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五代人
发表时间: 2018-01-17来源: 中国青年报

  梁金生与家人,右二为梁金生。

  故宫游客排13小时长队看《清明上河图》。

  文物迁移前在故宫打包。

  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

  故宫文物迁移的路上。

  梁金生在故宫与父亲抱着爷爷的遗照。

  故宫进行2017年最后一次清场封门检查。

  梁金生69岁了,老北京人,整日骑着自行车进出故宫,同事叫他“大内总管”。

  他家上数五代都在故宫工作。高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在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掌管。到他爷爷这辈,一场大变革发生,铰了辫子,祖孙三人先后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保管。

  当年北京冬季的气温比现在低一些,零下十几度,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他爷爷的大褂吹得绷绷响。到他这年,冷风依旧,呢子大衣也掀起一角。

  “像您这样祖上几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还有吗?”别人问他。

  “有!”梁金生一口京腔,“皇上!”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从东华门进,沿着筒子河北行数十步,过一座桥,再过三座门,梁金生把自行车一支,也不锁,推门进了办公室。

  这地儿前清时叫会典馆,北临御马厩,现在改成了停车场。安静偏僻,游客进不来。

  梁金生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镜比脸还大,对着几本古籍缓慢移动。古籍卷了边,黄纸上用毛笔写了些数字。

  他的工作就是数数,眼镜戴了摘,摘了戴。故宫180多万件文物,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用了7年。

  “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中途来了电话,他得先标记好再去接,“当时觉得历史就落在我肩上了,根本躲不过去。”

  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什么时候入院、什么时候销号、现状如何、附件有多少、专家的鉴定意见、绘画上有哪些章。早前皇帝喜欢在画上盖章,印玺一个盖一个,类似“到此一游”的意思。

  文物都有编号,像人的身份证,“编号能反映它流传的过程。”

  溥仪出宫后的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个编号取的《千字文》,“天”字分给乾清宫,“地”字给了坤宁宫。人们好奇天字一号文物到底是个什么宝贝?

  “垫脚凳。当年进屋第一眼看到什么,就编了号。”梁金生说。

  后来又添上南迁时期的号、日伪时期的号,等到了梁金生手里,号签贴得满,有的落款都看不见了。

  还得防着一些“历史的笔误”,像“5”和“8”,手写连了,对不上,梁金生就得查明白。出错的位数在前面还好,要是末尾,且得查呢。

  这么几经周折,梁金生倒也不着急。“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你进故宫报到的第一天,就应该知道退休什么样。”梁金生的同事余辉说,“你推着自行车进来,还得推着自行车出去。”他已近退休年龄,在研究室当主任,把古人的画小心翼翼地往高处挂,琢磨来又琢磨去。

  余辉的办公室在西北角,跟梁金生串成对角线。安静是一样的,暖气流水的声音都显得闹腾。书从水泥地堆到柜子上,自有一套规律。下午太阳夕照,隔着帘子,又暗了几度。

  “我在这屋子待的时间不长,”他喝了口茶,发出呲溜的声音,“才十年。”

  磨破皮的沙发,积了灰的桌子,屋里的色彩饱和度低。“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戏剧性的变化,得有个飞跃,不然太平淡,索然无味,觉得人生不精彩。但在平淡中也能做出些事来。”余辉研究古代绘画里,少数民族的头发是什么形态,花了几年,还要借鉴别的学科知识,“当我把少数民族的头发弄清楚了,我自己已经没有头发了。”

  紫禁城墙厚近10米,气温总比外面低个三五度,花开也比外面晚一点。景山前街车水马龙,卖糖葫芦的、拉三轮车的、旅游拉客的吆喝声阵阵。

  几十年里,这条街变化不小。以前有牌坊,后来牌坊拆了,通成马路,一度住着人家。经济大潮涌来商店,红红火火的,现在又企图恢复清净。再往前倒,一般老百姓走近城下望望宫墙殿角也是犯忌的。

  墙里的人不急不躁。一树一树的枣子弯弯地搭在红墙外,蓝天下的太和殿、日落时的角楼,怎么看都看不够。有人在南三所打羽毛球,能打一个下午,但该出活的时候也得出活。

  “故宫一直四平八稳的。”梁金生说,他这一辈子,和他祖上的几辈子,都这样“四平八稳”地度过了。

  人有心,文物有灵

  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

  “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生说,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轨迹。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月光清极,夜气大凉。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着长衫,同20名押送人员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发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专家提出“文物南迁”,反对声四起。有说动摇人心的,“没有文物就不是北京”;有说“一散不可复合”;鲁迅、胡适也不赞同。故宫墙外聚了好些人游行示威,胆大的还恐吓工作人员。梁廷炜怕招惹麻烦,把家门口“梁宅”的牌子,改成“杨宅”。

