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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选自《CCTV感动中国2019》)
发表时间:2021-04-06   来源:学习出版社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考察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樊锦诗向总书记介绍情况。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9月29日,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习近平主席亲手为樊锦诗佩戴奖章,并合影留念。

         

  青少年成长和求学经历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7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工部局的土木建筑工程师。樊锦诗和二姐是6个半月早产的双胞胎,出生时,大腿只有大人的大拇指粗,父亲希望两个女儿将来也能饱读诗书,分别起名“樊锦书”“樊锦诗”。

       

       

  因为不愿意配合日伪工作,他们举家迁往上海,父亲改行经商,直到新中国成立,父亲才回到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从事专业工作。

         

  樊锦诗从小体质羸弱,经常生病。小学三四年级时,一天,她浑身发热,不能走路,被同学送到她家的楼下,她是爬着楼梯到家门口的。家人以为她只是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幸运的是到她家出诊为爷爷看病的医生及时诊断她是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要马上医治并隔离。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毒性传染病不是瘫痪就是死亡,医生建议联系曾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希望得到有抗体孩子的血液挽救樊锦诗。但经多方联系却没有人愿意献血,无奈之下让她的母亲和双胞胎姐姐给她输血试试,结果奇迹发生了,樊锦诗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

         

  樊锦诗学习成绩不错,父母对她管得较为宽松,因而她有机会博览群书,古典、现代、爱情、侦探,林林总总,都喜欢浏览涉猎。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历史、外语、化学,想当医生治病救人。考大学填志愿时,樊锦诗没有与父母商量,9个志愿只填了3个,前两个是北京大学,第三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她心想事成,被北大历史系录取。北大报到时间登报推迟了,她也没有看到,1958年9月,她乘了三天三夜慢车提前来到学校,没有开学没有事干,就帮助高年级学生抄写论文,学长给她讲了考古的趣事,所以,入学不久分专业时,懵懵懂懂的樊锦诗不假思索就填写了需要野外发掘、比较艰苦的考古专业。

     

樊锦诗学生时期在北大

     

  在北大,樊锦诗感受到师生们一心向学、极其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感受到兼容并包、教学相长的学术风气,感受到学术大家群星灿烂、各人不同学术特点、不同研究方法,在辩论、碰撞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学术机制。樊锦诗参加了陕西华县,北京怀柔、昌平等几次野外考古发掘。师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古,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老师结合考古实际讲课时引经据典,古今贯通,中外结合,令人记忆深刻。在考古工地,老师对学生从测量、开方、挖土、敛平地面、分辨土色、划分地层,到用小铲清理发掘、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整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等,进行耐心而严格的指导,手把手地教会大家考古的方法和技能,为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巨擘翦伯赞、向达、尹达、周一良、张政烺、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宿白、杨人缏、齐思和、邓广铭、邵循正、邓之诚等名家都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是樊锦诗的授业老师,也是樊锦诗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她一生影响极大的名师。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历史考古学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作为历史考古学集大成者,他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宿白先生要求考古专业学生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他还注重培养学生们现场绘图记录遗迹、遗物的技能。

         

  有一次期末提交论文,樊锦诗原打算随便写一下交差了事,以为繁忙的宿白先生翻一翻就过去了。没想到宿白先生逐页审读批阅,详细地写出修改意见,让樊锦诗无地自容,深受教育,懂得了做学问只能老老实实学、踏踏实实做的道理。

         

  从来敦煌实习到再来敦煌工作

         

  1962年下半年是樊锦诗在北大学习生活最后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按照惯例需要选择考古点进行毕业实习。敦煌莫高窟,是充满幻想的樊锦诗心中的艺术圣地,她渴望去敦煌,去见识祖国大西北的宝藏。结果心想事成,宿白教授带领樊锦诗等4位同学在莫高窟实习了一个学期。

       

