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带有恒定性的文化精神价值，都是稳定的、恒久的。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表述上，在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彼此可以互相阐释。

　　中国是“文明体”国家，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本体的一些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今天，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理想，希望世界大同。究竟能不能实现大同，我相信那是很遥远的事。但这个世界既然产生了那么多的纷争，最后透过纷争走向和解，从而达至大同，不是没有可能。

　　20世纪是一个纷争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人类还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吗？人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这个世界走向和解？中国文化里面“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己可能找到解决之道。当然也不是一味跟人家讲和，都欺负上来了，打到门上来了，中国人也是有勇气，有智慧，战胜那些残暴的势力。但是我们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一些，应该更和谐一些，应该有话好好说。战争常常是不智的表现，战争不是人类问题的最后解决之道。

　　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在近代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一言难尽，在我看来，其实落后不落后，主要在于肯不肯学习他人的长处。

　　中国落后的根子在清代。我的老师戴逸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对清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比较高。清代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清代在版图建构方面贡献巨大，清代中叶经济发展，规模当时世界一流。但是在康熙末年以后的清代中叶，中国关闭了跟西方交通的大门，这个对中国损失极大。直到后来人家打来了，我们的大门被撬开，狼狈不堪。

　　近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条英明智慧之路。但文化的精神建设比之经济的发展，显然比较滞后。当代文化建设少不了传统资源的补充。我今天讲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当代价值建构的必要组成。可是精神价值的建构是一个长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这是一个大战略，不是一个小技巧。需要从小就有这个训练，这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道德依据。

　　因此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应该开国学课。对国学的概念，20世纪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经没有传下来，现有“五经”。“六经”的文字经过孔子删订，汉代重新整理，形成可靠的定本。这个定本在中国差不多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公私学校教学的基本教材。

　　“六经”为什么重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论语》《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只不过孔子的表述，是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阅读理解。所以今天学习“六经”，学习国学，应该从《论语》开始。事实上，只有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六艺之学”，才能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历来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价值教育。你看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但是百年以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以后，丢失了传道的内容，教师只教书，不再育人。过去中国的教育系统很独特，不仅学校、书院传道，家庭这个系统也是传道的渠道。另外所有的官员都负有“教民”和“传道”的职责。有的官员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地区，会带来新的知识，就像苏东坡到海南，带去很多种植和饮食的知识一样。但我们现代教育在这一方面反而有缺失了。所以我主张通过开国学课，补充上价值教育这一课。但这个过程会很长，不是十几年、几十年的事情，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的事情。

　　我的期待是，经过长期熏陶，循序渐进，包括敬、诚、信、恕、和、耻等在内的这些“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能够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