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可能的诗歌写作的敞开，诗人吴颖丽的长诗《达斡尔艾门之歌》，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这在于长诗在节奏与韵律、音步与歌美等诸方面，所呈现出的诗歌音乐性的当下尝试。诗人要为我们献上的是一支历久而弥新的民族歌谣，“一种穿越时空从未停歇的歌，/遥远又贴近，古老又年轻”，她聆听到那久远而来的声息，为之召唤，笔随心走，自由奔放，以长诗连歌体式，在古老传统的伟大灵魂与当下生存情境的呼应之中，带给我们深切的感受性体验，可谓是意味深长。可以说作者倾心投入到重复与变奏的音乐织体的回环往复旋律的生成过程当中，这是对于历史声息的一种亘古的眷念与敏锐的绵延。抒情语式的内部动力是依托于坚实而饱满的民族文化承接，这与诗人来自民间传统文化的最初文学滋养息息相关，这些诗性的语质与元素是内化于心的，在一种被赋予时间性的文化品格的激发下，它们寻向诗人之口之笔端，激越而跌宕地向我们涌现。读这首长诗，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被其内韵深长的抒情咏叹所打动，她并不过重依赖语言的修辞技艺，而是将一种书写的可能，引入到歌谣体般的历史想象与语言游走之中，没有过多语言修辞的繁饰，而是质朴如生养血地的青草与马鸣，是充满动感的生命旋律与旺盛血质的奔放冲涌。
我愿将长诗《达斡尔艾门之歌》视为诗人的还愿与祝福之作，她面向的是个体生命所承担与负载着的幽深历史。关于一种民族精神的歌吟和持久的保有，都使得吴颖丽在诗性空间打开的那一刻，端凝达斡尔族浩瀚而粗犷蓬勃的民族情感，以其自身作为民族灵魂通往语言赋形的通道，担负起歌赞民族灵魂的天职，来答谢生命原始的滋养。她注定成为一名灵魂的歌手。
从整体而言，长诗《达斡尔艾门之歌》由“山水之子达斡尔”“世代忠烈达斡尔”与“生生不息达斡尔”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下面又分为三部分，可以说在长诗结构形制方面设置颇为严谨深弘，雄浑而壮阔，遒劲而柔婉，会聚为对于历史整体生存之境的诗性整合。诗人不无希望地在诗歌展开之中，渴望着关于达斡尔族群灵魂的述说和歌吟可以长久地被保有，作为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血液绵延地流淌下去。也正是在这样溯流本源的古今贯通之间，诗性空间的境界为之洞开、为之广阔，当下生存的传承被置于历史周身的多声部之中，在民族独特的语言气息内充分激发着诗歌创作的语言活力，使得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长诗语言的诚朴和率真，充满撼人心魄之力。在诗意追寻自身民族的源头时，诗人在歌唱般的片段式叙事之中，来展开关于达斡尔艾门的历史传说与命运变迁，我们看到与自然万物相生息的民族诞生，“所有的父亲都是山林的衍生/所有的母亲都是江河的化身”。一切为山林江河的自然所孕育，这样古老而悠久的达斡尔民族从深山密林中走来，千年血脉绵延流淌，他们在这一片恩泽之地上，“用爱、用身躯”辛苦劳作繁衍生息。如果要去真切地感受这生命源头的苍茫，便就需要如同诗人诗作所写，“想要听懂这绵延千年的歌声，/你就要走出那密不透风的围城，/去苍穹之下，去沃野之中。”
神话传说成为时间长河里探寻人类情感隐秘深处的一个巨大的隐喻，既与诗人长久以来的沉思惦念相关，更是诗之语与诗人的相互寻找，它命定般地在语言的纤弦之中触及人类心灵亘古的隐秘。在“绵延不绝的秘密”中，诗人将对于族群寻根的辨认，引向了久远而来的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真想化作神女，/去看驾乘着白马的先人，/怎样从马盂山下翩然出发，/追寻着土河之水的灵气东行逶迤”，“真想化作神女，/去看青牛背上美丽的天女，/怎样沿平坦的松林泛潢而下，/巧遇她白马倜傥的情人。”诗人执意于民间神话的打捞中，接续千年未竟的民族血脉奔涌行往远方，她要倾心用诗韵守护达斡尔族精神的家园，“追寻达斡尔人千百年来踏过的足迹，/追寻一个民族几经迁徙却延绵不绝的秘密”。