  真正到了敦煌,樊锦诗才知道这里出乎意料的艰苦,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不少人因食不果腹,靠打草籽充饥,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的研究人员面黄肌瘦,与当地老乡差别不大。地处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来自上海的樊锦诗严重水土不服,加上缺少营养,造成失眠,凌晨三四点钟就睡不着了,白天去洞窟都走不动路。宿白教授怕她身体垮了,就提前叫她带着敦煌的资料回上海整理。

         

  那一年,周恩来作出批示,加大投入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因需要工程开始前在窟前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工作,常书鸿所长希望北大考古专业能够推荐在敦煌实习的学生到敦煌参加下一段的窟前遗址考古工作。

         

  1963年毕业分配,北大历史系决定把樊锦诗与马世长分配到敦煌工作,考虑到樊锦诗身体不好,又有了男朋友,希望她先去敦煌开展工作,三四年后有毕业生时,再把她替换回来。家里知道后,父亲在给她的信中夹了一封给学校领导的信,提出樊锦诗自幼体弱多病,希望改派她的工作单位。樊锦诗接受过学校毕业分配教育,已表态服从国家分配,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像雷锋那样,做祖国需要的螺丝钉。她没有把父亲的信交给学校领导,而是表示服从分配,去敦煌。

         

  离校前,樊锦诗十分敬仰的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找她谈话,殷切地对她提出希望:“你去敦煌,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工作的重要事情……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樊锦诗意识到,学校分配自己去莫高窟,其实是赋予自己一项重任——完成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古研究。

         

  樊锦诗第一次去莫高窟时,充满了期待渴望的兴奋。第二次去时,心情截然不同,越走越荒凉,带着一丝的寂寥和惆怅。从柳园下火车,樊锦诗和马世长是坐拉煤的卡车到150公里以外的敦煌莫高窟所在地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下车时,她两腿发麻,头晕眼花。

         

  这里的石窟艺术使她着迷,生活环境却极为艰苦。住的是土坯房,夜晚用蜡烛照明,喝的是又咸又苦的宕泉河水,洗完晾干的衣服会有白色碱印,吃的是杂粮,没有大米,蔬菜主要是“老三片”,即土豆片、萝卜片、白菜片……因热爱敦煌艺术来到这里的知识分子除了要经受生活单调清苦的考验,更为痛苦的是要经历骨肉分离的折磨。1943年就来敦煌莫高窟的著名画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前身)的首任所长常书鸿,前妻受不了走了,他带着两个孩子在敦煌苦苦支撑着。第二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与妻儿两地分居11年才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得以团圆。献身敦煌莫高窟的人常常与家人难以朝夕相处,这成了莫高窟人的宿命。

         

  这里的医疗条件落后,平时能治点小病,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没有。一年夏天,樊锦诗身体不舒服,注射青霉素后浑身发冷,昏睡到深夜醒来,以为自己死了,后用力爬起来,敲隔壁同事的门,请来住所医生,发现是青霉素过敏,差点醒不过来。还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前输液过敏,导致嘴唇肿胀,喉咙干痛,脸上没有血色,输液的护士吓坏了,赶紧拔了针头,做了脱敏、防休克处理,樊锦诗才渐渐缓过来,后就直奔机场出差去了。

       

樊锦诗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

         

  相识未名湖 相爱珞珈山 相守莫高窟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因为他办事认真,责任心强,给人的印象热心诚恳、乐于助人。

         

  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他们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而是常常相约去未名湖畔散散步,谈谈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感受。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来到敦煌莫高窟。那时候樊锦诗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学生来敦煌接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樊锦诗说:“很快,也就三四年。” 老彭说:“我等你。”

       

青年时期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1965年秋天,老彭来敦煌看望樊锦诗。那是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那些日子,樊锦诗带着老彭看了敦煌莫高窟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他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意犹未尽。但是关于两人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数千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8天。

         

