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眼光”
发表时间:2013-05-04   来源:光明日报

 

 

  “眼光”要高远、深入、贴切。记者不注意“眼光的提高”,是很大的失策。眼观六路和管中窥豹,目光如炬和目光如豆,高识远见和短见拙识,不同眼光差别巨大。鲁迅极为注意看问题的“眼光”要新、要深,不断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的“眼光”。

  鲁迅的写作有一种“眼光”。他为什么写,怎样写,切入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常常具有与众不同的迷人魅力,在平凡中见到博大,在简约里感到精炼,在丰富中看到光彩。

  “眼光”种种

  一是从对比中得出的“眼光”。在一篇杂文中鲁迅提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是从中国100多年来受欺负被侵略的对比中得出的,是“放出眼光”的一种缩影。

  二是用“耳朵”听出来的。鲁迅不仅用眼看,而且用感觉得出“眼光”。他写的一首诗也“听”到了无声的高远境地。

  无 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在看似没有声响中“听”出了一片“隆隆的雷声”,“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个“眼光”含有深刻的辩证内容,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三是从其他学科里延伸出来的“眼光”。“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这种善于解剖、深入解剖的“眼光”是从医学解剖学中延伸得出的。

  四是从形象概括得出的一种“眼光”。鲁迅曾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孙传芳是中国的军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为鲁迅熟知,他又进行概括,并加进自己的思想,提炼出富有辩证的思想。

  五是用改革的“眼光”观察。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编者注:现译为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他认为,应该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

  六是从世界和中国大局来放开“眼光”。鲁迅认为,“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准风月谈·黄祸》)

  “眼光”在历练中生成

  “眼光”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鲁迅说:“施针贬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热风》)但一个人的远大“眼光”并不是天生就有,必须从小事练习,逐步进行。

  鲁迅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这是具体练习“眼光”的实例,要能够自己驾驭。

  要历练观察力。鲁迅说:“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而已集》)这就要读有用的书,指导性强的书,鲁迅称之为“基本的书”,这是提高“眼光”的一个重要方面。

  “眼光”要集中

  “眼光”要“聚光”,不要“散光”,“散光必然模糊不清”。鲁迅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注意选择有力量的“短语”,使写作能够“聚光”。

  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政府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中说:东北大学等大学请愿结果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鲁迅抓住“友邦惊诧”四个字突出、集中地进行论述,有力量,有深度。

  《“友邦惊诧”论》这篇文章采取了对比手法,先以短语谈了三个“不惊诧”:“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接着又排炮似的用了三个“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这样,把“眼光”高度集中,不“散光”,十分强烈。

  “眼光”要“综合性地糅合”

  1925年鲁迅写过一篇《灯下漫笔》,看起来是漫谈,实际包含了丰富内涵。文章从袁世凯称帝,蔡松坡走出北京,到云南发起起义说起。当时,北京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鲁迅当时“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到处打听,钞票折价换到现银有没有“行市”,后来终于有了,开始是六折几,鲁迅赶紧去卖了一半,后又涨到七折,他高兴地全去换了现银。

  鲁迅说:“但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这就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眼光”,是深入到社会内部又激发力量的一种“眼光”。(徐人仲/作者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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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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