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理解，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为共同推进具有各国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2025年7月10日，习近平主席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再一次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两年多来，中国通过元首外交和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开展文明对话，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写入联合声明和会议宣言，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识。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每年6月10日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成为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期间发布的《“我们的文明观”全球民意调查白皮书》显示，90.8%的受访者同意“尊重多样性是国际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91.8%的受访者同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主要是合作而非对抗”，表明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主张与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追求具有高度契合性。
一、“两个结合”构筑起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能在过去历史积累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寻找到孕育的基础，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图景和现实的个人身上得到助产的条件。全球文明倡议这一重大中国主张响应着现实世界发展失衡、安全失能、治理失序、文明失语的急切呼唤，继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阐述，发扬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布局，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具有鲜明的学理性、系统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其理论基础。“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独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给“世界历史”理论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但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一起，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引领下，在一系列著作中，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基础性作用的揭示，剖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刻进程，阐明了以地理大发现、资本积累、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确立为标志，社会化大生产向全球拓展的必然趋势。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成熟经过了若干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初步形成。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标志，马克思完成“世界历史”理论的主体内核、关键构架、学理证明、实践运用。以《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为延展，马克思将重点转向东方，探寻俄国等经济社会条件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独特道路，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有两个重要思想，对于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的精神生产、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更好理解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来源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一是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世界性中的同一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这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世界性的同一性，是辩证的、具体的同一性，是“自身中包含着差异”的同一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同一性。二是关于“世界历史”是“真正的联合体”得以形成的前提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一方面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要以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为现实个体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世界历史”、世界交往加强了全球无产阶级的联系，催生了社会变革，使人们在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承担起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双重使命。这一理论历经一个半世纪，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成为我们今天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三次全球化浪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锐利思想工具，更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布局是其坚实支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多年来，已经“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了应付共同的敌人，为了维护他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新兴的独立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必须彼此团结互助、一致对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代表了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在破天荒第一次没有任何殖民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齐聚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会议，取得了闪烁着历史光辉的丰硕成果。”这个成果，就是由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和传承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同时实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在开放对象上，是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又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在内容上，既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扩大出口，拓展国际市场，在世界经济海洋里学会搏击风浪；在领域上，“不仅在经济领域开放，也要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开放”。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值此危急关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涵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保持连续性、一贯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呈相对弱势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形成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良好局面。可以说，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基础上，始终致力于探索和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为旨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传承的现实基点和丰富的思想养料。
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中华传统智慧是其重要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涉及自身与族群、与国家以及与更加辽远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华夏”的认知、对于“天下”的认识、对于“宇宙”的理解，范围极为广泛、思想极为深邃。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书写在几千年的中华经典里、烙印和传承在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血脉中，筑起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认知构架，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源泉，成为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理论内核。