  老彭要回武汉的时候,轻轻地对樊锦诗说:“我等着你……”樊锦诗流泪了,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1967年元月,在彭金章兄嫂的安排下,樊锦诗到武汉与彭金章结婚。洞房是借用青年教师的两人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以《毛主席语录》、玻璃杯等作为结婚礼物送上祝福。他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就算办了喜事。结婚没几天,他们一起回上海,父母和家人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以示祝贺。

         

  刚刚完婚,遇到“文化大革命”,北大的领导和教授们变成了批斗的对象,人人自顾不暇,也没有人再提派毕业生接替樊锦诗的事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结婚后分居竟达19年之久。

         

  1968年年初,樊锦诗接到弟弟速归的电报。她赶回上海才知道,一向低调谨慎、兢兢业业的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回不了家,被轮番连续审问。父亲不堪受辱而自杀。造反派不但抄了她家,还把全家人赶了出来。一家人只好蜗居在一间小房子里。樊锦诗的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去世,全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她留下身上所有的钱,并告诉弟弟要好好照顾母亲,要相信党,父亲的问题最终一定会澄清,他绝不会是“反动学术权威”。

         

  樊锦诗回到敦煌,单位极左的人在会上说樊锦诗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回去“是为资产阶级吊孝”,樊锦诗忍住悲痛,到了晚上却彻夜难眠,偷偷流泪。从此,樊锦诗单薄的肩膀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每个月一发工资,马上给家里寄去60元,自己仅留下15元,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敦煌也不是世外桃源,常书鸿被撤销了所长职务,家被抄,人挨斗,还不许回家住。入秋了,西北比内地更冷,看到常书鸿衣不避寒,樊锦诗不顾闲言碎语,陪常书鸿回家取厚衣服。由此,造反派就说樊锦诗同情阶级敌人,阶级立场有问题……樊锦诗就这样忍辱负重坚持了10年,终于等到常书鸿恢复所长职务和父亲平反昭雪的日子,父亲的结论是“革命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更不是资产阶级。

         

  彭金章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他刚到学校时,担任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成为系副主任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婚后,连接他们俩的只有通信,信中交流的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工作。樊锦诗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营养不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出现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那时候,她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她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可是,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两地分居的家庭,又有多少得到解决呢。

         

  1968年10月,樊锦诗向领导请假到武汉生孩子,两边母亲已把孩子用的各种物资寄到了武汉。但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就是不批准。不但如此,还安排樊锦诗下地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樊锦诗挺着大肚子极为艰难,一天劳作下来,就动弹不了了。直到见红了,才送医院。孩子生下后,一件小衣服也没有,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医院急忙给老彭打电报。老彭千辛万苦挑着担子从武汉赶来时,孩子光着屁股裹在“棉猴”里已经好几天了。没有几天,武汉大学那边就催老彭回去。樊锦诗没有育儿经验,就是靠着老彭带来的一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一岁多。敦煌请不到保姆,56天产假过后,樊锦诗只有把孩子捆在襁褓里去上班,中间回来喂一次奶。一次,回宿舍时,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掉在炉子下边的煤渣里,满脸都是煤渣。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请同事的老母亲帮忙带了几个月。夫妻俩商量,这不是长久之计,只得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求老彭的姐姐帮忙照看。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樊锦诗在武汉度过56天的产假,老彭负责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樊锦诗动手,晚上老彭起来看孩子。樊锦诗回敦煌后,大姐带着老二回了老家。5岁的老大就留在了武汉,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老彭希望樊锦诗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写信抱怨妈妈。樊锦诗心情十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她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樊锦诗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此生命定,自己就是敦煌的守护人。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武汉大学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他俩都没有为此红过脸。

         

  1986年,双方组织没办法,就让夫妻俩自己商量决定。最后老彭作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樊锦诗说,如果老彭坚持不来敦煌,她只得去武汉。因为樊锦诗绝对不会放弃家庭,甚至离婚。老彭知道樊锦诗离不开敦煌,主动作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樊锦诗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在双肩挑和浑身病情况下的硕果累累

