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的高度与高贵在恩格斯看来，是后人无法望其项背的。而一个逃不出的悖论是，这样的经典文明却建立在“业余”的水平之上。

　　汉密尔顿说，“你想象得到全美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同时也是全美最优秀的诗人、政治家和将军吗？是的，只有你想象得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你才能真正理解希腊。”

　　古希腊的“业余”源于它的公民必须在太多的职责之间维持平衡：作为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枕戈待旦；作为政治家，他们每月3～4次参加公民大会的讨论和表决，接受一生中十几次选入常务委员会和两次当选国家元首的平均概率；作为法官，他们在陪审法庭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然后以投票方式决定当事人的命运；作为戏剧评论人，他们在半圆形剧场观摩悲剧演出并选出优秀剧本；作为运动员，他们将涂满橄榄油的身体投入奥林匹亚以及其他取悦诸神的竞技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教育家，他们把未成年的公民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这种“一帮一，一对红”的公民教育方式，竟然被有些国人解读为古代的“同性恋”甚至“娈童”，可见我们与这种“业余”文明的隔膜之深。在我们看来，只有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士才能获准从事“教育”！

　　然而，在“业余”的古希腊世界，“专业”是被强制或剥夺的结果，因此与奴隶身份相联系。比如，今天通常归之于“公务员”名下的那些高度技术性和程式化的工作，就完全托付给专门培训的奴隶。雅典城邦的300名警察清一色地由西徐亚奴隶弓箭手充任，文牍吏则由行政长官各自出钱购买并培训。

　　历史对今天的控制远远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今天西方社会的公务员仍只是权力行使方面的技术员，权力行使的意义结构则由政治家来确定；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即不能参加任何党派，他们还永远被剥夺了成为政治家的可能。这些都使人想起了他们遥远的历史出身。而发生在今天我国的公务员考试热，又何尝不意味着与我们自以为告别了的历史再度相遇——是的，那个历史是“学而优则仕”。（毕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