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当下中国还是需要启蒙
发表时间:2010-11-24   来源:中国网

 

  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今年9月19日,新京报《评论周刊》发表了李泽厚、易中天两位先生的对话录《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对话发表之后影响巨大,不仅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青年读者那里,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这一对话为代表,李泽厚先生后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访谈和言论,这也让人切实地感觉到,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的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强烈问题意识。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在“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之后,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这也是我们又与李泽厚先生继续两个月对话的基础。这次对话,录音资料就长达十几个小时,谈及的话题更是涉及到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李泽厚先生最后归结到一句,“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我们相信,这启蒙和八十年代是相通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或许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您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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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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