         

  从1966年到1976年,樊锦诗参加了敦煌七里镇汉墓、义园湾晋墓、文化路晋墓、孟家桥唐墓的清理发掘工作,参加了党河古墓葬的调查。1972年,樊锦诗担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她与老同学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1975年两人又共同撰写了《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1974年樊锦诗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她深感,“文化大革命”10年中大量时间荒废了,做的业务太少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樊锦诗立即投入业务工作之中,她参与了老所长段文杰主持的《敦煌彩塑》一书的写作,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0年撰写《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1981年撰写《近五年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1982年,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樊锦诗参加了其中的写作。那年,她主持筹办并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中国敦煌壁画展》。1983年,樊锦诗成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她参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论文《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同年,与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第290窟的佛教故事画》。

         

  1984年,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樊锦诗任副院长。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二卷)中,她与关友惠、刘玉权合作,写出了《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1985年,樊锦诗为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艺术小丛书”撰写了《莫高窟壁画艺术·北凉》。

       

樊锦诗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敦煌研究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段文杰院长也年已古稀,所以,更多的行政工作压在了樊锦诗瘦弱的肩上,尽管如此,她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莫高窟第268~275窟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等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中唐洞窟分期》《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樊锦诗协助段文杰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敦煌石窟全集》(26卷)、《解读敦煌》(13册),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等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项目;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敦煌石窟保护与展示工作中的数字技术应用》《坚持莫高窟文物管理体制不动摇》等40多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和管理的论文。

         

  198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莫高窟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这份申遗材料要求特别详尽,由此,樊锦诗学习了解了相关的多方面的知识和法规,她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才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于是,她又开始关注学习国际和国内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新法规、新技术、新经验。在她的倡导、推动和参与下,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研究院和国内外3个机构合作制订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

         

  樊锦诗的胃一直不好,每天要吃“多酶片”“胃复春片”。她得的萎缩性胃炎,使她厌食,吃得少,营养跟不上,体检后,才知道浑身上下有多种疾病。一方面科研与管理一肩挑,压力极大。另一方面牵挂在外地的丈夫、孩子,身体又不好。她就是在多重压力下,孜孜矻矻,夜以继日,完成了那么多的科研成果,见过瘦弱身材的她,很难想象在那么单薄的身子骨里竟蕴藏着那么巨大的毅力,这种刻苦与刚强令人仰视。

         

  “大景区”风波

     

段文杰临摹的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盛唐时期都督夫人供养像壁画。敦煌研究院供图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700多年的历史,这位千岁“老人”历经社会动荡、流民迁徙、地质灾害、风沙磨蚀、可溶盐水浸蚀等种种病害,使它已是浑身伤病了。保护国之瑰宝,保护祖国的灿烂历史文化,刻不容缓。从常书鸿创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一代代的莫高窟人殚精竭虑、不辞劳苦,潜心研究、治理沙害,加固危岩、修复壁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和政府高度关心和支持敦煌莫高窟的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恩来在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之际批准拨出100万元巨款,用于抢救敦煌莫高窟南区的危岩和洞窟,实施加固保护。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敦煌莫高窟。他听了研究所的汇报后指出:“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回京后,在他的关怀指示下,财政部拨出300万元给莫高窟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在莫高窟对面的山谷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在敦煌市内盖了家属宿舍,并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子女也可以上学了。从此莫高窟人告别了长达40年住寺庙土坯房、无电无水的生活。

         

  1998年,已届花甲的樊锦诗从81岁的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樊锦诗心想:捆绑上市,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把莫高窟交给企业,拿珍贵的遗产和文物去做买卖,成为企业赚钱的工具。为了局部利益,一些人竟会不顾法律,不顾文物的安全。如果把莫高窟捆绑上市,那将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一个大悲剧。那些日子,樊锦诗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她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四处奔走,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樊锦诗坚持认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专业性、政策性很强,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步,你们拿走了,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留下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

