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路径和关键机制
当今时代，人们除了延续着从自身诞生起便已存在的对物理世界的接触，也越来越依赖已开发和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互联网进行联系，由此趋近全世界“一张网”将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状态。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创新创造、相关数字技能和风险防范方面的状况仍存在很大差异，“数字鸿沟”有进一步拉大的态势；网络诈骗、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网络恐怖主义也已成为全球公害，个人隐私、知识产权时常遭受侵害；网络空间中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肆意横行，也给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为回应世界共同面临的网络空间难题，探求互联网发展和普惠之道，习近平主席以大国大党领袖的风范，以全人类福祉为怀，在2015年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倡导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又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四个共同”，强调“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提出“三个倡导”，“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2025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一次指出：“网络生态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携手各国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大判断，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为迈入新阶段的世界如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不仅在我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实践中发挥着有力的指引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环球时报研究院2025年执行的一项基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近八成国际民意认可。
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轫于网络空间。如今的网络空间，已是一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卫星通讯等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新材料、新工艺、新业态、新型制造和工程组织为依托，整合海陆空天为一体，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国际竞争形态的人造空间。从人类社会生活的视角看，这个空间就是自然、社会之外的第三空间。从国家视角看，“美国2005年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国2016年发布的《国家网络空间战略》等世界网络大国的国家战略都明确将网络空间称作与海陆空天同等重要的‘第五空间’”。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它产生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条件下，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原创道路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于中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以自身发展造福世界的关键阶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从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联结的维度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又植根于网络空间的一些内在肌理。
比如，互联的基础性。互联互通是本质，是价值，是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社交媒体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通过光缆、服务器、基站、路由器等物理和无线连接，以及代码、协议、地址等逻辑架构，将全球各个节点连为一体，信息的全球、跨境、跨区域流动才会有基础的、“硬核”的支撑。又如，虚拟的现实性。互联网尽可能地使事物及其关系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构筑起一个人工的世界，代码和协议之下的文本、语音、图形等，借助软件、硬件和电力，尽显虚拟的独特风貌。但同时，在现实社会的投射下，虚拟社交网络“幼年期”的特征逐步弱化，其作为社会人际交往之实际延伸的属性则不断加强。在远程手术、自动驾驶等对时间和实体空间精确性要求颇高的数字孪生领域，一线工作任务不断显示出虚拟与物理世界的交融愈发紧密。这既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等事务的融合发展增添了巨大动能，也使得数字虚拟环境中的风险更有可能向实体传导。再如，开放的隐匿性。一方面，互联网削弱了传统的国界限制，降低了参与门槛，为全球参与、全员参与提供了发展方向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用户以虚拟的身份活动，虽保全了一些隐私，但也可能滋生网络犯罪、虚假信息，特别是如果以国家的力量从事网络攻击，更可能导致治理失序。还如，应用的全景性。一方面，通过“互联网 ＋”“人工智能 ＋”，可以赋能千行百业，覆盖企业、机关、学校，促进电子政务、智能制造、数字档案、智慧城市等事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全社会的数字化和数智化设施越多、越系统，就越容易给金融、能源、交通等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领域带来脆弱性，一旦发生技术问题，就可能引发全局性风险。最后，进化的持续性。从IPv4到IPv６，从3G、4G到5G以及正在储备开发的6G，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新迸发，呈加速迭代之势，这既带动了多条赛道上的创业和投资热潮，也带来了行业发展上以及某些领域内的不确定性和泡沫风险。
概而言之，“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的发展，总体上还是给世界各国创造财富和福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无论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电子商务，还是建设数字政府、智慧交通，共同的利益都会驱动各国、各市场主体主动投身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走向具体实践时的复杂性、艰巨性，特别是互联网向数据化、智能化演进的趋势，又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上的利益提出了重大挑战，对机构和个人带来冲击，单凭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
因此，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必须携起手来，加强对话、沟通、协调，谋求共治、实现共赢，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治理层面，它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一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细分领域，也是其在数字空间的延展和投射。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联合国决议，包括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内的这一重大理念已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上转化为行动指南和具体举措，对中国和全球的网络空间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座。习近平主席2015年首次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重大判断，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准则，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将“两个命运共同体”内在地连接在了一起。具体来说，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勾勒出了“最大同心圆”。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两个结合”之后的杰出创造，扎根时代实践，既吸收了中外历史文化积淀的优秀成果，又荟萃当今时代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思想精华。若论实践经验的提取基数，则全人类共同价值远远超过仅仅来自少数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了紧迫的时代课题。当今的人类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诸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能源安全、霸权主义、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和2026年初伊朗的动乱中，依托“星链”开展的网络战更显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排在头两位的和平、发展是何等珍贵。和则兴，战则乱、则衰。只有把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才能回应全球南方国家最迫切的呼唤，使之在发展中实现国家和地区赶超，在发展中造福于人民。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集体和个人相兼，强调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体现出全新的价值面貌。所谓“普世价值”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它乍听之下似乎是‘普世价值’的同义词，而‘普世价值’在西方被理解为人权。然而，在这些倡议的语境下，它指的并非个人权利，而是对和平、平等、正义和自由的集体追求或向往。显然，这种解释框架不仅对许多国家具有吸引力，对许多公民也具有吸引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广阔无垠的网络空间中，为人们锚定了探寻真理的坐标和方向。