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愿景的不懈追求，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行稳致远。《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上面所描写的大同社会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崇高目标，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在晚清国家衰败、民族危亡之际，康有为著《大同书》，从理论构想角度，提出建立没有国家、没有阶级、财产公有的自由的“大同之世”。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诞生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基于中国独特的文明传承和创新进路，成为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根本方法。
二、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核的全球文明倡议，这与全球安全、发展、治理倡议一起，协同回应了当今时代各国的普遍诉求。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强调“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强调“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全球文明倡议高度凝练、内涵丰厚，回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如何构建人类需要的文明”的世界之问，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担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原创贡献和世界意义。
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旗帜焕发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自主力量。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制度，都有自己走过的独特道路。每个文明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之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就像生物多样性保证了自然界的平衡一样，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为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了全新视野。平等的核心含义，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以互为主体的视角看待彼此，以无差别的方法对待彼此。互鉴和对话，意味着彼此抱着积极的意愿，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以对话的形式弥合彼此认识上的差异、解决利益上的分歧、找到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包容的主要内涵，是尊重差异的客观性，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正视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形态与长期格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仁”的哲学，植根于中国和合文化精神的千年践行。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本质上持“西方中心论”视角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世界步入单极、一超多强格局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以他的代表性著作《文明的冲突》集中阐释了“文明冲突论”这一西方代表性思潮。全球文明倡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总领下，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打通，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中阐明人类文明的积极面向及光明发展前景，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偏于唯心的文明观，更映照出其根本缺陷，也就是一些外国学者指出的，“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的一种”。
坚持文明多样性赋予全球文明倡议双重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大力倡导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精神。只有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现代化之路的自主选择，把国家发展进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各国人民自己手中，才能基于各自国情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共同绘就百花竞放的现代化图景。另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也以多样性的旗帜，启发人们反思西方的现代化，不应将西方的文明作为全世界唯一的、所谓“普世”的文明，反对把现代化当作自己的“专利品”，搞“单选题”、强行搭配，搞“复制粘贴”、千篇一律。西方工业社会化、资本全球化、通过殖民扩张世界市场或大量占有全球资源等老路，不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更是不可重复之路。弗朗西斯·福山论证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被实践证明破产。把西方文明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以傲慢和偏见而不是平等和包容来对待其他国家的文明，这就好像身子已经进入21世纪，脑子还停留在西方殖民的时代。“全球文明倡议对文明的认可回应了人类社会的深层诉求：文明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不是需要管理的风险，而是构建和平世界、共享未来的基石。”
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性地反映了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保证它们发展繁荣的精神调节器、社会稳定器。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普遍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实际上已经达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态。无论是互联网对信息流的加速，还是飞机、高铁、海上巨轮对人流物流的加速和扩容，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全球范围的体系化分工，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更加频密，特别是在变乱交织、错综复杂的现实迷局中，格外需要相应的伦理和规制来调节，格外需要文明的纽带将人类团结得更加紧密。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人类未来，着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全球文明倡议的灵魂，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准则，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奉献了中国智慧。
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从西方单个文明抽象价值的局限，借鉴和转化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总结升华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价值诉求，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在全人类“共同”两个字上做文章，提炼出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相比，除了价值历史更加深远、价值实践底盘更加广阔，更为关键的是存在着主体内涵的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关系总和为基础，以现实的、具体的人为依据，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对主体的时空范围作出相应的限定，强调随具体历史条件变化下的主体的有限性。而“普世价值”建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以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主体的无限性和普遍适用性。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从推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出发，关注各国的发展差异，特别是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民情的后发国家的发展进步。“普世价值”则是以西方立场为出发点，以西方各国家、各民族的利益为优先项，忽视差异、搞整齐划一，推动全世界特别是后发国家在价值观上对标西方，甚至于附加政治条件推动其全面西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虚假的、伪装的“普世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价值的开放性、可分离性等，创造性地为不同国家、民族搭建了分享、理解、沟通的桥梁。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集成了产生于不同文明、不同年代的概念，又在排列次序上将和平与发展放在首位，将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放在紧随其后的位置，对这些全人类当代最优先关切项作了整体化表达；又体现价值内涵的不同与价值表达形式的可分离性和多样性，比如，民主是人们普遍认可和追求的价值，但民主的实现形式却可以多种多样。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是要把哪一家的价值观奉为一尊，而是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体系化措施发挥着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发扬光大，又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中外文化相互促进的双重作用。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传承、转化创新传统文化的理念，形成了一整套法规制度和机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比如，坚持保护第一的思想，将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优先位置，这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各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前提。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让中华智慧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从事人文科学、科学技术创造的思想资料和智慧源泉。比如，中国已将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纳入立法、执法的轨道。不仅有实施多年的专门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许多其他法规中的相关条款。中国已将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教材。上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延续中华文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构成“全球南方”国家探索文化振兴道路的一份中国方案。
