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庐山村10号
发表时间:2011-02-14   来源:文汇报
  国权路上有一条小河,河的中央有一条如田埂般的狭窄泥路,泥路高低起伏,伴有许多野草。上下学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个小女孩快乐地奔跑在这条泥路上,一边与在旁边大路行走的小伙伴大声说笑。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我。 

  这是我从住家庐山村10号,到嘉陵村国权路小学的必经之路。 

  1946年,随着抗战胜利,父亲靳以与学校大队人马,从重庆北碚的夏坝,返回上海,就被安排住进复旦大学教师宿舍庐山村10号。因为年幼,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住在同村的还有些什么人,只记得隔壁9号,是全增嘏先生,那时他还未成家,与他的老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另有一个远房亲戚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此外,伍蠡甫先生也住在此,因为有回忆说,父亲解放前夕遭黑名单通缉时,是躲在伍先生的搬家车上得以脱险的。而去年在鲁迅纪念馆召开父亲百年纪念会时,一位与我年岁相仿的陌生人走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绍说是陈望道先生的公子,幼时与我一同住在庐山村,一同玩过“官兵捉强盗”的游戏。那么,陈望道先生当时也与我们同村。 

  庐山村是个人口不多的宿舍,最多也不过十几幢楼房,一式的日式建筑。刚搬进时,父亲的学生冀仿先生曾来造访,他在长篇回忆《血色流年》中曾这样描述:“靳以教授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房,每幢楼房都漆成奶黄色,楼上还有小阳台,外观确实很漂亮。走进大门,左首是厨房和卫生间,正面便是大厅。一张大‘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此外别无陈设,显得空荡荡。我说,这也好,宽敞。靳以先生站起来,拉开窗幔,再打开落地玻璃门,就是户外。整个楼下只有这么一间可派用场的房间。楼上呢?也是一间,作为卧室。一幢漂亮的小洋楼,竟是一座虚张声势的货色。靳以先生打算将‘榻榻米’拆掉,把这间变成书房兼客厅,让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 

  我大约是在1949年解放后才住到庐山村的,这以前我一直滞留在外婆家。庐山村是我回到上海与父亲在一起的第一个家,也是我童年无忧无虑的开始,所以,至今回想起来,都十分眷恋。 

  家门前就是一个小山包,其实那是一个防空洞。父亲曾携我到洞里躲过好几次警报。有一回,附近真的被炸,炸弹正中杨树浦发电厂。一下子灯全灭了,因为在父亲身边,我并不害怕,第二天也照常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很喜欢这个小山包,泥土把防空洞全部盖住,四围长满青青的草,以及各式野花。正对家门的山间有一条不规则的小路,那是我天天攀爬的结果。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沿着这条窄窄的小路爬上山去。我拉着一边的草,几步就跃上了山。我站在小山顶上,天空是蓝色的,视野是宽阔的,随手摘几株蒲公英,放到嘴边吹啊吹,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分。有时看见父亲归来,立即忙不迭冲下山去,一边大声唤他。父亲身边常有学生、朋友,住在对面徐汇村的方令孺教授是我家的常客,她是我最喜欢的“大大”(安徽人对“外婆”的称呼)。父亲与客人谈天,留他们吃饭。前门的小院子里种满了父亲喜欢的豌豆苗、番茄、黄瓜等等蔬菜,父亲亲手料理,更喜欢让大家分享。 

  前几年,见到父亲写给凌叔华的女儿小滢的一幅字,才知道1946年,她们母女在沪等船赴英国前,曾住在我家,就是在这里的庐山村10号。父亲的好客是众所周知的,文友相聚,一定有开心的畅谈。可惜那时我才两岁。 

  有一张照片,定格了当年朋友的聚会。照片是在徐汇村22号门口照的,照片上除了父亲以外,有王辛笛夫妇,有萧乾和他的英国妻子,还有其他好几位我不认识的人。大家拥在门口,挤在镜头前,门牌是22号,十分醒目。 

