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1959年毕业于山西省公安学校，有一定的文化，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因成分不好，1962年被下放回家务农。那时他上有老、下有小，思想上压力很大，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他肩上。

　　从挣“工资”变成挣“工分”，生活十分艰难。20世纪60年代，在生产队干一天活，记一个工，分不到几毛钱。为养家糊口，父亲到村办煤矿干活，结果工分没挣到，却因事故落了个腿部终身残疾。为了生活，父亲带着残疾之躯自学木工，但一技之长在农村找不到活干，也无用处，只有进县城才能维持生计。当时生产队不允许“重副轻农”，严格约束外出挣钱。父亲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再三恳请生产队干部给个出路。多次请求，勉强得到生产队同意，但外出挣到的钱必须按月上缴生产队，记作工分。县城木工日工资是3元2角5分，交队后可月计10个工分，当时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4角7分钱。如此吃亏，父亲也无怨言，还是含辛茹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城内干木活。父亲深知：人无信而不立。

　　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县城单位干活，会计手续繁多，当月工资当月不一定能兑现，甚至拖延时间很长，严重影响父亲按时给生产队会计交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能借钱交给生产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多年。当儿女的不清楚父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他坚持“诚信”二字，得到了队里的信任，在社会上口碑很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父亲诚信理念的引领下，我们兄弟几人均已长大成人。父亲木工活干得红红火火，家里责任田连年丰收。当时我家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副业收入，在村内村外是小有名气的致富户。回想起当年，父亲借钱、交钱得来的“诚信”治家理念，正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传家宝。

　　父亲故去后，虽没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但在艰难困苦中把我们养大成人，特别是留给我们的“诚信持家”的精神财富和传统家风，永远激励我们诚实守信，正派做人。诚信让我们路子越走越宽。（李瑞珍 作者系临汾市汾西县住建局城镇环卫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