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角楼。（资料图片）

北京一处四合院。（资料图片）

　　许多年后，已过耳顺之年的梁春华时常回忆起儿时的场景：柳荫蝉鸣的夏天，街坊邻居们在种满花草的院子里乘凉、聊天，围坐在一起听话匣子，一群孩子们糊风筝、玩弹球、跳皮筋……

　　但现实却搅扰着他的美梦——前阵子，梁春华住了大半辈子的车子营南巷的祖屋门前，贴上了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公告：这里将交由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处置。

　　珍贵的老北京记忆

　　梁春华的祖父是近代名医梁保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梁氏迁往南城的宣外大街一带，也就是梁春华现在的住所。

　　“这儿以前是我们家前院，里面挂满了病人和徒弟们送的牌匾，这里就摆放着爷爷行医出门时的洋车……”站在已被拆掉的四合院的一片废墟上，梁春华说着。

　　这像极了陈凯歌老电影《百花深处》里，冯先生指着搬家公司的人诉说自家古老物件的那一幕。

　　梁春华骄傲地说，自己家中还藏有当年祖上留下来的绣墩，“上面可以摆放鱼缸，可漂亮了。”那根缠着线与装有路灯的木电线杆矗立在他家门口，“我小时候它就在这儿哩。”

　　不用翻开多久的历史，这片胡同附近以前还有鹤年堂、南昌会馆、宣武门……如今这些文化符号仅存于在那一代胡同人的口头念叨中。两年前，这一带还有2000多户居民，如今只剩下600多户待拆。

　　“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与四合院中。”作家冯骥才曾这么说。

　　事实上，近期官方发布的规划，已将保护范围从注重历史遗产向外扩大。

　　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简称“规划”）提出，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核心地位，扩大保护范围和内容的外延，要将保护理念拓展至整个北京市域。

　　虽如此，在一些历史文化的重构、老胡同的废存上却引来了不少争议。

　　临近宣武门外大街的一户平房内住着苏鸿谭老两口。苏鸿谭退休前是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学者，他曾建议当地政府在自己生活的菜市口附近建一个戊戌六君子广场而不是商业楼，但未果。

　　站在马路边，远远就能望见苏家院子里那棵亭亭如盖的黑枣树，那是他儿时手植，逢春便发芽。也许是老宅子面临被拆迁，苏鸿谭扶着树哭着说：“快发芽呀，我还没有走，你不能比我先走啊。”

　　苏鸿谭颇有些激动地向记者说：“他们拆掉的不仅仅是几栋平房，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和记忆啊，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平时约上街坊喝喝茶，你家做了炸酱面送我一碗，回头上他家吃饺子去。” 在苏鸿谭的邻居王记兰看来，这才是老北京的胡同文化。

　　事实上，旧城如何保护一直困扰着决策者和胡同里的老居民。政府这样总结“十一五”时期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难点：缺乏操作性强的法规政策保障、保护资金相对匮乏、旧城人口疏解难度大、人居环境有待改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