  同去的人里,有个研究文献学的叫欧阳道达,他后来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说,“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梁金生没机会听爷爷亲口讲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家人聚会时,间或谈起些片段。

  先是这么多宝贝,如何装箱的问题。有的古瓷薄如纸,有的大如缸;还有青铜,看起来如钢铁,其实一用力就碎了。

  梁金生的电脑里,有当年木箱子的图片。箱子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厚实、粗糙,铁皮在边缘裹了一圈,箱口有钉子留痕。祖父就是陪着这些松木箱子南下辗转。

  他们当时琢磨了好些办法打包。比如瓷器,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

  这法子叫“稳准隔紧”,梁廷炜和同事还大量收购油纸,包裹书画,以免被雨水浸湿。据说,装箱就花了一年时间。

  后来文物运抵上海,又分五批运到南京。梁匡忠跟母亲来到南京追随父亲梁廷炜。抗战爆发后,文物分三批西迁,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南京。

  古物运输的过程中,17岁的梁匡忠正式“入了宫”,照看文物。走到四川乐山,他认识了梁金生的母亲,结了婚。“我父亲对四川的感情很深,”梁金生说,“我家现在都很能吃辣。”

  途中发生好些事,悲欢离合。1939年夏,文物从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长江涨潮期时间短,押送人员着急了。一位故宫职员要到船舱下布置装运,外面是黑夜,船中昏暗,他没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梁金生听老一辈人说起的,还有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敌机轰炸的惊险。

  有一次,祖父梁廷炜留在汉中办理交接,忽然警报来了,他和同事商量,认为得赶快跑出城去,藏在菜籽地里,最为妥当。

  可是来不及了,没辙,只好先找一条干河,在桥下躲起来。警报过后,才得知城外的菜籽地里死了不少人。起初他们后悔不该迟迟走出,以致没有赶到菜籽地,最后又庆幸自己出来得迟了。

  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记下了这段故事。“文物有灵。”一路颠沛流离,但总化险为夷。

  早前文物存放在长沙岳麓图书馆,后来往贵州转移,半个月不到,图书馆就被炸了。还有一次在乐山,半个城都炸毁,存放文物的安谷乡上空却被一片乌云覆盖,逃过一劫。

  多年后,安谷村民还建起了一座故宫古物西迁的纪念馆,“村民说起我家的事,如数家珍。院子里还有我父亲的雕塑。”梁金生在纪念馆开馆仪式时到了现场,大伙说起这事,都说乌云把文物保住了。

  西迁路上,多借助当地的祠堂存放文物。四川潮湿,每到天气晴好、相对平安时,梁家父子和同事们就把文物拿出来晾晒。每一次晾晒都有专家在场,卫兵把守,多人签字确认。

  为防白蚁,他们在箱子底部垫上鹅卵石。白蚁畏光,要进箱子,就得在鹅卵石上筑隧道。一旦发现隧道,工作人员就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来检查,在鹅卵石下挖深坑,倾倒防蚁药水,再回填泥土。

  臭虫也多得吓人,天晴时,晾床垫在地下拍打,能掉下几百个臭虫。工作人员赶紧用开水浇木缝杀虫,可到了晚上,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又爬出来了。

  珠椟相分

  溥仪出宫后,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军阀割据政局,强者进,弱者出。变换的执政府个个都想控制故宫,逊帝遗老也不甘心就这么走了。种种势力围绕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争斗,祖父梁廷炜是其中一员,有礼有节应付难局,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从史料中得知,爷爷那时清点文物,一人执笔,一人唱读,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双手无处可藏,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

  老故宫人单士元也参与了点查,当时还是个学生,回忆文章里写:“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年轻人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人员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

  点查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确定下来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煜瀛被推选为理事长,他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他善榜书,功力极深。

  成立的庆典大会上,五个字庄重地镶嵌在神武门的红墙。如今“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并非出自他手,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名家所写。

  梁金生看到这几个字时,他已经6岁了。6岁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着父亲看文物。他记得警报一响,得赶紧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型的纸贴着,防止炸碎了伤人。

