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的行为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

　　闯红灯可谓现代城市治理的顽疾，如何有效纠治这一现象，让不少城市管理者伤透脑筋。在经过近一个月“缓冲期”之后，北京5月6日正式开始对“组团式过马路”说“不”，对不听劝阻、带头硬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分别处以10元和20元的罚款。

　　想铲除闯红灯这样的“城市牛皮癣”，仅仅寄希望于一场运动式的治理并不现实，即便是像北京那样将专项整治贯穿全年，其持久性的效果也有待观察。所以出现“组团式过马路”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迅速进入汽车时代，但道路文明水平却没有随之迅速提高。因而倡导交通文明，培养公民对法律规则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问题在于，如何培育公民的这种规则精神？

　　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行人闯红灯的现象一直如影随形。执法时紧时松，一些城市的马路秩序也时好时坏，在这种执法游击战中，交管部门面临的困境在于：人人都有可能闯红灯，但执法力量不可能强大到对每个行人盯梢的地步，于是治理者往往在情况严重时展开集中式治理，寻求短期内的治理效果。一旦秩序好转，执法的松懈便导致闯红灯现象回潮，久而久之易在民众中形成误区，闯红灯是“正常”的，等红灯反倒成了“异类”，甚至在违法行为受到矫治时感到不适应，出现抗法现象。

　　对公民而言，尊重法律乃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组团式过马路”凸显出的是公民自利性的选择，对规则的尊重与遵守让位于个人私利性的偏好，此时就需要执法予以纠偏。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矫治，才能让公民最终形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习惯。但是，行政执法的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一旦执法松懈，行人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出现运动式执法的怪圈，甚至让公民产生逃避法律、规避法律的心理，使得其服从规则的行为习惯更难确立。

　　可见，治理行人闯红灯首先考验的是执法耐力。10元钱的罚款虽然算不上什么，但蕴含着对违章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让违法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久而久之能够在人们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并转化为“理应如此”的文明操守。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公民违法行为的矫治，处罚的严密性、持久性较之严厉性更为重要。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彻底走出“组团式过马路”的治理困境，执法必须自身回归法治正途，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寻求对公民行为失范的纠偏。只有执法始终恪守本职，不缺位、不越位，秉持“愚公移山”的法治毅力，才能最终获得良好的马路秩序，也必将让公民享受到秩序带来的文明与自由。到那时，公民守法将不再出于处罚的威慑，而是出于热爱法律的德行与良知。

　　当然，从城市管理的善治层面看，还需在均衡路权冲突的基础上，将闯红灯行为纳入马路秩序的综合治理轨道。既要在交通设施上为行人提供足够的便利，也要同时治理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章。对公民自身而言，则需要从这场治理中懂得：法治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期待，它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之中。（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