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
发表时间:2010-03-02   来源:东方早报

 

  汪曾祺画作善于留白,《秋色无私到草花》可见一斑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当然不是汪曾祺的故乡,而只是汪曾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驿站,这里有他的“听水斋”,就像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记录着汪曾祺踏入社会初期的困顿、迷惑与希望,在这里,他收到沈从文的那封著名的信:“你手里有一笔,怕什么?!”也因此,这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在这里,年轻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各自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旁若无人地闲逛霞飞路,说着一套“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评说天下,臧否人物……

  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上海,见证这一切的汪曾祺的“听水斋”现在还存有遗迹吗?

  顾村言

  年轻时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从上至下)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我的故乡是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都知道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是江苏高邮,刚刚过去的元宵节是汪曾祺九十诞辰,高邮正在举办一些纪念活动,有朋友好意邀请我去,然而手头事多,根本无法启程,况且,高邮汪氏故居也去过多次,现在到底如何似乎也未必想过多了解,既如此,在上海——这个曾有着汪曾祺“听水斋”的地方怀念老人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当然不是汪曾祺的故乡,而只是汪曾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驿站,这里有他的“听水斋”,就像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记录着汪曾祺踏入社会初期的困顿、迷惑与希望,在这里,他收到沈从文的那封著名的信:“你手里有一笔,怕什么?!”也因此,这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其中的一些小说与其后影响极大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可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里还记录着现代中国文化史一段让人难忘的回忆:除了相聚于巴金与萧珊家中的沙龙,年轻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各自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旁若无人地闲逛霞飞路,说着一套“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啸聚江湖,臧否人物,一年之后却各奔东西——数十年后,却又以各自的文化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那真是一个让人倾心的时代。

  “听水斋”缘起

  汪曾祺1944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并与施松卿相恋。两年后,施回故乡福建省亲谋职,汪曾祺也辗转来到上海,然而,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找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在屡屡碰壁后,陷入困境的汪曾祺甚至想到了自杀,最后惟有写信向远在北京的恩师沈从文诉苦,结果沈从文回信罕见地把汪曾祺大骂一通,最后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的回信自然让人想起他初到北京在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情况下凭一支笔打天下的往事,那才是真正的困顿,然而沈从文凭着湘西人骨子里不认输的那份执著,终于用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要他的爱徒也拥有这份执著,惟有以骂的方式才可让年轻的汪曾祺醒悟——骂归骂,爱徒心切的沈从文也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汪曾祺,最后通过好友李健吾终于给汪曾祺在民办的致远中学找到一份教国文的工作。

  而汪曾祺所谓的“听水斋”也因之落户于原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致远中学。

  汪曾祺对于“听水斋”惟以一篇《星期天》记之,虽为小说,可以看得出就是来自于他当时的真实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教学楼”的后面有一座后楼,三层。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底层有两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是没有家的单身教员的宿舍。

  此外,在主楼的对面,紧挨围墙,有一座铁皮顶的木板棚子。后楼的旁边也有一座板棚。

  如此而已。

  ……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狭义地讲,“听水斋”其实就是汪曾祺睡觉之所,在教学楼后面后楼(三层)暗无天日的底层,在那里,他听得到“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故名;而另一层意义上,他批改作业以及创作之所却是在教学楼对面的“有铁皮顶的木板棚子”,他在那里听到的则是雨声,“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同样算是“听水”,就像沈从文常常称“中国南方的阴雨天气与流动的水”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一般,上海的阴雨天气以及一声“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叫卖声对这位年轻人创作的影响似乎也是致命的——“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

  也是在那样的回忆往事的基础上,汪曾祺作品终于呈现出与来上海前所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受西方纪德、萨特、伍尔芙等影响的意识流小说完全不同的风格,初步风貌因之终于成形,读篇末注明“1947年初,写于上海”的《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可以看出,这组文章已基本奠定了汪曾祺其后的著名的《异》《大淖纪事》等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近于大写意风格的故里回忆小说,那是沈从文真正教出来的文章,而所谓的汪曾祺“大器晚成”之说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历史的播弄——他在解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根本写不了那种主流界所认可的小说散文,就像沈从文那样,故惟有掷笔不写,而写京剧剧本则是为稻粱谋所致,这个巨大的人生转型,就像沈从文转型从事文物研究一样,虽也算兴趣,但却非真正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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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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