  一到过年,故宫职工团聚着演节目,小孩也跟着热闹。库房后面有野山,摘桑葚、掏鸟窝,肚皮从上到下剌个口子。有时跟着大人坐马车去南京博物院,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

  那时,他已经见不到见证了“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的祖父。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昆仑号”驶抵台湾基隆港,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共计2972箱分3批运往台中,暂时借台中糖厂的仓库贮存,职员及眷属们都住在合作旅社。

  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跟随,以为是一次寻常的护送。但直至1972年离世,他再也没能回大陆。

  北京这边也不知家人所踪。无故背了“海外关系”的帽子。梁金生从小成绩好、当班长,但始终不够“红”。

  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文物专家来北京交流,提到了“终日穿着长衫,夹一个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炜先生。

  梁金生赶忙代表家人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提到妈妈已经去世,附上了几张家人照片,对照字典,写了繁体字。托这位先生从美国转寄台湾。因为不清楚地址,只填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来台北故宫帮忙,把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几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团聚。见到大儿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台湾,见了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老人们回忆,文物抵台后,很多文物箱子没有打开过,大家只买最便宜的竹制家具,随时准备回大陆。

  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蒋介石对故宫文物很重视,1954年年底亲自视察,还在文物库房门口与梁廷炜等人合影。

  台北故宫有一件唐代怀素《自叙帖》,当年打包匆忙,包装盒还留在北京,珠椟相分。

  “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梁金生31岁才正式进故宫工作。之前在内蒙古插队,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宫招工时,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他没犹豫,进了唯一接收“大龄”的工程队。

  “当时有人为了回北京,说扫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每个春天,他都爬上宫院屋顶,用红色的瓦刀灰把琉璃瓦的缝隙重新压一遍。这个技术百年未变。“你对古建筑不实在,它对你也不实在。”彩色琉璃瓦被日头晒得很烫,军绿胶鞋踩上去滋啦啦地响。

  那时候脚手架没有绿网拦着,师傅们个个身手矫健,绳子往上一扔一绕,结就打好了。梁金生和工友们光着膀子“上房揭瓦”,来故宫参观的外国人看见这“东洋景”喜欢拍照,咔嚓一声,“又出国了”——人没到国外,照片先登了。

  梁金生脑子里,故宫模糊的影像出现在6岁。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运回北京故宫。1953年,父亲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随。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属证来故宫送饭,顺便四处溜达,“老想找没开放的地儿”,抓蛐蛐,逮蚂蚱。神武门外有故宫露天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票,小孩都爱看。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学期书本费就有了。

  “变化最大的御花园,以前有活物、篱笆墙和竹子,后来都拆了。”

  文物北归后,故宫终于能喘息修整。老有战乱,之前对故宫的维修微乎其微。“破败劲儿太大了,西城墙的渣土堆得快到城墙上头了。”1952到1958年间运出的渣土有25万立方米,如果利用这些建筑垃圾修筑一条2米宽1米深的公路,可以由北京直达天津。

  那些年,父亲梁匡忠为人低调,“内向,平时说话很谨慎。”聂崇正跟父子俩是同事,今年79岁,退休返聘至今,是老故宫人。

  二人的交集始于“文革”时印小报。聂崇正等人刻钢版,梁匡忠油印,“聂崇正心很细,平常一张蜡纸印50份就损坏了,他能印100份。”

  1965年,聂崇正一毕业就分配到故宫,碰上四清运动,下乡到陕西临潼。

  他回来没几个月,“文革”开始,故宫全员参与,你斗我,我斗你。梁匡忠因为“海外关系”被贴了大字报。

  “好在没有一个人提出砸文物的,明白人的默契。”“文革”期间,故宫文物没有损失。

  “文革”初期,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故宫开放过,有些红卫兵说皇帝老子待的地方要砸了,“上面有人觉得危险”,马上关了大门,停止开放。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那时,他们共用一个食堂,在一起吃饭,革命博物馆的看不起历史博物馆的,“我们搞革命的,牛!”