     

  2014年,许多省市相继提出“大景区”概念,纷纷成立“管委会”,拥有统一管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和周边各个景区旅游活动的巨大权力,地方政府委托冒用北京大学名义的单位编制了《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要把莫高窟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再交给旅游部门和企业开发。年底,《甘肃日报》刊登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景区”。在这场斗争中,樊锦诗无私无畏,据理力争,激怒了一些利益相关人,他们不断向上级反映樊锦诗,说她不识时务,不识大体,只考虑保护,不考虑地方发展……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感到特别压抑,非常矛盾,莫高窟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向公众开放展示。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超负荷的游客参观吗?况且,那些企业开发,不知道会把莫高窟破坏成什么样?为了不牵连研究院其他人,她决定以个人名义给省领导写信,提出在旅游发展中应保护莫高窟的意见。恰巧,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参事和馆员到莫高窟调研,在听取敦煌研究院员工的意见后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通过甘肃省批示,保住了敦煌研究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体制。

         

  建设数字敦煌 建立数展中心

         

  1961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做到“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专门机构管理,有科学的记录档案。“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尚未恢复正常工作,1977年时任副所长的樊锦诗,知道研究所已做到“三有”,而没有科学记录档案,这又是必须做的工作,她就负责安排组织做敦煌石窟档案工作。按樊锦诗的想法,一个洞窟做一本简明档案。每本档案除要有简明的文字和平剖面图的记录外,至少要有6张记录照片。因研究所负责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管理,前后花了近10年时间,完成了3处石窟共566个洞窟的一窟一本科学记录档案。

       

樊锦诗在第61窟数字化现场视察工作

         

  为了解文物保存状况是否变化。文物记录档案除记载文物现状,还要调查过去的档案进行对比。当樊锦诗看到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出版的《敦煌图录》时,大吃一惊,发现现在的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清晰和完整了。她看到现在的记录照片是黑白的,缺乏文物丰富的色彩,又有人告诉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胶片和照片会变色、褪色。这使她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她想:文物在慢慢衰变,文物档案照片也无法长久保存。难道就眼看敦煌石窟逐渐消亡,什么也保存不下来吗?

         

  在20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应用还未广泛推广,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看到了计算机,知道了“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使她深受启发,朦胧地感到长久保存敦煌石窟瑰宝信息有了希望。她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起来: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她回来就向甘肃省科委作了汇报,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省科委大力支持,下拨30万元,设立甘肃省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与管理系统的研究”。敦煌研究院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多年持续不断的合作试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制订了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术规范和标准,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采集、色彩校正、数字图片拼接和存贮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使敦煌石窟的每个洞窟能够实现数字化保存。接着,樊锦诗提出了为国家和人类“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想法,使之成为敦煌研究院未来长期的使命和责任。

         

  建设敦煌石窟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形状准确、色彩真实、高清晰度的数字档案和“数字敦煌”资源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樊锦诗的建议下,组建了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由该中心的数字化团队,承担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和“数字敦煌”资源库的任务。

         

  “数字敦煌”资源不仅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业务中的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能使敦煌艺术活起来、走出去,充分利用数字档案资源,创作数字电影,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敦煌壁画艺术精品进高校公益巡展,面向全球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建立了研究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采用多种新型数字技术和敦煌文化艺术融合,通过AR移动导览、全景漫游等技术手段,将敦煌文化艺术,以信息技术为途径向用户传播,用更网络化的语言,将敦煌石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春风化雨般播撒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让地处西北的莫高窟,成为更多人的“掌上艺术宝库”,可以随时随地尽情领略千年敦煌艺术之美;特别是近年在自媒体平台运营的“敦煌岁时节令”和“敦煌说”等网络品牌,以系列性、专题性、大众化特色,广受网友关注和欢迎。较好地普及和传播了敦煌文化艺术。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开放的前20年,游客人数逐年升高,开始之年不足2万人次,到1998年为20万人次。可是,到2001年仅过了3年快速上升到31万人次,此后迅猛攀升,2018年游客竟达到195万人次。这与“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不无关系。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供大家旅游、观赏、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职责,可是超负荷的游客对稀有珍贵、脆弱多病的壁画和彩塑的保护存在极大的潜在威胁。

