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家书
徐云方

 

    林觉民说,“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人与鬼之间是封家书的距离,遥远而又恍惚。曾国藩说,“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母与子之间也是封家书的距离,但一转眼,已是天人永隔。

  名家的书信,再罗嗦也自然,再平淡亦有趣。于是,家书之于我,神圣到不敢僭越,迟迟未敢下笔,犹豫之间,到了能写家书的年纪,却错过了家书流行的年代。

  匆匆那年,只顾儿女情长,书信里全是与朋友的闲话。大概是十多年的样子,那时的鲁西南农村对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还是比较向往的,电灯早就普及了,电话却还是新鲜玩意儿。幸亏没有电话,才让我与书信有了一些最亲密的一段相处时间。山东人讲义气,少年人又情窦初开,再加上我人缘还不错,于是有一大堆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

    人是个奇特的动物,年纪一长,聚散就成了常态。

  小学升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再到大学,每高升一步,就少了些老朋友,于是在那个没有手机或者买不起手机的年代,书信便成了最好的传“情”工具。当然,兄弟情和儿女情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我总是混同,就是简单的抒情而已。着墨够浓,感情才够深,再加上一手还算漂亮的小楷,于是,书信成山,成一道风景了。然而,如山般的信堆里没有一封是写给亲人的,可能是自觉血浓于水,写多了都是累赘。

  当年住校读书,离家也就是三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月总要回家一次的,写信确实没有必要。但当走出小农庄,走出小县城,眼界开阔了,有理由写家书了,但却没有倾诉的意境。电话是“罪魁祸首”,其实这么说是昧着良心说话,得了便宜还卖乖,大概就是我这个样子吧。家里装了电话,校园里固定电话费都不是很高,于是隔三差五地往家打电话,“写家书”就又被搁置在计划阶段了。

  工作后,有同事迁了新居,受邀去吃搬家酒宴。异乡异地的宴席并不“好吃”,不是菜品,而是席间的幽默与自己无关。同事多是善意的,怕我受了冷落,热情的和我聊天。其实也怪我,他们的插科打诨,我只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云山雾绕,于是我只点头,或者“嗯、啊”的微笑,缺少了同在一个次元的语境,这样的宴席难免不是煎熬。于是干脆些,少说话多吃菜,再加上一瓶红酒助兴,后到住处,情感如潮水般奔放。想如林觉民一样写信予妻,不必去在死生之间,但我无妻;想如曾文正一样写给父母,但家人多是白丁,或者在这样一个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还写信表达情愫,恐怕妻不解,父母也不解。

  电子化时代,或者是小康生活时代,情感发泄的路径很多。不是我们不能做,而是看起来有些迂腐,一封家书的距离太遥远,我们已经等不及亲情酝酿出醇香,就把这意境打破了。想到林觉民和曾国藩先生关于生与死的隔空对话,不免有些怨念,一手俊秀的小楷略显走形,一堆“狐朋狗友”的信扎略显发黄,一股温润的家书情结无处安放......一件事情没来得及做,然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当真是有些可惜。

  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乡愁和亲情,“松绑”了家书的困惑,走进了一座能够自圆其说的坟墓,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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