在亚非国家之间的比较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转化创新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从亚非国家开放的历程来看，既有极少数国家成功的经验，更多是曲折、挫折，有的国家如埃及隔地中海与欧洲国家相望，上百年间开启了两次对外开放，但近来又遭遇“颜色革命”的巨大冲击，现代化之路、文明传承和文化发展并不顺利。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实行对外开放的经验也深深启示人们，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强化改革、扩大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又要在政治、文化领域加强合作和交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独立自主精神，从问题冒头开始，就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依靠正确政策引导和保护，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充分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主体性，坚持中国现代化方向的坚定性和组织领导的果敢性。在这一对外开放进程中，随着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弘扬在“应激”反应中，在知识界和普通百姓中的认同度却呈逆向上升趋势。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策的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全面振兴，保护弘扬、转化创新的理念已经扎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在思想理论、体制机制方面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文化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方面，也创造和践行了保护第一、转化创新、人民广泛参与的理念及经验做法，为那些致力于对外开放、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又希望自身民族价值、信仰、习俗和节日得以传承延续的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经验和范式，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支撑。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彰显人类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国际人文交流当然包括物质载体形态的跨国流通，如文化产品、文化商品的流通，但国际人文交流的特点更在于观念形态的流通，更在于其带有思想性、观念性和情感性的沟通。为缩小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和科技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文化贸易逆差，破解北方—南方、南方—南方国家之间在人文交流合作上的观念、文化、制度、地域障碍，以及各种人为的阻隔，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始终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共同寻求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之法，共同探讨推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构建人类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之道，以实际行动担负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超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超越文化差异、傲慢和偏见，让国际文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需要的不仅是平等和包容，还有一份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气。针对不同圈层国家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交流内容和形式，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既需要务虚，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缩小分歧、增进共识，也需要务实，通过互派留学生、合拍电影、合作科研攻关、合作采访报道等，促进国相近、民相亲、心相通。既需要政党政府和知识界人士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需要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触角拓展到广大普通百姓之中，通过经商、旅游和群众性艺术、体育活动，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其历史传统、民族特性、文化背景搭建分享和理解的桥梁。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让文明交流互鉴落地落实、行稳致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是一项深深嵌入历史文化语境、现实政治经济格局和复杂社会心理结构的任务。坚持以政党政府为主渠道，畅通以外交为骨架的全球文明对话环节，让文明对话成为国与国相交相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民间组织、学术团体、企业和个人为主体，支持更多小而美、小而实惠的项目，打通国与国、民与民相互往来的微循环，畅通以大众为基础的全球文明对话渠道。坚持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办法，充分发挥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巨大作用，努力补齐数字短板、填平数字鸿沟，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为人类开展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管道。
三、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构建全球文明倡议的践行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鲜明地昭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理念的倡导者，也是致力于全球文明广泛深入交流互鉴的行动派。
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发挥全球多边平台支柱作用。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承载着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成为推进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的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始终秉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处理国际关系，坚守真正多边主义，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权威，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力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结伴同行，以此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机制。习近平主席率先垂范，2014年专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重要演讲，既深刻阐明了平等包容的人类文明观，提出了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中国主张，又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多边平台的高度重视。
