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与北京城
发表时间: 2017-09-01来源: 光明日报

  万宁桥位于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也是今天北京中轴线的组成部分。资料图片

  明北京图,引自《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北京钟鼓楼 资料图片

  道路状态决定城市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与井田制和王城理念密切相关。作为六朝古都,北京城的布局规划也受此传统影响。至今,北京中心城区的格局依然保持着历史的基本面貌,行走其间,可以感受到源于历史深处的核心记忆。

  北京作为我国的古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

  三千多年的历史要从董家林说起。董家林是一个小村子,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而说到董家林,就要从武王伐纣说起。

  北京建城历史

  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尚无定论。

  中国的纪年始于周共和元年,那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既然有了这个始点,由此推算便可以了。然而,在武王与共和之间,纪年断裂难以衔接。为此,我国的天文学家便在天象上想办法,从天象的角度进行推断。

  《淮南子·兵略训》中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夜空出现了岁星。岁星在东方即殷人所在的方向出现。同时又出现了彗星,犹如一把利剑,剑锋对着武王,剑柄对着纣王,仿佛上天把剑授予纣王而向武王刺去。武王从河南孟津(今孟津县,洛阳市管辖)出发,向朝歌(今河南淇县,属鹤壁市管辖,有纣王墓、妲己墓)进军,方向是从西向东,纣王是从朝歌出发,方向是从东向西抵抗,“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天象显然对武王不利。

  岁星就是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而太岁与灾难相伴。根据木星出现的时间,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推算,此时出现的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走到近日点时,木星黄经是127.2̊,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记载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正相吻合,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1057年。

  彗星是一种星际物质,主要成分是冰冻的物质与尘埃,天文学家描述它是“一堆脏冰”或者“一个脏雪球”。彗星围绕太阳公转,太阳的热力使彗星里面的物质蒸发,在冰核周围形成朦胧的彗发和一条稀薄的彗尾。彗星的英文名称是Comet,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尾巴或毛发。而中文的“彗”字,则是扫帚的意思。在民间,彗星俗称扫帚星,认为是一种不吉之星,詈骂女人是扫帚星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彗星出现不是好现象,往往伴随灾难与战争。

  彗星分周期与非周期两种。周期彗星是定期、有规律地出现,哈雷彗星属于周期彗星,每隔76年,回归一次。这颗彗星在西方,于1705年由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发现,故而以其命名。

  张钰哲认为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间是公元前1057年;而英国的哈雷发现彗星,是在公元1705年,二者相差2762年。

  那一年,武王率领军队从孟津出发,被两位老人——伯夷与叔齐拦住。这两个人,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大哥,叔齐是三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理由是伯夷“贤”,但伯夷不答应,对叔齐说:“让你继承大位,是父亲的旨意,我不能够违背他的遗愿。”于是离开了孤竹国。听说哥哥走了,叔齐也离开了孤竹国。在路上,兄弟二人商议去什么地方,听说西伯即周文王善待老人,于是去投奔他。但是,刚到西伯境内,西伯却过世了。只看到西伯的牌位,被他的儿子武王放在车上拉着跑,与军队一起去讨伐纣王。看到这种情景,伯夷与叔齐拉住武王的马斥责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听到这样的话,武王的士兵准备用兵器驱赶他们。这时,姜太公走过来劝说武王不要这样:“此义人也。”让士兵把他们架走了。这就是著名的“扣马而谏”的历史故事。

  在这一年,武王与纣王在牧野(今淇县南)决战,纣王的人马虽然众多,但却皆怀二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临阵倒戈。纣王打了败仗,跑上鹿台,把珠宝玉石堆在身边自焚而死。武王打了胜仗,《史记·周本纪》曰:天下定,乃“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燕的国都便在北京市的董家林村。

  分封的时间呢?《礼记·乐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一年是公元前1057年。

  召公奭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是周公旦的兄弟。武王去世以后,周公旦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摄,是代理的意思。因为成王年纪幼稚不能理政,所以由周公代理国事。召公怀疑周公有不臣之心,质疑周公,周公向他剖白心迹,召公这才释疑。

  召公是一个为国家办事没有私心的人,有一次“巡行乡邑”,坐在一株棠梨树下处理讼狱之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断案很公正。召公去世以后,百姓怀念他,怀棠树而不愿伐,作了一首诗,收于《诗经》“召南”之中,题曰《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芾,是一个多音多义字,读“费”时,意思是指枝叶幼小。读“福”时,则指枝叶茂盛,芾又和黼相通。黼,指青黑相间的花纹;甘棠,棠梨树,果皮褐色;茇,在草间住宿;败,毁掉;拜,掰开;说,读“税”,指休息。把这首诗转换为现代汉语是: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砍莫动它,召伯曾在树下停留。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劈莫损它,召伯曾在树下休憩。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拔莫害它,召伯曾在树下安歇。

