的麻木，对爱国志士的淡忘，对血泪历史的懵懂无知，使她惊愕而又痛心。她竭尽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无知”变为“有知”，用一颗赤子之心，唤醒民族的灵魂，补全残缺的历史。当她终于找到义冢，肃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长眠地下的抗英义士在她的心中复活了。

　　创作谈：正直与诚实最重要

　　霍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最终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霍达说，她至今感谢恩师马非百，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霍达最喜爱司马迁的《史记》。她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她也热爱古典文学，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苏词豪放，辛词悲壮，二者均影响了霍达作品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霍达喜欢《水浒传》的张扬个性，喜欢《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喜欢《西游记》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却不喜欢孙悟空被紧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不大喜欢《红楼梦》的脂粉气。

　　这样的阅读偏好，使霍达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侠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常常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霍达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和话剧剧本，霍达均有涉猎，且屡屡获奖，偶有余兴还喜欢赋诗填词。她用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寻诗争似诗寻我。”这个“寻”，就是寻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总会有一种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经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来。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发掘出来。这个寻找的过程很折磨人，也很诱惑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惊喜和陶醉的时刻。

　　什么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霍达说：“第一条，天赋，包括与生俱来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诚实的人格。第二条，智慧，指的是丰厚的学养和表达技巧。第三条，韧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有着卑劣灵魂的人写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霍达以十年为界，把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接连发表多部报告文学和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穆斯林的葬礼》。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和长篇报告文学《海魂》，苦心研究、采访、创作三年，拿出了见证时代的历史小说《补天裂》。

　　新世纪，她带来了什么呢？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她关注的是民生。从2008年起，霍达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京城房贵，居大不易。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词汇，比“房子”更能牵动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楼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断垣残壁，三三两两的“钉子户”们，怀着焦虑也怀着梦想，在窃窃私语。霍达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苦衷：几辈子的老北京，凭什么搬到五环外头去？开发商卖楼赚钱，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腾地儿？她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拆迁现场调查研究，和有关人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探讨政策得失。这一切，都浓缩、升华为沉甸甸的三幕话剧《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贴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台上，四合院和新楼盘的争夺，“钉子户”和开发商的博弈，社会公平和市场杠杆的较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该剧由霍达之子王剑男导演，荟集了宋春丽、郭冬临、郭达、杨立新等明星大腕联袂主演，观众反响热烈，现场极其火爆。当演到梁德宝迫不得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时，观众发出喊声：“不能签！”当著名诗人萧穆的故居即将被摧毁之际，由宋春丽扮演的萧穆遗孀、鼓书艺人苏宛君击鼓而歌，为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树龄的名贵海棠献上一曲挽歌，气氛达到高潮。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记者 吴丛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