“四个全球倡议”护航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行稳致远。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就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五个方面的阐述，被学界认为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根支柱”。为了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地”和落实提供了基本原则、基本方法。而这四个全球倡议的基本精神，也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具体、丰盈的内涵。正如迪特里希所说，“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各国人民普遍期望一个新的全球共同家园——一个能够保障和平、尊严与自主发展的国际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探索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模式注入了重要动力”。“四个全球倡议”的广泛传播，更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凝集了广泛共识，铺垫了坚实路基。
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和历史应然
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坚持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开放观、合作观、治理观，这不仅是在理念层面大力倡导，而且是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贡献者。对此，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看。
第一，以自身的工业实力和合作发展意愿，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果。截至2025年６月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455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1.18亿户。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全球占比超42％，技术产业实力全球领先；全国范围内已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农村光纤平均下载速率已超过100MB/s，与城市实现了“同网同速”。在国内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的同时，中国还致力于全球光缆的联通。比如，亚非欧1号（AAE-1）海缆系统于2012年到2017年分阶段建设，于2017年集中开通。该系统由中国公司主导，“全长约2.5万公里，连接中国香港和欧洲，中间分支连接东南亚、非洲和中东，是第一条绕开马六甲海峡经由泰国连通印度洋和南海的国际海缆”。又如，由中国联通和喀麦隆电信共同投资建设的南大西洋国际海底光缆（SAIL）全长6000公里，是第一条连接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的洲际直达海缆，这也是中国通信企业与设备制造企业“抱团出海”的首次尝试。该项目于2018年9月5日全线贯通，为非洲和南美洲的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再如，横跨亚非欧、主体长度12000公里的和平光缆（PEACE）的建设虽历经诸多曲折，但终于在海底铺设成功并且由中国企业自主运营多年，架起了亚非欧信息沟通的桥梁。“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17个现役国际及港澳台海缆系统，覆盖亚太、欧美、非洲等区域。”此外，中国还参与了东南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陆地光缆的建设，并以自己的造船能力和海上施工作业能力，成为全球海上光缆维护的重要力量。从1988年第一条跨大洋海底光缆建成开始，到2024年，“约有400至 600条光纤电缆在世界海底纵横交错，总长140万公里……这些电缆承载了全球95％以上的互联互通的数据流”，而中国参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要想富、先修路”是一条朴素的真理——只有铺就信息畅通之路，才能不断突破认知鸿沟，让数码资源充分涌流，造福各国人民。
第二，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中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力量，拉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迈向新境界。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和跨界融合等作出部署，有力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左右，数据要素市场化和价值化进程加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赋能效应凸显。2024年，中国数据要素交易规模超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并将“人工智能 ＋”的全球合作纳入其中，亦必将有力推进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和人工智能全球体系共建。在国内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建设大数据中心和光缆等网络基础设施、培育电商产业、培训专业人才等措施，助力非洲大陆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在数字经济开放发展的赛道上，更有海南自贸港制度不断创新。“2020年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2024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中心发展规定》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国际数据中心制度；2025年初，海南在全国率先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4版）》，明确清单外的数据自由流动，无需备案。”从Deep Seek大模型以开源上线降低垂直模型训练成本，为全球南方国家相关行业带来曙光，到海南自贸港创新制度的压力测试与正式实施，都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科技界致力于推动数字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让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交流的桥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网络游戏自主研发的力度明显加大，自主研发产品的海外影响也明显提升。比如，我国基于《西游记》的题材背景自主研发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以其中式的美学逻辑和外在特征，以及一流的制作技术，在全球市场走红，线上预售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而在PC游戏平台Steam上的营收则超过 １亿美元。聚焦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木偶戏、德化白瓷的《以闪亮之名》，还有传播中国榫卯文化的《匠木》，通过数字技术和文化的双向赋能，受到许多海外游戏玩家的喜爱，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超过4000万次。一批兼具中华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的游戏“出海”，为海外“Ｚ世代”感知中华文化创造了机遇，也为中国游戏产业增强了造血功能。2024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产业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5.57亿美元，同比增长 13.39％，连续五年突破千亿元人民币规模，以此为代表，可以说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视听这文化“出海”的“三样”正在提质增效的路上稳步迈进。
