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芭蕾我的梦

　　2011年7月17日，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倾注了赵汝蘅两年心血的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看着舞台上洁白的纱裙，漂亮的足尖，高难度的旋转，优雅的谢幕，她的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一个梳着两把“小刷子”的小女孩——小女孩正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套洁白的小蓬蓬裙子，眼睛里是努力压制着的欣喜……

　　这是1955年的赵汝蘅。那一年，她从天津小学毕业，正是个爱美爱跳舞的小姑娘；那一年，她11岁，成为了北京舞蹈学校建校以来招收的第二批学生。

　　上世纪50年代，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芭蕾艺术刚刚走入中国，除了极个别在上海和天津租界中流亡的白俄芭蕾舞蹈家教授一些富家女孩跳芭蕾舞，中国大地上鲜有这种源于欧洲的典雅舞蹈。

　　当时的赵汝蘅对于芭蕾的认识，仅限于一张照片。“小时候，在天津，路过一家照相馆，看到了一张穿着白色芭蕾舞纱裙的小女孩在劈叉，觉得非常漂亮。”

　　有一天，小学老师叫她和两个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面试，那是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考试。

　　“孩子们只穿背心裤衩，老师从身前身后看，不但要量身材比例，还要做踢腿、下腰等动作。”

　　做完之后，招生老师对那两个同学说：“你们回去吧！”而赵汝蘅留下了，“老师说我的腿长，而她们的身材将来会发胖。”

　　接下来，是几轮复试。赵汝蘅记得有个招生老师问她：“你是小资的妹妹吗？你的鼻子垫过吗？”她被问得莫名其妙，老师们是否满意她的表现，也全然不知。后来她才知道小资指的是舞蹈家资华筠。

　　学校方面一连多日杳无音讯，母亲希望她保送上中学再考大学，赵汝蘅正犹豫自己要不要顺应母亲的意思时，家门被叩开了。“其实母亲并不同意我去学习芭蕾。在她心目中，读正规学校、将来上大学才是正道，而且当时已经准备进一个非常好的中学了。”

　　11岁的赵汝蘅与母亲赌气，一个月没说话，最终，她还是乘上了北上的列车。此时，北京舞蹈学校刚刚成立一年。学校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中国搞芭蕾舞。

　　当年的北京舞蹈学校位于东大桥的白家庄，只有一个简单的校舍，赵汝蘅清清楚楚地记得,“对面一边是师范大学,另一边就是火葬场。”然而50多年前，就是从京郊白家庄这条偏僻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走来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芭蕾人，起飞了中国最早的“白天鹅”。

　　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初，学员的营养保证，是当时苏联专家们提出的要求之一。在国家还是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里简直是个天堂：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高标准伙食，发练功服装及各种生活用品，第一年入学的同学连棉衣都发。

　　“有豆浆、牛奶、水果吃，甚至还有黄油，每周校车接送看电影，跳舞服装有专人浆洗。周总理怕演员们腿脚受凉，让有关人员给我们的宿舍铺地板，就连走廊都铺上胶毯。”赵汝蘅记得第一次去食堂，看见满满一大桶豆浆，很多调皮的男生在桶里捞鸡蛋，一捞一大碗，“那时鸡蛋随便吃，有时候发煮鸡蛋，最多时一次发4个，吃不了就在鸡蛋上画小人。”

　　虽然生活条件优越得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想象，但训练之苦同样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练习立脚尖，先经过半脚尖，再到脚尖，第二年才可以真正踮起脚尖来。而这个过程的那种疼痛，是没练过的人根本没法体会的。“那时脚趾感染，得甲沟炎，指甲翻了掉了，是常事。处理方法就是用纱布缠上，接着去练，直至脚上积累起足够的老茧和力量为止。”

　　即使如此之苦，赵汝蘅也没有放弃过。因为当初舞蹈学校来招生时，老师带来了几名经过一年训练的学生，她们身上那种说不出的美深深刻在了她的脑子里。她想要那样的挺拔，那样的美。

　　对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赵汝蘅来说，完成老师的高要求并不容易，在人群散去之后，她总会被单独留下，要求从舞台的一端转圈到另一端。多年之后，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当年《吉赛尔》彩排时的情形：“一上台，灯光一打，我在转圈时突然就找不到方向了。彩排结束后，苏联专家把我重新拉回台上，什么都没说，就是要求我把所有变奏，一段段全重跳一遍。我站在舞台上，一边哭一边反反复复做同样的动作，直到做好为止，没有任何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