  紧接着,文化部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大多数故宫人也是,“种水稻种了3年”。很多文化名人都在那待过,诗人臧克家、作家沈从文、冰心,顶着“敌对分子”的帽子种田。

  梁匡忠虽有“海外关系”,但进驻的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看过他的档案,没让他挨整、进牛棚。但好些事非人意所能左右。

  故宫人徐邦达,是古代书画权威,活了101岁。他人很瘦弱,上工要走过长长的淤泥地,雨季路更难走。“我们中间休息时,他才扛着铁锹走到;晚上我们都洗漱完了,他才回来。”

  “没人敢扶他,那是反动权威。”聂崇正想起来,有次徐邦达在长江边上,买了当地农民小摊上的梨,结果被举报,除了“贪图享受,不好好改造”外,还有顶很大的帽子,“徐邦达的行为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唐兰,故宫前副院长,南方人,平时吃东西细腻。干校都是大锅饭,吃饱为主,谈不上味道。唐兰想调剂调剂口味,让老婆从北京寄罐头。被告发后,当场在宿舍批斗他,“他蜷缩在角落。”

  故宫用搞陈列的特长把罐头摆放出来,像文物一样写好说明,称之为“原状陈列”。

  “十年,全都荒废了。原来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不要说有什么长进。”1976年之后,聂崇正回到故宫陈列部书画组,负责绘画书法作品的对外展览和研究。

  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调入保管部。在那里,有一排灰色平房,叫东长房,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参与编辑的三本文物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梁金生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

  后来他组建文物管理处,搬到慈宁宫,又搬到现在的居所,还是老沙发、老暖壶、老册子、老画环绕。梁金生的同事曾给他发过一张《山水图》扇面。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近处有两个人在桥上说话,是宫廷画典型的青绿设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梁德润恭画”。

  梁金生数过,故宫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画,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这件的编号是“故8742”。

  恒定与流变

  摆画的地方叫武英殿,是研究画的余辉和聂崇正最常来的地方。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这座宫殿先后做过皇帝御临的便殿、斋宫和皇后生日时接受命妇朝贺的地方。李自成在这里登基,当天夜里,又带着他的人马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书画爱好者现在喜欢来这里,拿着放大镜,猫腰一点一点细细地看。以前,这些在中轴线以外的宫殿没什么人气。来参观的都直奔大殿,看皇帝的宝座在哪。

  那时故宫的员工需要“站殿”,看守文物,现在早就交给了安保系统。过去一到秋天,国庆之前,全院都会动员起来拔草,尤其是不开放的院子。每年国庆外面放烟花,怕着火。

  文物的待遇改善了,库房恒温恒湿。“以前库房都是灰,走进去像太空步一样,轻轻一迈,噗噗噗起尘土。”梁金生做保管,看到砖上还长出白毛。上个世纪80年代,夏天库房很潮,没有空调,早上上班用塑料桶能抽出半桶水。

  聂崇正等人开玩笑说应该叫“苦工研究院”。一直流传下来的工作服是蓝色大褂,还是没有兜,据说台北故宫的也没有。聂崇正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禁城牌风衣”。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也想研究当代艺术,后来发现“还是在故宫最保险,搞当代的很复杂。”

  他提起文化这几十年遭遇的变革,直呼“荒唐”。“故宫的定位讨论了很多年,‘文革’时期要说是展示皇帝怎么生活,一定会受批判的。”

  梁金生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故宫把“凡是有碍博物馆发展的、没用的东西”都处理了,“省钱又省地方”。皮货、药材给了药材公司。

  后来故宫定位为“明清历史基础为主的历代艺术馆”,皇上的脚垫不算艺术,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处理了,拨给几个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拍电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衬里,还给我儿子当过尿介子。”梁金生说。

  故宫人好像宠辱不惊的,埋头干自己的事儿。余辉在故宫里算“年轻人”,抓住一个问题,一查就是十几个小时,焦虑失去研究对象,像警察一下子找不到小偷,“很少留意镜中的自己,忘了自己的老脸。”但在进库看文物的时候,会想起上次看时是和谁一起,说了怎样的话。“文物像生命的坐标,永远不会消失。”

  从2005年开始,梁金生每年都给新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人讲课,讲的是文物管理的规则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从自己的身世开场,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东华门里有一片二月兰,二三月份一开,满地蓝色,梁金生很喜欢。花在五月变枯草,大概是嫌不好看,后来换成了人工草坪。

  “秋天银杏,冬天雪景都不错,在高处一看,都是雪白的,人一踩过去,就乱七八糟了。”

  梁金生的儿子没能成为第六代故宫人。他干了旅游的行当,早些年带团来故宫,也没借过父亲的名义进紫禁城。只有一次,“游客都进去了,他手里没票了,再排队要几个小时。”

  唯一一次,儿子报了“梁金生”的名字,走进他祖辈父辈工作的地方。(记者 杨杰)

责任编辑: 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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