另外，打造一大批公益性的文化数据平台，也是开辟文明交流互鉴管道的重要方面。比如，构建多语种的“丝绸之路数字遗产与旅游信息服务平台”，以图片、音视频等推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1500处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充分展现科学、美学、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敦煌研究院2025年推出的“数字藏经洞”数据库，集纳文物数字化资源、智能研究工具，支持中、英、法、日四种语言对照检索和多语种互译问答，为海外受众进行体验和深度学习提供了重要平台。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红书“大对账”则成为中美两国基层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各自生活日常的一次“偶遇”大交流，也可以归类为网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
通过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中国在遏制信息技术滥用、维护 网络空间和平安全方面，在发挥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公民个人等主体的作用来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方面，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中国实践，已经创造了巨大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自主路径。历史已经将中国推到前台，面对地缘政治环境的严峻复杂、霸权主义的强力挑战，面对逆全球化与零和博弈思维沉渣泛起以及技术竞争秩序的极端化等，无论是从向着网络强国继续迈进之目标来说，还是从维护和平、发展、普惠、包容、公平的国际环境来讲，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都应当担当起更多的责任，分享更多的数智经验，开启更多的国际合作，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案，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和一切支持和平发展的力量，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三、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架构下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成果，是当今时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尽管美国现政府试图颠覆这一被各国普遍承认和维护的全球核心治理机制，但中国坚信道义的力量、正义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以联合国现有国际秩序为基点，既符合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能最大程度地推动多边主义，构建网络空间美好未来。具体来看，可以分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坚定支持联合国关于网络主权的原则。网络空间具有跨越国界的特点，但从事网络服务的公司、网络的用户都是有国籍的主体，互联网基础设施亦位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范围内，因此国家自然具有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及相关活动实施管理的权利。真正超越国家的“跨国公司”和互联网巨头是不存在的。“正如乌克兰冲突所表明的，任何商人首先仍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瑞典人，其次才是商人。逐利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可能背道而驰，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占据上风的将是国家利益，而非利润问题。因此，企业活动是在其所属国家的管控之下进行的，而非相反。”中国长期坚持“网络主权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适用。中国主张，各国对本国境内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资源和数据及信息通信活动拥有管辖权”，并通过多种场合阐释这一立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各国的共识，2003年12月，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就提出“互联网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联合国还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原则：2013年6月24日，该年的第六次联合国大会发布了A/68/98文件，通过了联合国“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政府专家组”所形成的决议。决议第20条规定，国家主权和源自主权的国际规范与原则适用于国家进行的信息通讯技术活动，以及国家在其领土内对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管辖权。
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制定进程。中国发起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间专家组，推动该《公约》的谈判、起草等议程，并推进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决议。2024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该《公约》，明确它“应于2025年在河内及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直至2026年12月31日”。
积极参与联合国推动的网络空间交流合作。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一样，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性互联网利益相关方讨论技术与社会政策的公共平台，已经举办二十届。2025年的该论坛在挪威的奥斯陆、利勒斯特罗姆两地举行。借助这一平台，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科协有关专委会“联合主办了‘人工智能创新：负责任的发展和道德要求’研讨会”，中国互联网论坛（IGF）“主办了‘中国IGF奥斯陆之夜’”，“清华大学主办了‘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角色’闪电演讲”，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了“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生态”论坛，共同推介互联网治理的中国实践，发出了关于这方面国际合作的中国声音。
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全球数字契约》作为联合国《未来契约》附件的一部分，在2024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正式签署，成为一项具有软性法律效应的重要倡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就全球数字治理达成共识，为各个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共同面对数字风险与挑战提供了框架性的依据。中国全程参与《全球数字契约》的磋商，在2023年向联合国提交了强调多边主义与数字主权的立场文件，又以中国IGF的名义向联合国技术特使办公室提交了关于全球数字契约的建言，“主要包括数字连接、避免互联网碎片化、数据保护、网络人权、引入对歧视和误导信息问责标准、人工智能规制等六个方面”。这里的每个方面，都既包括核心原则，也包括关键承诺。比如，关于数据保护方面，建言提出的一个核心原则为：确保有关主体责任和问责制。而其关键承诺则为：数据开发利用应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数据保护法须包含问责机制并确保得到落实。中国IGF的建言，与《全球数字契约》有着内在关联，这说明中国政府、 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此作出了贡献。更令人关注的是，《全球数字契约》的协调、谈判、起草，不再是传统上由美国和欧盟等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模式，而是转换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共商协作的模式，凝集了全球各国的智慧和利益，富有走向更加包容和更具前瞻性的数字治理之未来的意味。同时，中国企业和机构还积极参加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的标准制定工作。比如2019年7月，由中国的通信企业、电信运营商、研究机构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中国5G技术方案，为全球5G技术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四、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及各种多边平台贡献中国经验和方案
