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媒体二十年》赵启正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5.8

　　2014 年4 月23 日，赵启正在北京接受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学院采访。

　　问：多年来，您在中国和国外做了多次关于公共外交重要性的演讲，也出版了多部与公共外交有关的专著。在过去这些年里，您认为国际上有哪些关于中国的误解已经消失？哪些还继续存在？

　　赵启正：多年来我在国内外做演说，以阐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提倡开展公共外交。在中国，我促进很多省、市和县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得到许多地方精英人士——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乃至于艺术家和前官员的积极参与。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也愿意和外国加强沟通, 善于对外讲中国的故事。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误解的消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有些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已经开始减弱了。如近年来认为“中国控制汇率”的舆论已经减弱了，这主要是基于中国的行动，以及中国通过各种公共外交渠道给予的说明。中国还将继续推动中国汇率市场化。对此，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期待。国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除了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外，其他的指责减少了。在人权改善方面，中国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对外说明远不够充分。中国需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透明度，但这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误解还没有降低，反倒有加强的倾向。这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有关，也与当事国的官方和民间对话不够有关。开展公共外交的效果是明显的。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由中国一流的、成绩卓著的成功大企业家组成。近年来，他们每年都要去欧洲、美国，也有和政府首脑、总统总理直接会面的机会。他们讲述自己企业的故事，表达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了解在对外投资中还存在哪些障碍因素，因此受到了欢迎。

　　问：您如何描述美国在中国的主要形象或者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这种形象或认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一些偏远省份有什么区别？

　　赵启正：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不论是城市人还是偏远省份的人，都知道美国很强大，甚至于认为美国是强有力的霸权国家，所以中国人对美国既尊重又警惕。至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的区别，当然大城市的人的国际视野更宽阔一些，与美国人、美国大学、美国企业的接触也更多。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差距，他们看得更清楚。一般来说，大城市的人更关心国际问题，更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平等相处，也就是说要有良好的大国关系。但这种大国关系却并不容易得到中美的共同表达。比如中国提出，中国和美国之间要不冲突、不对抗，要相互尊重，要合作共赢，但这些描述是比较概括和简略的，问到细节，双方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今年3 月25 日，我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与美国的学者、前官员一起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美都是大国，都在快速发展中，冲突是否会避免？其实冲突很可能会有，但解决冲突的方法是用对话代替对抗，这样能够很容易取得大家的共识。中国人注意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美国明显偏向于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美国多次表态倾于日本，从而促使日本对中国态度愈加强硬。我们希望美国方面要清楚，钓鱼岛争端绝不只是钓鱼岛本身，这是维持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标志。同时，日本领导的右翼化、在某些方面对中国进行的威胁，对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的地缘关系都是有很大的损害。一般来说，小的城市的舆论见解不会这么深刻。他们也许只是觉得美国经济发达，美国人生活富裕，美国球队不错，好莱坞电影很好。但要说到向美国学习，可能还是大城市的人更崇拜美国。大城市去美国留学的人多，现在很多学生高中毕业就去了。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中学，在高中三年级专门办出国留学班。这种留学班在中小城市就比较少，一是对中美教育的认识比较肤浅，二是小城市的平均收入可能不足以负担孩子在美国读完四年大学，这是很大一笔花费。所以，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对美国印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深刻性上。当然，美国人可能并不同意中国大城市对美国的深刻认识，但事实确实存在，这会更容易实现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问：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曾负责开发中国最重要的开发区之一——浦东新区。您当时积极进行高层公共外交活动，接待了外国首脑、跨国公司高管和国际媒体记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当时最具意义的例子吗？

　　赵启正：我是浦东第一任领导者。在浦东时，我的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跨国企业高管及国际媒体，也有很多重要的沟通。基辛格博士退出政界后，在许多美国跨国公司担任中国问题的顾问。那段时期他身体比较好，我也在上海，因此我们每年都要见面。他就是通过上海这个窗口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进行过多次深入谈话，有趣的是，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浦东建了很多摩天大楼，很多高科技的与外国合作的工厂，但这不是你们最重要的成绩。你们最重要的成绩是能广泛取得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公共关系。你们的做法是值得加以巩固的，是珍贵的。我回答说，我们接待外国总统也好，接待跨国公司也好，接待国际媒体也好，我们讲的是浦东的故事：浦东明天什么样，我们准备怎么做，浦东的政策是什么等。与国际惯例不符的方面我们可以修改，有时需要签订更加详细的合同，通过完善合同来弥补法律的不全面和政策的不到位。这一点他们是很欣赏的。例如，美国的GM 公司坚决要到上海投资，而中国政府非常注重地区平衡。在上海已经有Volkswagen（大众）的车厂。因此中国政府请GM 或福特公司考虑到其他城市投资建厂。但从上海的角度来说，我们欢迎他们。上海已经建成了关于汽车的生产、零件供应系统，那么新来的第二家外国公司成本就会降低。最后经过双方共同努力，GM 公司在上海生产很好的别克（Buick）轿车。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债危机过后，全世界的GM 工厂经营都很困难，只有浦东的公司成功营运，而且还有盈余。这是GM 最得意之处，也是我作为浦东领导者最得意之处。我很高兴有机会以浦东作为案例来向世界说明中国。我曾经写了一本书，也有英文版等数种外文版，叫《浦东奇迹》，副标题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案例”，由此可以观察中国为什么和怎么样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问：2011 年6 月，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非常荣幸地接待了由您率领的中国政协代表团一行。您当时提到，要在全中国推动公共外交研究，建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现在进展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

