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6日，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赛场上，中国科大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高校代表队之一。

　　赛场之外，是一场对赌，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刘亚东、张佳华承诺为母校一项教学奖捐赠总计上限为30万元的善款，条件则包括代表队在赛场的表现，同时有至少1000名校友参与这次捐赠。

　　媒体对这场对赌甚为关注，但很少有人留心到这个奖项的冠名——“困学守望”。

　　中科大“校友新创基金会”秘书长刘志峰介绍，这个出自论语的冠名教学奖寄托了捐助者的期待，希望“老师尤其是教基础课的老师们，能够静心守护在教书育人的神圣岗位上”。

　　近年来，在高校里，教学远没有科研吃香，老师拿经费、晋升都是看科研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守教学一线就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高校鼓励科研的薪酬制度，不仅让学术变得浮躁和功利，更让人忧心的是，它动摇着一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教学。

　　教授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

　　薪酬模式不变，不可能让教师安心教书，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

　　小郭是重庆一所重点大学的大四学生，上学期，课程表里有他最期待的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课，可一学期过完，这位教授却罕有露面。

　　高校里，有类似感受的学生越来越多。冲着知名教授声望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高校，一些知名教授成为“空中飞人”，其教学课程由年轻教师或博士生替代。

　　让刘志峰感慨的是，前不久，自己母校的副校长通过一群完全由教授组成的评委会评审，获得“困学守望”教学奖，这位海归教授从1995年回国至今，每学期本科生的课堂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就在其后不久，刘志峰接触过的一位知名高校的院长坦诚相告，“自己从没有去学校新校区给本科生上过课”。

　　“过去，没有不登台讲课的教授，学校不给排课是对一位教授的惩罚”。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在一次论坛上追溯过往，感慨这一怪象。

　　媒体报道，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也曾表示，许多大学教授都积极找课题、办公司、跑项目、要经费，长期远离科研、教学第一线，研究水平和教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他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就是拿了多少课题，干什么更挣钱。”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更担心教授心态的变化。

　　这位教授算了笔账：给自己学校本科生上一次课100元上下，到校外给三本院校学生上一次课300元以上，到知名培训机构兼职上一次课收入数以千计，一篇高被引论文奖励上万元，申请课题提成更多。

　　“同样是教授，自己不比较，旁人也会有说法，何况面对这样的差距，能经得住诱惑的毕竟也不会太多。”

　　他对自己学院院长一次酒后真言记忆犹新，“要是一年能挣50万元就满足了”。

　　“这位昔日让我无限景仰的知名教授为什么变成这样，只有物质需求，没有精神追求呢？”这位教授说，这个问题自己始终不愿直面。

　　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说，即使在历史系、哲学系这些冷门学科中，也有一些教授很富，“这和教授个人是否愿意适应现在的奖励制度有关。现在的奖励制度奖励什么，你就花心思去搞什么，那肯定比较有钱。”

　　他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那个时候，国家没有这么多项目，高等教育没有这么多指标体系，教授们都不富裕，都按照个人的兴趣去从事科研教学，很自由，也很美好。”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工资+自己创收”的大学薪酬制度，带来的严重问题是功利学术以及所有教师对教学任务的淡漠，每个人都为五斗米而折腰，为创收不择手段。这种薪酬模式不变，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大学立身之本的教育事业，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