  1959年春,首都钢铁公司筹建耐火材料厂,在董家林选择厂址,发现了燕国都城遗址,在附近黄土坡村的大墓里发掘出铸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专家由此判定这里便是北京的建城之始。“匽”后来写作“燕”,二者在古代是通假字。

  1995年在这里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是考察北京建城历史的重要基地。

  从公元前1057年,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在董家林营造国都,北京的建城历史至今已有3074年了。

  井田制与王城建设

  在我国,城市规划在历史上,与井田制密切相关。

  专家考证,井田制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然出现,发展到西周时期成为定制。《孟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有九百亩,划为九等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由领主使用;其余八份是私田,归农民使用。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无论公田还是私田,所有权都是领主的。虽然称为私田,对农民而言其实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按照当时的经济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也就是私田。《诗经·小雅·大田》云:“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浓云兴起,小雨淅沥,期盼雨先落在公田里,之后通过小沟渠流到私田里。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被迫而痛苦的,在干旱的日子里,哪一个农民不希望雨先落在自己的土地上?《诗经》中的这首诗,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反映。

  如果在一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

  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九等份的制度,反映在疆域的认知上,便是将天下分为九州:梁、雍、冀、兖、青、徐、扬、荆、豫。反映于首都的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的思想。“国”,指周天子的王城,相当于今之首都。天子所居的一份为宫城(隋文帝时,在宫城外面加筑皇城),居于城市之中,把宫城设在王城中央,是出于择中而立的思想。荀子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用以表现王者之尊。

  庶民等人所居的八份为“里”,或“市”,环绕在宫城四周。这样的划分必然呈现井字形状,《考工记》认为,王城应该是这样布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国”指王城;“方九里”中“方”,指一边或者一面,如果一面城垣是九里,那么方九里即八十一平方周里,周朝的一里折合今693米,八十一平方周里约39平方公里,这样的城市在当时应该是超级大城了;“旁三门”:每面城垣开辟三座城门,在城门之下构筑道路;“九经九纬”:“经”,南北之路,“纬”,东西之路。每一条道路辟为三幅,中间是行车的主路,两侧是走人的辅路。这样,王城之内便有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由于每条道路都是三幅,因此,也可以说是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其中,第二条处于城市的中间位置,是城市的中轴线。宫城居于王城之中,自然处在中轴线上。而其他四条道路则恰好把王城分为九部分,从而体现出井田制运用于王城建设的基本原则;“经涂九轨”:经涂,王城内的干道。九轨,轨是车轮的宽度,一轨古制8尺,周代的一尺是0.231米,九轨就是72尺,即今16.63米。“朝”:百官聚会的地方,位于宫城前面;“市”:百姓做买卖的地方,位于宫城后面;“左祖右社”:“祖”,即宗庙,供奉皇帝祖先的地方,位于宫城左侧;“社”,即社稷坛,供奉土地与谷神的地方,位于宫城右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左为上,把祖庙放在宫城的左侧,是封建时代家天下文化深层的核心内涵。

  张驭寰先生1960年3月曾经对洛阳的东周王城故址进行勘察,并在他所著的《中国城池史》中记载当时的情况:“全城基本为方形。全城四面各开三个城门,共计十二个城门……城内还有东西、南北道路各九条……王宫修建在中央大道上,左有宗庙,右有社稷坛,前面是朝会诸臣诸侯的各种殿宇,后部则是商业市场。”

  王城理念,或者说,井田制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当时的王城建设,而且为后世所继承。北宋时期的首都开封是这样,金朝的中都模仿北宋的开封是这样,元代的大都也是如此。

  元大都的城市布局

  元大都基本是正方形的,皇城择中而立:前置外朝,后置市场;左侧立宗庙(今朝阳门内,明代为延福宫所在地,尚有遗存),右侧立社稷坛(今白塔寺后身,明代为朝天宫所在之地,现为居民区)。但是,大都的布局又难免受到设计者的思想与环境影响而有所变通。

  变通之一:由于什刹海——其时称海子——大面积水域的存在,宫城虽然处于南北的中轴线上,但不是处于城市的中心区域,而是居于偏南的位置,城市的中心是中心台,位于今鼓楼西侧。

  变通之二:北部只开辟两座城门,这样便只有十一座城门。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信奉《易经》,认为北方处于坎位,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则吉,故不在正中设置城门。

  城门的数量是这样,其称谓也根据方位而在《周易》中觅名,具体情况是,南边三门:

  丽正门,南垣正门,离卦。离,即丽。《周易》:“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文明门,南垣东门,鼎卦,处于离、巽之间。《周易》,同人卦:“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大有卦:“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

  顺承门,南垣西门,坤卦。《周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北边二门:

  安贞门,北垣东门,讼卦,在坎、艮之间。《周易》:“乾上坎下”,“安贞,吉。”

  健德门,北垣西门,乾卦。《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

  东边三门:

  崇仁门,东垣正门,震卦。震出东方,《周易》:“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修德为仁,故曰崇仁。

  光熙门,东垣北门,艮卦。《周易》:“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熙,与光同意,有天光之象。日光来自东方,亦有生长意,与西北肃清门相对。