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参加该组织重要多边活动、规则制定和组织协调等，并作出相应的财政贡献。在教育领域，中国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中国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持续优先发展教育，主动变革教育，到202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1年保持在4%以上，实施2030年教育议程取得重大进展”。这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为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目标作出中国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与该组织合作，支持该组织优先事项。在文化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在中国影响深远，这源于中国积极申报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名录等。截至2025年7月，中国已有60项世界文化遗产（与意大利并列全球第一）、4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全球第一）。同时，该组织在全球文化领域的突出作为，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比如，中国多次承接该组织举办世界遗产大会。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区域多边机制建设，将尊重文化多样性转化为文化制度包容性。区域性的多边文明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将文明对话纳入正式议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深层社会心理和前瞻性上，具有超越政治、经济合作的重大价值。它保证了以软性、隐性和浸润性见长的文化文明，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通过持续交流和相互碰撞，不断消除因历史、宗教、民族、语言差异造成的偏见和隔阂，使不同国家人民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文化认同，达成包容多样、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境界。它更会在政治、经济、人文共同交流中，增强区域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培育区域共同体和身份认同，为区域稳定、经济增长、规则协同提供可预期的价值框架。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呼应各成员国诉求，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健全，在推动上合组织成为新型区域国际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着10个成员国的上合组织合作机制，经过24年的运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和谐共处的真正多边主义的典范。这一合作机制肇始于军事互信，奠基于安全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历次峰会通过的宣言、联合公报、行动计划等，构成其运作的法律与制度基础，推动其不断向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拓展，使人文交流成为重要内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里，形成了专业平台机制，如已连续举办六届的“和平号角”军乐节、举办两届的电视节，形成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旅游部门领导定期会晤和落实机制，形成了上合组织成果和任务发布机制等。2025年9月，在中国天津举办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发布的成果清单显示，在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间的313项成果中，80多项包括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青年在内的活动和机制性文件等人文交流成果，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文明交流互鉴机制作为主要结构元素，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参与的各大国际和区域多边机制中。无论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合会制度性文件，还是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中亚峰会等的宣言、联合公报，文明互鉴、人文交流的内容都成为其必选项。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例，在成员国领导人会晤宣言的引领下，文化、旅游、教育、科技部长会议机制，形成各有特色的行动计划和落实举措，为广泛深入开展文明交流互鉴铺平了道路。“金砖合作机制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结构，涵盖治国理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青年、旅游、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共同组成‘三轮驱动’合作架构，让金砖合作稳健前行。”
基于双边合作机制的基础支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不断走深走实。“一带一路”既利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平发展，又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是其重要一环。截至2023年，“‘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双边为基础，以多边平台为嵌套，以地方和文化贸易为牵引的文明交流互鉴协同机制。其中，连续举办三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元首外交的引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文件、人文交流机制成为双边合作基础。比如，2024年中国与斯里兰卡的联合声明，再一次强调“双方愿共同建设和运行好中国科学院‘中国—斯里兰卡联合科教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合作。双方愿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框架下，深入开展文化遗产领域合作。中方愿为斯方鉴定、修复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在斯的瓷器等中国相关文物提供帮助”。这些具体务实的举措，既纳入双边合作中的支撑机制、援助机制，又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在“一带一路”、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论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和联合国多边体系的重要议题。
以制度型开放、平台搭建和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拓展。首先，应实行自主开放。单方面扩大免签证，就是中国旅游领域的一项自主开放政策，已持续释放利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12日起，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范围增至55国。”“2025年上半年，外国人出入境数量超过3,800万人次，同比上升30.2%。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364万人次，同比上升53.9%。”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游客数量显著上升。这拉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尤其显著。其次，应搭建人文交流平台，如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人文分论坛、北京文化论坛、良渚论坛、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论坛、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等，既为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提质，也为各国人民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赋能。再次，应持续完善细分领域合作机制，如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丝绸之路人文交流奖学金，丝绸之路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旅游城市联盟，为沿线国家政府、机构、民众搭建沟通的桥梁，提供相应保障。最后，应不断健全文化贸易机制。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2022年商务部、中宣部等2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部门发布的文化出口基地名单，这些支持鼓励政策对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和“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前，在国家文化人才引导机制、优质文化生产和出口主体激励机制、新质文化生产力扶持机制的托举下，中国的文化产品创制能力、文化市场规模结构质量优化能力正加速成长，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正在形成崭新模式，为构建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文明交流互鉴全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四、结语
文明是多彩的，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生动表达了人类文明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的和谐统一。文明价值的平等性，文明价值实现方式的开放性，深刻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中文明交流互鉴论述的根本旨归。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和思路，贯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理念，贯穿着为世界各国人民谋福祉的博大胸怀，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的立场和观点，主张以文明平等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多样突破“唯西方是从”，反对“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主张尊重多样，包容多样，“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主张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反对动辄“退群”、“筑墙”、拉“小圈子”、搞单边主义。全球文明倡议是未来世界人类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精神富足、充满活力的美好愿景和现实路径，是关于全球治理当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协调发展的中国方案，必将为开创21世纪人类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更加美好的精神生活及其范式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指引。（汤 恒/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