  斯人都已不在,我无法确定当时情景;但我猜想此处该是萧乾先生的住家,因他那时正在复旦任教。辛笛先生是彼此的朋友,他们夫妇从城里赶到郊外,看望大家。在当时,交通不便,真是路途遥远,可是友情真挚啊。徐汇村的对面就是庐山村,父亲一定招待来客先到家里,很可能,是他带着来客去到对面的萧乾先生家,大家快乐地聚谈,然后拍照留念。如此推想,因为辛笛先生与父亲关系很不一般,他们不仅是南开中学校友,而且他与我二叔还是同窗好友,他们夫妇的婚姻也是二叔牵的红线。 

  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方写着:1950年解放后首次校庆日,国立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照片上认得出的人,有郭绍虞、唐弢、许杰、刘大杰、胡裕树、方令孺、蒋天枢、陈子展、赵景深、吴剑岚、萧乾等人,父亲与唐弢并排坐在最右边;还见郭绍虞的女儿郭信和,当时她还是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席地坐在前排。后来父亲调至上海作协任常驻副主席时,郭信和曾当过主席办公室的秘书。父亲去世后,每年父亲忌日,她都会上我家来,为父亲行礼送花,直至她自己离世。这是后话。 

  我仔细端详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人,都那么朴素。校园的背景,也那么空旷,不远处还有一座小茅屋,清晰可见。 

  就是这样的复旦,这样的校园,令父亲,还有方令孺先生,还有许多在此任教的父亲同辈人,充满感情,依依不舍。父亲在工作调至城里以后,休息日只要有空,就会像回娘家那样牵着我的小手,一连换几部公交车,回去“探亲”。总是一呆就是一整天,在两个村里(庐山和徐汇)串门访友。我能记得的是,方令孺,全增嘏,崔明奇,李正文,漆琪生……无数的老朋友家,都能见到父亲的身影。我呢,则忙不迭找来昔日的小伙伴,再爬一爬小山包,再吹一吹蒲公英,再到狭窄的田埂上去跑一跑,以此释放一周来城里车水马龙的压抑。每当夜幕降临,父亲和我才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这时候的父亲,心情是放松的,胸臆内充满朋友的情谊。一路上没有路灯,借着月亮和星星照明。我挨在父亲身边,听着彼此的脚步踏在沙土路上的“嚓嚓”声,这一刻,快乐溢满心头。 

  再说我的大大方令孺,当接到调令,让她离开复旦赴杭州任浙江文联主席时,她曾不止一次赶到城里,与父亲对坐大书桌的两边,向父亲诉说自己对复旦的眷恋。她已经习惯这种朴素的生活,习惯远离尘嚣听不见车水马龙,习惯她的讲台,习惯与学生在一起。她一直住在徐汇村最里面一排的一所平房里,自重庆返回上海之后多年未搬动过。她住的徐汇村是一式的日式平房,一家挨一家整齐排列,她走出走进,直至对面的庐山村,全是熟人朋友……我听见父亲劝了她很久,又说杭州上海距离不远,可经常回来看看。最后,大大还是走了,把眷恋留在这里。 

  徐汇村的平房是全部都拆了,我再也没有进去看过,因为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痕迹。但幸运的是,庐山村的小楼仍旧保留着。上世纪60年代我进复旦上大学时,连防空洞都还没有拆掉;80年代我回去,找到原来10号家门,坐在门口台阶上照了张相,只是原来的栅栏门和两边通道的围墙已经不复存在。去年我回学校开会,全增嘏先生的孩子(我一直称他弟弟)到会场来看我,特地带我绕学校走了一圈,变化确实很大。问起他的家,他居然仍旧住在庐山村的小楼内,只是现在宿舍早已不叫“庐山村”,改为“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防空洞是早就拆了。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已经作古,而当年的欢乐小孩如我,也已然沧桑满怀。纵使国权路的小河早已不见踪影,纵使那条尘土飞扬的沙土路早已不复存在,但充满亲情友情的回忆不会随时光的风儿飘散。 

  德国作家让·保尔说过:“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唯一天堂乐园。”我,又是多么愿意在这所“天堂乐园”里四处遨游啊。(章洁思)

责任编辑:王 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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