互联网国际组织应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共治互联网的重要平台。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十多年来，一直紧紧围绕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虽然具体关注点、切入点不断变化，但始终大力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四个共同”“三个倡导”等理念，以之为引领来设置议题、开展交流、促进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和《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成果文件的发布，阐释和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数字主张与实践的关切，用共同的愿景增进共识，用深入的交流加深理解，用相互的信任推动合作，用共商共治引领未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此日益得到各国有识之士的认同。大会聚焦互联网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5G、6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网络生态治理和国际合作等事项在会上得到充分探讨；以大会为平台，新技术、新应用、新商用模式得以充分展示，中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会议发布的年度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集中展现了互联网领域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2022年7月12日，由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六家单位发起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一方面继续举办乌镇峰会，另一方面开始向国内外延伸，举办“香港亚太峰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数字文明尼山对话、西班牙巴塞罗那专题论坛等会议活动”，以实际成效拓展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也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履行关于网络空间安全和发展的双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发端于军事互信和安全合作，但也肩负着越来越重的数字空间发展任务，只不过安全依然是这类任务的前提。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强调：“成员国欢迎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在国际安全背景下的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及《反对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犯罪》两项决议，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进一步推动制定信息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并制定各方可普遍接受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打击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犯罪的行为。”中国与上合组织的其他各成员国遵循着联合国宪章、上合精神和元首理事会共识，通过成熟、稳健的反恐合作机制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保持着上合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网络空间安宁。另一方面，针对上合国家之间、各国国内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以“数字丝绸之路”为载体，致力于推进信息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丝路电商平台、数字化创新能力建设，实际成效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在2022年建立，截至2025年6月，“已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20多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智库、运营商、企业、高校等开展了9期培训，累计培训学员300余人次，成为驱动上合组织国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平台。……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积极响应国家‘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创建要求，通过电子签名、数据加密、电子签章等技术，实现跨境贸易合同线上签署”。中国还以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宣言为引领，落实第四次上合成员国通信技术发展部门负责人会议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从推进陆上光纤铺设、远程医疗开展、鲁班工坊建设，到让更多数字技术创新项目在工业、交通、农业、能源、教育领域落地，持续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逐步由蓝图化为现实。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数字经济部长会议机制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体来说，中国着力推动2016年G20杭州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纳入议程，并推动G20峰会从 2017年开始每年举办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形成经常性机制和基于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框架。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强化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能，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无论是在G20巴厘岛峰会上中方提出的《二十国集团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还是在印度会议、巴西会议、南非会议上中方提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和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旨在发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让相关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人。中方倡导的弥合数字鸿沟、发展人工智能、加强数字创新生态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前沿议题，以及由此阐释的基本精神，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关注和讨论，得到了主办方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可。
五、中国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机制
综合前文来看，围绕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可以总结出五个方面的关键机制。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充分发挥规划机制的引领作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五年规划并非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首创，然而坚持接续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唯有中国。”首先，巩固、发扬“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优长，做好十项重大任务和重点工程、十项优先行动等方面的评估，才能为衔接新的规划打下坚实基础。接下去，我们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充分发挥优势，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使国家信息化的专项规划和分领域、分部门的规划都能充分体现专家意见、业界企盼、群众智慧。为此，要扩大研究论证的范围，紧盯世界发展大势，面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充分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要用法治手段规范规划的编制，对规划的目标原则、主要指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作全面性论证，扎牢编制规划的根基，提升规划的精准性、确定性和可持续性。要加大组织实施力度，加强金融和财政政策支持以及对重点项目的监督，细化分工，细化标准，明确进度，责任到人，以动态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贯穿组织实施全过程，动态调整资源、经费、政策的适配性，提升规划的执行力和落实力。要“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人才环境、营商环境，推动信息化建设专项规划和“人工智能 ＋”等各项行动计划在企业、科研机构、学校等基层单位和现实社会中的各类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第二，健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机制。