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的十年
白旸

    在这样一个清晨,我睡到自然醒,太阳晒着女儿的屁股,老公在一旁玩着他的中兴手机,他问道:“今天有没有阅兵式呢?”我笑道:“得等到2019年的今天才有。”他略微表现出一些失落。他继续刷手机,就这样刷来了早餐外卖。我和女儿睡眼惺忪的吃着包子,我感慨道:“十年前的外卖就没有这么好叫。”老公说:“那当然,现在发展速度是呈指数型的。”

  十年前

  十年前,我在西安读大四,那个国庆,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徒步穿越秦岭鳌山,前后用了四天时间,那四天里,手机没有信号,一路海拔3000米以上,沿途只有巨大的岩石、冰雪、芨芨草……背上的背包很沉,由于体力不支,我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当我快要接近制高点时,看见一位男生在那里插下一面国旗,那一刻,我流泪了。

  七年前

  七年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副校长及其学生,来到中国与我的硕士导师联合进行青藏高原冻土考察。我们坐了八天七夜的越野车,才到了阿里的北部。新藏公路超乎想象的难走,只有石子、黄土、沙尘、暴风雪为伴。途径一处墓地,很有经验的司机师傅停了下来。这里埋葬着106名烈士,大多卒于1962年10月的中印自卫反击战。周围没有人烟,也没有什么植被,动物。我们正在看烈士纪念碑时,一辆军车呼啸而过,停在不远处,几名军人走了下来,与我们简单打过招呼,在那些墓碑前,献上了点燃的香烟,敬了一瓶酒,然后又匆匆离去了。据说喀喇昆仑的军人们每每路过这里,都会以这种方式进行祭奠。这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康西瓦。

  五年前

  五年前,我的博士导师决定对巴丹吉林沙漠进行穿越考察。他带了九个男生徒步,我和其他几名研究生坐当地蒙古族牧民开的越野车进行采样、探测等工作。在沙漠腹地,手机再次的没有了信号,白天总是炙热的,夜晚总是冰冷的,银河总是清晰的仿佛随时会掉下来。有天夜里,随行的记者偷偷给了我们一瓶啤酒,那感觉真如雪中送炭,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一个小小的双人帐篷里,打开一支头灯,酒瓶一个个传过去,一人只能喝几口。沙漠里的生活就这样显得异常有趣。但不幸的是,一个师弟因此而得了痛风,他是在徒步组的,导师见他一瘸一拐的走路,便劝他改到坐车组,他拒绝了,坚持着走完了剩下的路程。

  走出巴丹吉林沙漠的那一夜,在雅布赖镇,蒙古族牧民为我们宰了一头羊,煮好之后,他们亲自用随身的刀割下一块一块的肉送到我们手里,说这叫“团结肉”,他们唱着歌,敬着酒,说,歌不停,酒就不能停。那一夜,所有人都喝醉了。隐约记得席间我问了导师为什么要徒步穿越巴丹吉林,他想了很久,大着舌头却有些羞涩的说了句:“献礼六十周年……”

  四年前与三年前

  四年前的十月,我去中科院青海盐湖所做实验,同去的还有兰州大学的一个博士,叫汪海斌,在西宁的时候,我们去附近的山上观察黄土,他说他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学会用肉眼去区分黄土与土壤。我还记得他蹲在山头上,左手一团黄土,右手一团土壤的情形,他说,中国的黄土使中国的地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那一脸的自豪犹在眼前。只可惜第二年,汪海斌博士在西藏出野外的时候,出了车祸,我再也没能见到他。

  同一年,我的另一位同学,中科院青藏所的林树标博士,永远的留在了新疆慕士塔格的冰雪中。那时,他的妻子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前几天,他的妻发微博说:“我们的孩子跟你长得好像,就仿佛你在身旁……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

  今天

  今天,我收到了已经毕业的几个学生的电子邮件,这是我给他们布置的最后的作业:《给学弟学妹们的一封信》。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作为师范生,很多人毕业后走上了教师岗位,教学生如何爱国,如何爱自己…其实,出校门前好好的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出校门后,努力让自己,也让他人发挥无限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对国家最好的回报与贡献。”(白旸 惠州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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