     

  樊锦诗在莫高窟指导工作

     

  为了既保证敦煌壁画和彩塑的文物安全,又保障游客获得更好的观赏体验,樊锦诗和同事们突破过去旅游开放的旧思路,经过反复探索,采用在开放洞窟安装传感器,对窟内微环境和游客参观流量进行实时监测,研究游客流量变化和文物病害之间的关系,为科学保护和开放提供依据;开展日游客承载量研究,得出莫高窟开放洞窟的开放条件、标准以及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科学数据;在全国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上,樊锦诗联合2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了《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后将“游客服务”改为“数字展示”)的提案,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数字敦煌”资源库,制作实景超高清数字电影,建成后的数展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观看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精湛艺术,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进一步实地参观;创建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 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新的开放模式既减轻了莫高窟开放洞窟的压力,又提升了游客观赏敦煌文化艺术的体验,有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双赢。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上,对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给予了“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的高度评价。

         

  开展国际合作 保护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送来了春风。樊锦诗抓住机遇,促使敦煌研究院积极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等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院长与日本友好人士、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的友好合作,平山郁夫先生先后为敦煌研究院培育50多位文物保护和艺术专业技术人才;他促成日本竹下登首相两次访问敦煌,和日本政府无偿援助敦煌 10亿日元,建成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为研究院缺少人才和陈列展示设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又如,1989年,樊锦诗得知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愿意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实现了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长达30多年的国际合作。

       

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

       

  与盖蒂的合作第一阶段的重点之一是对莫高窟崖顶风沙的研究和治理。以前,莫高窟人每年要从莫高窟窟区清理3000—4000立方米的积沙。合作后,在美国盖蒂专家帮助下,为莫高窟安装了先进的全自动记录传输多项气象数据的气象站。樊锦诗邀请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现寒区旱区研究所)专家参加合作,采用了在莫高窟崖顶安装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高立式尼龙防沙网,种植沙生植物、草方格等阻沙、输沙、固沙、圧沙的综合措施,设法阻挡大风刮来的流沙,经过多年努力,使莫高窟窟区的流沙明显减少了约80%。

         

  与盖蒂的合作第二阶段研究攻关困扰敦煌研究院多年的莫高窟壁画空鼓、起甲、酥碱病害的难题。通过中美专家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典型病害壁画全面的调研、评估、分析、监测和反复试验,最终发现,潜藏在壁画地仗层和崖体中的可溶盐硫酸钠和氯化钠,是导致壁画病害的罪魁祸首。前后经过4年,反复试验了80多种修复材料,又通过实地试验比较,才筛选出适合病害壁画的修复材料。与此同时,又摸索出修复材料的“灌浆脱修复工艺”。这次攻关研究出的修复材料和工艺,后来也广泛应用于莫高窟其他洞窟病害壁画的修复保护。经过前后8年的努力,双方共同研究攻关修复保护病害壁画的成功,为今后建立了病害壁画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为长期修复保护病害壁画建立了科学的规范、程序和步骤,以及日常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

         

  进入21世纪,敦煌研究院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汲取国际文物保护先进管理理念,共同研究制订了具有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敦煌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2006—2025年)》;三方还就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旅游开放中科学的游客管理策略开展合作研究,为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的创建,和莫高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的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樊锦诗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倾全身心予以保护,成为古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威专家。改革开放以来,她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坚持改革创新,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开创了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和大遗址科学保护与传承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