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教诲将伴笔耕老
发表时间:2014-02-21   来源:光明日报

  范敬宜老师生前曾多次嘱咐我:“有机会一定要把你的下乡手记结集出版。届时,我来写序。”后来,一次一次的疾病,让他的愿望始终未竟。去世前,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看来这篇序我是完不成了。”

  斯情斯景,如影历历。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考研究生时,本来想投考复旦大学新闻系,但从招生简章上获悉,武汉大学樊凡教授和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合招研究生,我大喜过望——那时候,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而当家人范敬宜,更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就这样,我拜在了范敬宜的门下。

  在武汉大学念完基础课,按照教学计划,要到经济日报边实习边做论文。第一次与范敬宜见面,我便挨了当头一棒。记得是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西晒的阳光把导师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有几分威严。

  范敬宜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在当时,只知道梁厚甫是个美籍华裔报人,对他的作品却从无涉猎。

  见到景仰已久的导师,本来就有几分紧张。这一下更慌了。接下来,他问的几个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

  范敬宜皱起了眉头。不过,接下来他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一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范敬宜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高低赖于文化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是如此浅薄。从范敬宜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这让我暗暗下起功夫来。

  毕业论文,商定的题目是《新时期经济新闻研究》,范敬宜约我到其万寿路的家中详谈。这次我做了充分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听我谈了大约20分钟,范敬宜便打断我说:“新闻是门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议我去采访下一线的跑口记者,由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

  就这样,范敬宜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要做一个精确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时,范敬宜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他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当初报考了范敬宜的研究生。好歹,毕业论文最后高分通过了。

  “敬惜文字”

  范敬宜学养之深厚,令我辈兴叹。

  有一次,我在新疆和田乡间采访,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只记得“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后两句,上面两句却记不清了。当时,我手头又没有书可查,便打电话向范敬宜请教,他随口就说:“上两句应该是‘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是元好问写的,题目是《同儿辈赋未开海棠》。”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皮里阳秋”的出处,打电话请教范敬宜,他回答:“应该是《晋书·褚裒传》里的。原句是‘皮里春秋’,后晋帝避母名春之讳,而改作‘皮里阳秋’。”事后,找字典一查,毫厘不爽。

  范敬宜有如此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总”而忘了“编辑”。他也曾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是范敬宜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范敬宜告诉我,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就是写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再给后代5000年》不足500个字,他从晚上10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先后换了7个导语。

  1995年,我写了一篇河北灵寿县7个山民修路的通讯《太行七贤》,范敬宜亲自撰写了一篇600多字的编者按。他告诉我,这篇编者按,他整整琢磨了一个星期。

  从人民日报退休后,范敬宜依然沉浸在新闻里。他在《新民晚报》开了个专栏“敬宜笔记”,每有得意之作,都会给我打来电话:“我最近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谈谈看法。”他问得很细。为了应付他的“检查”,我专门订了一份《新民晚报》。

  对于我的作品,范敬宜把关严格。我写的消息《油气开发给南疆少数民族送来“福气”》,他评点:“还可以精炼一点,譬如,第二段为什么要举那么多例子?”;我的长篇通讯《阿布力孜家的“月亮泉”》,他来信:“文章似乎收得急了!”;我的连续报道《讨薪记》,他建议:“主题不要太分散,系列报道亦如是。直线追下去似乎更妥!”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范敬宜的血液中,即使一个便条、一个短札也不苟且。

  新疆地域辽阔,路途漫漫。采访路上,有时我会将自己写的诗词随手发短信给范敬宜,他都会一一予以指点。

  2005年“五一”,我在去喀什的路上写了首诗《五一感怀》:“孤悬塞外伴狼烟,春深五月天犹寒。无边风尘常入梦,伏案灯前抱书眠。”过了几天,便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建议将狼烟改为苍烟,‘常入梦’改为‘频入梦’。”他认为诗的调子太低沉,特和诗一首,记得结句是:“浩浩天风鼓征篷,催马瀚海疾奋蹄。”

  范敬宜不但是一个出色的记者、编辑,更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新闻理论家。他提出的取舍新闻的“三贴近”原则和“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等名言,至今仍被新闻界视为圭臬。

  范敬宜说,当记者,尤其是大报记者,一定要有责任意识。不要只图自己痛快,也不能只求微观真实。他说,有时候,就单个新闻事件看,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宏观背景下去考量,却未必真实。因此,发一篇稿子,一定要看整体的效果,看它对社会带来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范敬宜成名,缘于那篇脍炙人口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在当时背景下敢写这样的文章,需顶着莫大的压力,人们佩服他的道德和勇气。

  有些人认为,后期的范敬宜,随着官职越做越大,是不是锐气消退了?实则不然。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在他身上激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始终是他行为的主轴。

  一次,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稿子引起了某位领导的不快,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会后,范敬宜专门找到那位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领导也虚怀若谷,不以为忤,专门邀请人民日报几位负责经济报道的编辑记者到自己办公室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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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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