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编 者

    他们的焦虑来自哪里？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