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说，出书的目的很简单，“既不希望观众把春晚妖魔化，也不希望把春晚抬举得过高。”

　　我的艺术人生

　　我当初来北京挺苦的，但我心里一点也没觉得苦。眼看着今天就比昨天好，然后就期待明天比今天还好。我在电视台门口从进不去到进得去，然后有人接了、能跟赵忠祥坐一个电梯上楼了，再然后可以主持节目了、有台晚会找你了，突然春晚通知你了。一步一步中，真的体验了快乐。

　　朱军：我特羡慕激流勇退的人

　　出新书《我的零点时刻》讲述多年春晚经历；接受专访披露央视及个人幕后故事

　　相反的是，真正踏上春晚舞台，一踏就是十五年，有些苦恼，因为要突破自己。其实2000年前后，家里事也多，那时候（痛苦感）强烈一点。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心态就平和了，不再争抢，能做好眼前事时就再前进一点，前进不了我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了。

　　央视龙年春晚进入到了最后彩排阶段，虽然这次有三位首次上春晚的“新”主持，但已经连续主持过15届春晚的“老”主持人朱军，依旧会在除夕之夜陪观众一起度过“零点时刻”，而他的新书《我的零点时刻》也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他多年来的春晚故事。

　　朱军在圈内人缘非常好，新书首发式上，各行各业的嘉宾都赶来捧场。于丹在现场忍不住抖出笑料：“有一回，我正给学生上课呢，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打了七八个电话，我以为出多大事了，破例停了课，打回去问怎么了，他说，我在兰州街头看见有锅盔（一种小吃），你要锅盔吗？他永远是以疼饭桶的方式疼我。”

　　为植入辩护？ 广告做得不高明才招怨

　　新京报：每年春晚结束都会有负面声音，你怎么看待观众的批评？

　　朱军：事都有正反两面，作为春晚参与者，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毕竟受到大家如此的关注。一台演出完了，第二天根本没人搭理你，那才叫悲哀呢。

　　新京报：为什么会在书里为春晚植入广告辩护？这种事挺招民怨的。

　　朱军：我只是谈自己的想法，完全代表我个人。植入广告招怨是因为不高明。当年我和冯巩演的那个小品《笑谈人生》里，你能看得出有植入广告吗？（是青岛啤酒？）但没有人说什么，植入得很自然。

　　新京报：外界有传言说你们的晚会礼服价值百万，是真的吗？

　　朱军：要是几百万我们早倾家荡产了。台里主持人每年置装费只有一万块钱，春晚剧组不会额外给主持人置装费。但我们都想把最好的形象带给大家，所以愿意在衣服上面多花点钱，尤其是女同志，更希望穿得漂亮些。女同志比男同志的衣服贵些，但也就几万块钱。

　　你说的几百万一身的礼服是这么回事：有一年南京一家厂子研究出云锦的古法编织技术，给每位主持人做了一件，但春晚穿完厂家就收走了。据说云锦很值钱，我有次在南京机场看到有卖的，巴掌大的一块绣片镶在画框里，卖几千块钱，那我们一身衣服肯定贵了去了。但也就那一年。

　　新京报：主持春晚，有没有额外的补助？

　　朱军：没有，每天补助就是一顿宵夜。主持人待遇会好一点，因为每天彩排完要去开会，开会时台里会给我们准备比较丰盛的宵夜。（没有更实际的奖励？）没有。但像我们这么多年站在舞台上的几个主持人，我、周涛、董卿，每年都会当选中央电视台的十优、二十佳主持人，这样每个月会有所谓的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