这方面也可以细分为几点。其一，加大“卡脖子”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突出有组织科研和产学研合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已有的科研基础，聚焦6G、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集中优势力量开展攻关，补齐产业短板，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以数字技术的关键突破带动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其二，发挥互联网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发力聚集研发人才，以政策、事业和感情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要支持企业利用新技术探索新的商业模式，重塑新的业务流程。其三，加强技术专利的高质量开发、保护和利用，完善专利申请前置评估程序，不断提高“技术含量更高、市场价值更高、权利状态更加稳定的发明专利占比”，引导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专利的质量取得整体提升。其四，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演进，加强技术创新主体和应用主体的协同，链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实现从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到大规模应用的完整闭环，使技术应用场景向更多领域覆盖和深化，占领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的制高点。
第三，完善网络生态治理机制。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又与现实高度相融相通，深层关联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此形成完整、多样的网络生态。“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因此，我们要加强网络传播，做强网上主流舆论，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和实践要求，深入传播各地各部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举措、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用鲜活的故事、引人的细节、扎实的数据、直观的感受，增进人们对科学理论、有效政策、扎实工作的理解和认同。此外，也要留意围绕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主题，精心打造高质量传播产品，形成丰富、立体的强大舆论声势。我们还应“强化网上议题设置，深入实施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持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既转发、推送主流媒体发布的正面新闻，又传播数字出版、视听、游戏、网文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各类主播以优质内容增加传播力、影响力，呈现内容多样丰富、正能量充沛的生动局面。而要坚持疏堵并举、强化监管，必须盯牢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针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高度融为一体、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特点，及时修订法律法规。要及时总结新颁布的《网络信息暴力治理规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等一大批部门规章和标准的执行情况，将成熟经验上升为法规，为依法治网提供法规准绳。二是着力强化网信队伍建设，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夯实基础力量。针对互联网产业上升期全球私营部门吸引科技专才多的特点，应加大网信管理部门和国有单位的政策支持力度，吸引和用好更多的复合型人才和技术专才，为政府牵头协同监管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第四，健全网络文明交流互鉴机制。一方面，这是指持续通过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和互联网企业等平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弘扬网络诚信、反对网络欺诈，推动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明新风尚。要鼓励网络平台履行网络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完善流程、内化责任，在网络辟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法治等方面多做基础性工作，做网络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要支持社会各方面围绕人工智能服务的安全使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等多做普及工作，引导广大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适应网络空间文明秩序，为推动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贡献力量。另一方面，这是指加强网络文明的国际交流互鉴，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尼山论坛等已有渠道持续开展数字文明交流对话。要为各领域定期开展的关于数字技术、产业发展等的交流活动嵌套专门的网络文明交流单元，拓展中外网络文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要积极通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一带一路”倡议、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东盟、中国—拉共体、中国—中亚等多边机制，采用多种形式分享关于数字文明的实践经验和案例，凝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力量。
第五，完善互联互通的安全机制。网络安全是网络空间的护身盾牌。2013年斯诺登揭秘的美国中情局网络监控事件，无异于一枚击穿“互联网护甲”的“震撼弹”，引发了全球对国家安全和隐私的持续讨论，亦成为互联网安全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推动了许多国家加快维护数据安全、对个人信息予以立法和保护的进程。强化网络空间力量建设，应对境外网络攻击和渗透，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需要“发展网络安全防御手段，建设态势感知、应急响应、容灾备份、溯源取证等能力，及时发现和抵御网络入侵，遏控网络危机”。以具体来说，要坚持运用技术手段加强网络空间监管，以技制技，矛和盾同时锻造，对管理技术加强科研攻关，以更有效地将管理嵌套于技术方案、设备制造和软件设计生产与使用之中——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迸发，将给用技术做强前置管理带来更多可能。当然，也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管理机制，坚持人工智能向善，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责任共担、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原则，建设安全护栏。要让人工智能体的研发工作更加负责，朝着理想目标前进，“使其具备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且符合人类的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确保智能体与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情境、共同的常识、共同的社会规范、共同的价值观。此外，也要加强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的安全教育引导，可借鉴英国政府2025年初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实务守则”等做法，推动各行各业在提供人工智能服务方面研究拟定安全标准和指引，以应对各类传统的和新型的网络风险。
结 语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交往方式百年未有之大转型，要求在主权平等和文明多样的基础上，焕发各国人民的创新创造潜能。中国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四个共同”“三个倡导”，秉持普惠繁荣的发展观、互信互利的安全观、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以人为本的治理观，必将与各国一起促进数字智能大发展，开辟数字技术造福人类的新境界。我们只要始终坚持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针，以办好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事情为中心，以攻克网信技术和治理难题为主攻方向，发扬创业精神、斗争精神和历史主动精神，就一定能够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引领人类数字文明走向美好未来。（汤恒/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