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捂越传奇吴之如 画

　　彭宇案只是道德乐章中弹错的音符

　　司马厚德（媒体评论员）

　　2006年末发生在江苏南京市的一起民事诉讼案——彭宇案，在经历了5年多的发酵后，成为争议极大、民众和社会最聚焦的民事诉讼案，进而被许多人定性为“引爆”社会整体道德倒退30年～50年“导火索”的“标本案件”。笔者认为，这实在夸大其辞，简直就是一顶沉重的压头“高帽”。

　　首先，并不是彭宇案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众所周知，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件古今中外都发生过。可是，在彭宇案发生前，那些事件都是先有“准彭宇案”、“类彭宇案”发生从而“引爆”吗？在彭宇案发生后，国内各地发生了一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件，难道就仅仅是彭宇案造成的吗？在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所有事件中，围观者个个都知道南京的彭宇案吗？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下、进退，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等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力量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交织作用决定走向，岂是一个彭宇案所能够左右了的。

　　其次，中外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在所难免。英国工业革命前“圈地运动”那用“血与火”谱写的悲壮的道德乐章，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用“血和肮脏的东西”滴染的道德历史，都在诠释道德滑坡的根由和路径。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是转型的大背景决定和影响着道德发展的运行轨迹。笔者并非为道德滑坡“护短”和“正名”，而是在呼吁和警醒人们找准病因，思考和筹谋防范对策，将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勿使社会道德之“船”偏离正确航道。

　　第三，彭宇案只是一个具有“非典型”意义的事件。彭宇案原来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但由于办案部门操作环节的失误，加之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于是，彭宇案被误读和放大，产生了许多本不该有的负面效应。另外，彭宇并不是“做好事反被诬”代言人，硬是把他和其他当事人拉进“做好事反被诬”的“人造道德事件”里，是多么地牵强附会，对当事人和社会都有极大的伤害作用。彭宇案只是社会道德乐章中一个弹错的音符，说“彭宇案让中国整体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50年”，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拿彭宇案说事，更不要把社会道德水平倒退的所有责任都归于彭宇案。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历史长河中，道德滑坡时期相对来说只是短促的一瞬。从当前我国的道德现状来看，我们不应该避讳道德滑坡之说，但也应该清醒地判断：不道德的事件和现象只是末流和细枝，社会远未到“礼崩乐坏”这等耸人听闻的程度。道德历史前进的脚步是铿锵有力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舆论监督有助司法公正

　　高杰（市民）

　　彭宇案的确被误读了。但是，并不是舆论的误读。

　　该案被误读的主要原因，一是法官审判中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做出不恰当的分析推论，并且说理、表述不当，偏离了主流价值观。二是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不佳，缺乏公开透明度，没有及时昭示真相。

　　舆论监督有助于司法公正。很多影响重大的案件，都是因媒体克服重重阻力先行介入才引起上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足够重视，从而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躲猫猫”事件的扑朔迷离、“我爸是李刚”的层层玄机、煤矿事故的重重黑幕等，都是在记者们的执着推动下，事件大白于天下，也使“相关部门”行政不作为、司法权力滥用的行为受到曝光和批评。

　　我们知道，司法权并非社会权力的唯一。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都包涵着宪法原则，不可偏废。而其中的舆论监督作为公共权力，已经成为大众行使监督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成为积极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力量，它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实践证明，舆论监督客观上起到了遏制司法腐败的作用，有力地推动法治建设走向健康轨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机关应该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将司法实践置于阳光下。公平、公正的司法是不害怕舆论监督的，让司法权也接受公开制约，才能构建更适合我国特色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