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评不能成为泼妇骂街
发表时间:2014-11-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虽然崔永元先生与肖鹰教授的骂战已经渐趋平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中国当代戾气十足的公共对话的一个经典范例。很少有理性、平和的就事论事,而是动辄直指人身的意气之争。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讨论最后与市井无赖的骂街几无差异,最多只是拐着弯骂人与直接跳脚大骂的区别。

  一方面,只要你听过原生态的二人转,你就会赞成崔永元对赵本山的评价,赵氏二人转的确已经算是二人转中的大雅,虽然这个雅不过是大俗中选雅、恶俗中比雅。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你认真地看过赵本山老师这十几年来的小品脉络,你也会由衷地赞成肖鹰教授对赵本山的批判。赵氏小品在这十几年里,从对基层干部丑态的犀利批判,逐步滑落为恶毒嘲笑残疾人、老实人的低级趣味。这不仅是俗,而且的的确确是恶俗。

  崔、肖两位先生说的本不是一回事,一个人谈的是二人转,谈的是相对而言的雅,一个人谈的是“小品”,谈的是春晚小品的日益流俗,但是两人最后能够秦琼战上关公,打得如此火星四溅,也的确算是一段“孽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一旦观点冲突,甚至只是乍听起来的冲突,社会批评家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火气十足地直指人身了。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是弱智,就是不配谈逻辑。这种霸道的指摘不仅毫无知识分子行文用语的美感,而且严重恶化了公共对话的氛围。这顶“弱智”的帽子其实与赵本山是雅是俗的讨论毫无关系,而是由转基因的争论而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争论已经不是围绕赵本山是雅是俗这一事件就事论事了,而是将对话的焦点直接聚焦于崔永元个人。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言,这种扭曲议题是不专业的,从公共对话的准则来看,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评价是不道德的。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分子。严格来说,中国的社会学科在规范性、理性化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很多人缺乏凝聚议题的能力,也不太了解理性对话的规则,一旦讨论问题,总是在激扬文字之间,情不自禁地向着传统文人“好人、坏人”、“君子、小人”的二分法靠近。更悲哀的是,这其中的很多人虽有传统之陋习,却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习得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道,最后是既不明事又不达礼,虽然懂得不少高大上的词,但是写起文章来,仍然是戾气十足、简单粗暴。

  在很多时候,作为“俗”的批评者,知识分子更应警惕自己在批评中流俗。比如说,赵氏小品最恶劣的地方,在于以他人的疾病为恶搞的对象,而以抑郁症来攻击崔永元,与赵本山的恶俗何其相似?又比如说,批评家说郭敬明恶媚俗,郭敬明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高票房好多年了;批评家说赵本山恶俗,赵本山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当春晚艺术家好多年了;崔永元说肖鹰先生的文字对不起教授的身份,肖先生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当清华教授12年了——这样的论争,其实是不讲逻辑的。

  作为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要理性、专业、就事论事,作为文人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温和、儒雅、保持体面。可是今天中国的很多批评家,往往既不专业,又不体面,完全靠着大学教授的名头来虚张声势,真的十分让人失望。(储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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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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