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让“裸官”监管更阳光
发表时间:2012-02-21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广东禁止“裸官”担任党政正职。唐春成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2006年,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段话之后,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2010年3月25日晚,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突然飞离成都。事发当日下午,进驻四川移动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小组曾经约李向东谈话。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姚红突然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移居加拿大……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此类公职人员的名单有一长串: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

  这些将配偶子女和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公职人员被公众称为“裸官”,少数“裸官”在担任公职期间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国(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经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

  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裸官”监管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裸官”是贪污腐败行为的高发人群,尽管早在1997年,中央就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近年来,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不断加强,但是,监管方式多是内部式,“裸官”治理已经成为反腐败的软肋。

  报告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均应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查阅。

  报告指出,“裸官”监管措施缺少法律权威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必须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状况、本人有关收入,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投资等事项,这是目前我国监管“裸官”的主要规定。

  在目前有关“裸官”的监管措施上,一直存有争议。2009年11月,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部门正职。当时有评论说,“不让裸官任正职对遏制裸官腐败来说,在逻辑上存在错位关系。这种方式包含着某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更何况,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权力就能得到充分监督,事实上也有不少官员的重大腐败案就是在副职位置上犯的。”

  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据报道,在该决定起草过程中,反对声音的主要理由是:官员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与官员是否忠诚并无直接关系;“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

  调研组认为,公职人员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权力的行使者,将配偶子女、资产转移至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他们将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防范国家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这种做法与公职人员的基本职责相背离,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度非常值得怀疑,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恪尽职守,当其配偶和子女宣誓效忠他国的时候,要求公职人员效忠本国本身就是一个两难选择。

  事实证明,大量贪官提前将配偶子女移民国外,财产转移国外,以便事发时出逃海外,一旦出逃,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的差异,引渡贪官往往事倍功半,贪官出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调研组认为,无论中央和地方,规范“裸官”的相关规定都是党的文件,有些地方规定是当地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虽然不必经过立法的漫长程序,但是,以文件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规范具有明显不足。公职人员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特别是非党员领导干部该如何规制?这些文件都缺乏法律的权威性,效力大打折扣。

  报告指出,上述各种文件规定的公职人员需要申报的事项中,缺乏公职人员在国(境)外的财产情况,部分“裸官”转移到境外的非法财产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际损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裸官”在境外的财产都是非法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不足以支撑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因此,监管“裸官”在境外的财产数量和来源,是反腐败的重要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我国目前的一些技术手段有待完善,如何监测公职人员的资产转移,以及如何核实公职人员的海外资产状况均是“裸官”治理的难点问题。这不仅有赖于国内监管部门的监测技术完善,也涉及国际反腐败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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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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