在“农夫打兔”的诙谐幽默话语传达之中，也满盈着达斡尔人浓郁淳朴的爱意情深，他们素朴而充满温暖地度日，成为“大自然厚爱的孩子”，如同诗中所说，“他们把关于悲欣的抒情，/都唱给了山野和生灵。/他们对生生不息的自然伙伴，/深怀永恒的热爱之情”。诗人动情地将达斡尔族人与自然生灵共同生存、相依为命的蓬勃生机，经由幽深的历史之口述说得委婉动人，他们素朴而光亮的农牧渔猎生活，如同“原野上流动的景色/四季的花朵”，“极简的生活里，/有着草木的清香，/有着泥土的本色。”这是被天地所祝福的古老的族群，他们在祖国广袤的北疆之地，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于历史雄浑浩荡的巨大变迁中，勇健刚强地成长，经受着历史跌宕起伏的苍茫洗礼，持守着古老的信念，献予忠烈与正义，无所畏惧地反抗压迫和剥削，抗击侵略护佑山河。诗人吴颖丽要以一颗无限哀伤与崇敬的心灵，向已逝去的达斡尔族的英灵献上永恒的赞歌，他们用炽热的胸膛、赤诚的血与泪守护住了母亲的疆土。也正是怀着对于族人与生养之地的无限热爱，诗人透过诗行的述说，在那族群的历史迁徙变化过程中隐隐带给我们感动之情，这是如同诗行所喻写的那样，达斡尔的姊妹兄弟亲如一家，如“紧紧相依的石榴籽”般团结友爱，彼此守护着和平的辽阔疆土。
汉斯·狄特·格尔费特在《什么算是一首好诗》里谈到，“在所有传统诗歌的格式中，谣曲至今仍被证明是最具生命力的一支”。长诗《达斡尔艾门之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诗写抒情语言形式，诗人为呈现出达斡尔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生情态，将那广袤的山野与草树万物，化为动听的讴歌自然的谣曲。这是源自诗人与数代族人心灵虔诚的倾诉，他们秉承着“凡虔诚，皆欢乐”的信仰，以泛灵论来看待与之相依相守的周身自然，他们是“格里·托若”神树的宠儿，“是山神白那查永远护爱的婴孩”，生长在自然无垠的永恒怀抱之中。诗人正是借助民间谣曲的形式，来传达出发自达斡尔人内心深处的对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眷念与欣悦，我看到在这谣曲的重章复沓的音符回旋跃动之间，浸满着一个民族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柳树顶梢上，百灵在歌唱。/声声歌儿唱的是，为我祝福的歌。/吉喂耶吉喂耶，吉祥的歌。/珠格日吾桂珠格日吾桂，五样热情的歌。”在朴拙而欢乐的自然光芒里，一切都如“草尖上迷人的音符”，一切都被自然生长的幸福所洋溢，人们的欢乐被春天的山谷、被野地的花草所捡拾，我们看到诗人将目光投向了那山野间江水边，“到处是采撷柳蒿芽的天堂，/到处是达斡尔姑娘草木清欢的光芒”，“她们是天空上洁白的云朵，/她们是春天里最明亮的欢乐，/她们和大地上的生灵唱着同样的歌。”“她们苦中一缕清香，/像那嫩绿的柳蒿芽铺满春天的家乡。/她们像那凌霜傲雪的达子香，/浓艳欲滴的粉紫色会迷醉人的心房——”在这诗行的转换联结之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诗人对于达斡尔族人生养之地的无限热爱之情，那涌动的灵思与挚诚全然发自心灵的爱之流动。
长诗《达斡尔艾门之歌》用音乐的形体，巧妙而奇特地组织起了关于达斡尔族的历史变迁与命运发展的灵魂之线。诗人将自我的吟唱嫁接在达斡尔族跌宕起伏而雄浑壮阔的生命之树上，以纯真质朴的歌谣诚实地向一个民族致敬，这首长诗久久撼动人们心灵的地方，也正在于它在乐音的回旋往复之中，敞开并照亮了达斡尔人那深广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生存。这是一个“将故土奉为一生的皈依”的族群，他们在自然的光辉映照下筚路蓝缕、生生不息。如同诗中所写，“他们向光而生，矢志不渝”，诗人吴颖丽借由长诗音乐之体，引领我们重返到那属于精神家园的语言呼吸之中，犹如山歌与江水般绚烂，这是属于爱与依恋的永恒吟唱，将丰饶大地上生命的奔放真诚地颂赞。（张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