　　赵启正：我很感谢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对我们的接待。我当时说要在中国建立多个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我现在说，我建立了两类：一类是在大学建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如中国人民大学将属于新闻学院的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升格为全校的公共外交研究院，也就是说不只是新闻学院参加，国际经济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要参加，乃至艺术学院也要参加。这样能够使公共外交内容更加多样化、区域更加多样化。同时我还在其他大学做演说，鼓励他们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包括你们很关心的一些中小城市，如九江学院（位于江西省），这是中国大学中比较小的一个，但风景非常优美。我建议他们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或研究院，现在已经成立了，未来还将会有庐山公共外交论坛，到时邀请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是理所当然的。请做好准备，带着好的照相机来吧。同时，我觉得公共外交也要通过各地公众来承担，要成立地方的公共外交协会，以弥补政府承担的公共外交的局限性。公共外交协会的成员有当地的前政要、大企业家、大学者、社会活动家。从上海开始，现在在全国有多个大、中、小城市，甚至县级城市已经成立了13 个公共外交协会。这些协会很活跃，已经访问了很多国家，也收到一些国家的邀请。我希望他们在对外交流时不要做政治性的描述，而是能够讲自己的故事，讲中国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感受，以及中国地方发展的故事。我还会继续推行这个工作，继续去各处鼓励他们做公共外交的

　　研究和实践。

　　问：在中国众多对外输出中，什么最能诠释中国的全球形象？为什么？

　　赵启正：我认为，中国对外形象传播的重要方式或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领袖与国外公众的接触。领袖最容易表达中国的思想、政策，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两国间的友谊和信任感。另一个是民间外交。美国对中国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如3 月份米歇尔·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她管这个叫citizen diplomacy（公民外交）。这就是由（美国）公民承担的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同样，中国的主席夫人彭丽媛也在美国接触了美国各界人士，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些都可以使中国的整体外交更加完美，弥补政府外交不容易表达或不容易直率表达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中美之间好的沟通渠道。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对外输出就是让别国看到，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晚，在以前，作为个人，很少有人有能力去外国留学或旅游。这几年，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没有的现象出现了，有了大量的留学生和出国旅游者。我也承认，中国人的素质并不整齐，有些中国旅游者在国外的表现不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反感。但是反过来说，收到这种信息，能够促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其实，中国人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言行中包含着中国“和”的思想。“和”的发音只有一个音节 he，英语中与其意思相近的词有peace（和平）、harmonious（和谐）、kind（和气）等十几个，但没有一个英文单词能够完全对应中文“和”的精神和价值观，这是很不幸的事。为了表达中国人“和”的精神和价值观，我建议创建一个新词——Hehism，如果只用一个音节“he”是不太容易进入英语的。中国人在表达“和”（Hehism）的时候，经常引用孔子的话，而孔子的话是中国古汉语，翻译成英文后，又会跟原意差很多。因此中国应该主动将Hehism 的现代意义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丰富的阐述。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一个由几千人组成的大的中国字，那就是Hehism 的词根——和（he）字。我希望外国人能够了解、理解中国的形象。我在哈佛演说的时候，有人问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种霸权思想和一种对抗传统？没有！中国人喜欢Hehism, 喜欢和平、友好，不擅长对抗。你看，在运动场，凡是没有隔网的项目，如足球、篮球，更不用说橄榄球，中国一定是不能赢的，但是有隔网的，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中国的竞争力就比较强。归根结底，中国人不喜欢冲撞。不喜欢在足球场上冲撞，难道他会选择在战场上冲撞？所以说判断威胁论是否成立必须基于这个民族是否有侵略历史，是否有霸权主义的历史和他们是否反省。中国的“和”的思想包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是和圣经的“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一样的金科玉律吗？！

　　问：最后，请您为有志于公共外交研究的同学们提一些建议。

　　赵启正：世界上有200 多个国家，2000 多个民族，6000 多种语言，因此我们必须和谐相处，和谐相处就必须要交流。随着喷气式大型客机和卫星电视的普及和廉价，随着互联网越来越便捷，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掌握一门甚至几门外语，我们的地球的确变小了。经济全球化也促使其他方面的全球化。我希望从事公共外交的老师要指导学生们明白公共外交是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任务，有了进行公共外交的愿望，就能够克服文化上的障碍，找到文化的共同性，使文化差异不足以阻碍我们成为朋友。公共外交必是跨文化的交流。我希望学习新闻或其他专业的人，要花一点时间学习外国的文化。特别要留意克服四种障碍：语言障碍、生活习惯或风俗障碍、宗教信仰障碍、意识形态障碍。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完全克服还需要时日，但一定要记住，今天的时代既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而是人们对于和平发展认识提高了的时代，是大家更加向往和平的时代，不是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代，而是用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因此研究公共外交和从事公共外交的人，一定要有国家民族责任感乃至全球责任感。这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稿件）
（赵启正：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被称为“中国第一新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