  齐化门,东垣南门,巽卦,《周易》:“巽乎中正而志行”。《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而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齐,意谓万物整齐生长。此处借指万民,与崇仁门的君子相对应。

  西边三门:

  和义门,西垣正门,兑卦。兑,为口,有“丽泽”之象。和义门附近是大都的进水口,里面有辽阔的海子,即今什刹海。传统文化认为,仁居东方,义在西方,故此处取“和义”与东方的“崇仁”相对应。

  肃清门,西垣北门,在乾、兑之间,履卦。此卦上乾即天以喻君,下兑即泽以喻民。《周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从而明辨社会秩序。

  平则门,西垣南门,位于坤、兑之间,谦卦。《周易》:“劳谦君子,万民服之”。“平则”,谓平易近人,民心归附,与东南方向的齐化门相对应。

  南边的三座城门在今长安街南侧,丽正门与正阳门相对,文明门在东单路口偏南,顺承门在西单路口偏南;北边的两座门,安贞门在安定门外五路居路口,健德门在健德门桥一带;东边的光熙门在和平里北街东端,崇仁门在东直门立交桥处,齐化门在朝阳门立交桥处;西边的肃清门在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汇处,和义门在西直门立交桥处,平则门在阜成门立交桥处。

  与城门相对应,大都依然开辟了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只是中轴线的北端没有城门罢了。同时,由于南边的三座城门与北边的两座城门不完全对应,故而在道路上南北不能完全对接。

  这些城门今天均已不存,但是作为地名,有些,比如光熙门、安贞门、健德门依旧流传,作为地域名称或者公共交通(地面与地下)的站名而被使用,而以上那些城门下面的道路,大多是作为北京城区的干道而为人们的出行服务。

  明代北京城布局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把大都改称北平,将北部城垣向南缩进五里。为什么要废弃大都北部?通常的诠释是出于防御考虑。城市收缩,自然会增加防御密度,便于抵御外来的袭扰。这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个理由,即:其时的大都,已经不是国之都城,不能再按照王城理念保持“旁三门”,而必须减少城门的数量呢?

  相对大都,北平其时只有九座城门。城门虽然减少了,但是在形状上,也基本是正方形的,只是由于地理影响,西北部的城垣采取抹角形式。南北干道沿袭大都,东西干道则缺少了肃清门与光熙门之间的道路。

  永乐四年(1406),北平被重新定为首都而改称北京,为了适应皇城建设,把南部城垣向南扩展一里有余,这样,北京城的中心点便落于景山,从而既为紫禁城提供了一座凭依之山,又将元代内廷的延春阁(举办佛事的重要场所,在大明宫后面)遗址压在下面,从而镇压胜朝王气。这一变化,相对宫城偏南的状态,是一个重大调整,当然可以理解为其时的决策者对宫城居中,也就是王城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纠正。

  嘉靖四十三年(1564),同样出于防御考虑,北京加筑外城,在南部开辟了左安门、右安门与永定门,与内城南垣的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相呼应。在东部开辟了广渠门,西部开辟了广宁门。如果把外城与内城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北京东西两侧的城垣上,又恢复了《考工记》中“旁三门”的思想。即东边三门:东直门、朝阳门、广渠门;西边三门:西直门、阜成门、广宁门。由于增加了东西对应的两个城门,自然也就增加了一条干道,即今天的两广大街,从而恢复了王城南北与东西各三条干道的格局。具体而言,其时南北走向的道路状态是:

  一、左安门、崇文门至北部城垣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左安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与雍和宫大街。

  二、永定门、正阳门至鼓楼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永定门内大街、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地安门内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此街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中间段落是皇城而将道路阻隔,今天也是如此。

  三、右安门、宣武门至北部城垣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右安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大街、宣武门内大街、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与新街口北大街。

  东西走向是:

  一、东直门和西直门之间的道路。由于什刹海的缘故,两路断开。今天分别是东直门内大街、交道口东大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新街口东街与西直门内大街。鼓楼西大街在大都时称斜街,自西北向东南逶迤而下,是连接东直门与西直门的重要通道。

  二、朝阳门与阜成门内的道路。被皇城分为两段。东段今为朝阳门内大街,东四西大街。西段今为阜成门内大街与西四东大街。

  三、广渠门与广宁门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东大街、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与广安门内大街。

  以上这些道路,由于外城的左安门、右安门与内城的崇文门、宣武门不完全对应,故而道路不完全对接,但还是基本将北京划分为九块,堪舆家附会为九宫格,实质是井田制在城市规划中的反映。

  入清以后,北京的城门基本未动,只是为了回避道光帝旻宁之讳而易“宁”为“安”,将广宁门改称广安门。这一状态,至今未变。简括而言,二环路内的北京城,虽然城垣基本拆除,城门也所剩无多,但是原来的干道,王城规划中的九经九纬依然保持,只是延长、加宽而已。(作者:王彬,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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