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于敏

　　一个有卓越贡献、有广阔视野、有超凡魅力的人，他的智慧就能迸发出炽热的能量与光芒。对照他的科学生涯，对照他赤诚无私的爱国情怀，会映射出我们这个民族慷慨奋进的生命质感。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相继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其间隔时间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为中华民族揭开氢弹秘密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核物理学家，就是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于敏。

　　临危受命忠心报国

　　1926年8月1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后又考取本校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万象更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时，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我一心一意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历史的使命、国家的发展需要，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和命运。正当我对基础科学研究兴趣正浓，希望继续攻关、有所发现和建树的时候，1961年1月的一天，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弹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钱三强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和神秘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钱部长与我的这次谈话，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我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沦陷区天津度过的。民族的忧患使我少年时就立下了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的志向。我的性格内向，喜欢安静，从来没有想过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要强国富民，要搞原子弹、氢弹，防御外来侵略，是一项光荣的历史性任务，钱三强同志此时找到我要我参加研究，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对这样重大的项目，我不能有别的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但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大和崛起之中，是每一个中国科学家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正是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我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接受了这项沉重而光荣的使命。

　　氢弹以原子弹为基础，但是无论原理、材料和结构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核研究院的工作重心立即转入氢弹的突破。那时，大家多路探索，或日夜奋战在计算机房，或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发扬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提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设想和路径，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意见，但经过仔细讨论、计算和分析，又一条条被否定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是当时大家常有的感觉。但是面对困难，我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充满“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激情。

　　领先世界的速度

　　1965年9月底，领导决定由我带领一些年轻人到上海去，对已有模型进行优化设计。我们小组朝气蓬勃，非常踏实肯干，很快就解决了计算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10月下旬，我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科技人员作了系列“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大家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我们牵住了氢弹理论研究的“牛鼻子”。后来我们抓住这个关键，试算了两个模型，都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整个团队群情激昂，气氛热烈。我们在上海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终于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从原理到结构的理论方案。这是一段充满激情和艰辛的岁月，也是每一位参加这段工作的科研人员终生难忘的岁月！

　　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部罗布泊沙漠腹地上空，一架空军战机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只听一声惊天巨响，一朵极为神奇壮观的蘑菇云在天地之间形成。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短短2年8个月。

　　核武器是集科学、技术和工程于一体的大系统科学工程，以我国当时的国力来说，要完成这么重大的科学工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不仅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而且奠定了此后持续提高核武器性能的坚实基础，这也成为后来我国核武器研制一次又一次向前推进的基石。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我们遵循了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研制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显然，如果当初没有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同，是搞不出核武器来的。同时，成功的取得也依赖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技术路线。

　　坚持真理不说假话

　　从第二代核武器预研开始，我担任了核武器物理设计的主要业务领导和技术负责人。我们工作的重要法宝，就是集体协作。氢弹研制之所以突破那么快，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秉持科学民主、团结协作的精神。

　　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我，称我为“中国氢弹之父”，我说这个提法不对，我受之有愧。核武器事业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是全国各条战线、多个部门大力协同的成果，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我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荣誉属于参加核武器研制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

　　因为种种原因，我入党比较晚，1985年才加入党组织。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也曾遭遇挫折：青年时代因为潜心研究，被批走“粉红色道路”，意即虽然够不上白专，但也不够红，不关心政治，开会不爱发言，只顾追求个人业务突出，就像粉红色，颜色漂亮，不刺眼，但对青年更具迷惑性。

　　尽管受到批判，觉得有些冤屈，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不以好恶乱其中，不以利害多其外”，要淡然处之，更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作为一个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要将自身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一定要秉持知识分子的风骨，以最优秀的科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70年，在“文革”阴云笼罩下的青海金银滩核武器实验基地，因为一个型号实验的问题，我被迫参加“学习班”。军管组的一些领导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我对一个理论方案做出他们需要的政治性结论。但是我经过分析，找到了方案中的问题所在，就拿出证据，证明理论方案存在技术上需要修改的地方，与政治无关。没想到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立即转向了我，当时气氛很紧张，可是我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思说假话。有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大声表态自己决不会违背科学规律随声附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我一向脾气温和，总是轻言慢语，同事们从没见过我发脾气。这也是我这辈子唯一拍过的一次桌子。

　　我没有违背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尽管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但是我无怨无悔。后来，我对年轻的同事说：“如果说假话，我当然可以轻松过关，但经受不住历史和真理的检验。我宁愿受委屈，也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回顾我国研制核武器的历程，我内心充满感慨。这支无私奉献、久经锻炼、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研究队伍，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原国防科工委与二机部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群策群力，努力拼搏，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难关，揭开了核武器的神秘面纱，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研制道路，这是何等艰难的历程，又是何等辉煌的业绩啊！我个人作为为祖国“核盾牌”的铸造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的人，又是多么的幸福啊！（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吴明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