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的困境”:学会“合群”还是我型我秀
李惠男

  

       跳出体制,再写一封“离职体”公开信表达情怀,这是最近的“潮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当事人大多对于与东家的爱恨情仇语焉不详,只谈对“生命后半段”的美好憧憬。然而,对体制,或者说对组织的爱与恨却再一次挺立潮头,接受精英和公众的质疑。在谈到质疑前,我们先来谈一部电影、说一个人。

  电影是《模仿游戏》,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影片;男主是艾伦·麦席森·图灵,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电影主线很简单,图灵协助英国军方破解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英格玛”,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胜利。但电影展开得很丰富,其中就有我们要讨论的人和体制相互冲突、相互成就的故事。

  影片开始,在面试中作为体制代表的皇家海军长官丹尼斯顿非常不喜欢傲慢、严肃、无聊、低情商的数学家。丹尼斯顿希望图灵赶紧走人,他一直盯着图灵,希望抓住他的失误让他滚蛋。也许只是玩心大起,想完成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填字游戏”;也许是优越感爆棚,想证明自己拥有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也许是因为厌恶暴力,想击碎战争机器,解救天下黎民于水火,图灵说服丹尼斯顿录用了自己。在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编著的《艾伦·图灵传》中,“学会合群”是图灵的人生第一道难题,逃离以不民主、教条的英国公学为代表的体制是他从小的追求。这次,他飞蛾扑火。

  矛盾很快爆发。图灵越过组长找到丹尼斯顿说,我要10万英镑(当时的一笔巨款)建造我设想的一种机器,而且不要和其他平庸的组员合作,他们都是白痴,最好解雇他们,省下钱资助我的机器。长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耐着性子教育这无组织无纪律的数学家:“你有没有赢得过一场战争?我有!赢得战争靠的是秩序、纪律、严格服从。你不是在大学里,你只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里的一个非常小的齿轮。你要服从你上级的命令!”这番说辞很有用,图灵明白了人要听上级这个道理,于是他找到了丹尼斯顿的上级——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投诉,最终成功拿到了资金,还成为了项目负责人。

  除了丹尼斯顿,让图灵不爽的不仅有军队化管理的工作,还有充满有形无形条框的社会。图灵通过填字游戏挑选了两名助手,其中一名是叫琼的女性,但那时候性别隔离还比较严重,琼无法在男人堆里工作,于是图灵将琼安排到另一个女性为主的工作组里;之后琼被父母逼婚——女孩子到该嫁人的年纪了,再等就要成剩女了。图灵不得不违心向琼求婚,尽管自己是同性恋。

  后来,当图灵发明的机器“克里斯托弗”打败了德国的“英格玛”,破解了德军密码时,所有人就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抉择:要不要将截获的消息通知军方,以采取行动阻止德国潜艇毁灭英国舰船。在这艘船上有项目小组成员彼得的哥哥。图灵的选择是不要。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破解“英格玛”的事实,导致德军更改密码系统。而项目的计划是破解“英格玛”并利用它取得战争胜利,也就是说要让“英格玛”继续存在下去,用最少的干扰利用它,做出最多的攻击,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

  彼得恳求图灵,同时也在质疑他:“你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力决定谁生谁死。”而图灵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可以。”接下来,图灵与英国军情六处合作,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大谎——英国掌握了一个新的可靠的信息源,大大提高了作战水平。而所谓的信息源,是基于截获“英格玛”信息所开发的统计分析系统——用数字来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传达给军队让他们免于被攻击,哪些悲剧被放任发生。这一刻,图灵主导了体制,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但是他由此能够决定许多普通人的生死,比体制还“体制”。

  这部影片是典型的好莱坞风格,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推崇个人的独立、自由,张扬个人价值,批判社会秩序对人的压抑和禁锢。这种批判在结尾达到了高潮,因为寓所失窃案的调查,图灵同性恋的取向被曝光,最终被法院裁定接受化学阉割。经过这一年多的身心折磨,图灵吃下有毒的苹果,他选择了死亡。

  然而如果说体制之于图灵完全是负面作用,相信没有人会认同。正是在体制里,他得以有机会和条件发展了自己探索人工智能的理想,动员起超乎想象的力量付诸实践,机缘巧合依靠科学成为几千万人的“救世主”。但也正是体制让年仅41岁的图灵英年早逝,他本该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英国女王代表皇家对图灵赦免。

  图灵的经历不是个案。历史一再表明,天才的头脑往往能够成功突破科学前沿,但很难逾越体制边界。人和体制永远在相爱相杀:一方面,体制需要引入优秀的人来增加活力和创造力,人也需要进入体制来获得各方面的资源,甚至包括知识;另一方面,体制希望束缚人而求得稳态,人却希望反抗甚至驾驭体制以张扬个性。这是永恒的对立统一。

  体制,也就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官僚制。对于多数人来说,官僚制意味着无效率、漫无目的和耗时费力的繁文缛节,对于近期辞职的人来说,官僚制更多的罪过是对个人创造力的压抑。然而,马克斯·韦伯等人认为,官僚制不仅存在于政府内,也是现代社会所有领域内存在的特别组织形式。詹姆斯·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提出,不管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所有工业社会都将由经理、技术专家和国家官吏阶层进行统治,这些人的权力归因于其技术和行政能力。言外之意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官僚制不会消亡。

  那么,如果体制是科学的,那我们反什么?答案是,反不科学的体制。可以想象,那些离职的人不管去了什么行业、什么样架构的公司,都不能逃离体制及其变种,因为只要不是个体商户,只要有人的结合,就会有组织问题。他们的根本诉求在于提高自己在体制中的优先级,取得更大决策权。这种类似尼采超人理论中精英如果本身在体制内,也会不断地通过跳槽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人才金字塔中顶尖的1%流动并不奇怪。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这种顶尖人才单向地流出。

  造成体制内离职潮的原因很简单,体制和人之间的爱太少,杀太多。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管人以前没问题,现在不行?因为时代变了。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出,资本决定资源配置的时代就要成为历史,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资源,而掌握知识的人将成为社会资源的调配中心。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应该说,在社会主义中也同样如此。在人和体制的斗争中,人可以说,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了。很多人看到这样一种趋势,所以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在辞职下海时说,要保持随时离开的能力。他的意思是,在学历、关系、位置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多年以后,个人讨价还价更重要的资本是实实在在的能力。

  未来体制怎么吸引人,要看未来人是什么样的。《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提出,未来人将u盘化生存:一个人像u盘那样即插即用,所有的知识储备在大脑里,离开时没有什么牵绊,进入新岗位时不要额外支持,一旦开始工作,就能提供独特的最大价值。与此相适应,体制就要提供通用的、开放的接口,能够让u盘人轻易地接入。更重要的是,体制要提供一个兼容性强的操作系统。打个比方,不论u盘人是基于iOS系统设计,还是基于Android系统设计,都可以在这里运行,并增加价值。而现在,大家想要离开的体制是这样的:只提供USB1.0接口(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标准);来了先签许可协议,再捆绑若干系统任务;要占用CPU资源的话提前打个报告,最好只运行系统分配的任务;其他U盘之间彼此设立交流障碍,不可能在平台上协作;不支持热插拔,要走的话请等待系统关机……

  “生命的后半段”,或者是“离开就像离婚”,无论怎么表达,都说明体制内外的转变太过沉重,这本身就不正常。问题的根本在于连接人的方式:坏体制由里向外绑架人;好体制由里向外连接人。前者让人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者让人快乐成长。这次离职潮,由于媒体人的话题意识和传播能力而引人注意,而它带来的反思绝不应该限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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