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令公庙”是北京古北口长城遗址处的一处古迹，冯玉祥将军题写了对联：“何须执笔书忠愤，自有公平在后人。”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据历史学家考证，事实上北宋王朝疆域有限，杨家将活动范围根本没有到过今天的北京附近。

　　事实上，杨家将故事的流传，本就从未依靠正史，而是传统戏曲起了巨大的作用，《李陵碑》、《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西征》等等曲目，脍炙人口，深入人心，比史书更有胜之而无不及，对中华民族集体爱国情操的形成，可说是功不可没。近代大学者余嘉锡先生，专门在抗战时期撰写了《杨家将事迹考证》一文，从严谨的史学角度爬梳整理，为当时的抗战军民鼓舞士气，足以证明杨家将故事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之大，而传统戏曲对于中华民族价值观塑造的意义，可见一斑。

　　传统戏曲之中，往往被分为“造梦”、“写实”两派。如《西厢记》、《牡丹亭》此类浪漫主义题材作品，就属于“造梦”；而《窦娥冤》、《赵氏孤儿》以及杨家将等现实主义题材，则属于“写实”。在中国古代，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关注现实是重要的方向，因此，写实类作品的地位，并不低于造梦类。但随着时代发展，个性的自由解放越来越得到展现，写实类作品则渐渐显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正如当今文坛，爱情故事泛滥，而反映国计民生之作品则很难受读者青睐一般。

　　其实，文艺价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之为“超越价值”，即是造梦类作品的代表；一类则可称之为“现实价值”，即是写实类作品的象征。如《西厢记》《牡丹亭》等浪漫主义戏曲，选择爱情这一永久人性题材，超越世俗，追寻理想天地，人生于世，引起观众共鸣，令人如痴如狂，千载之下，余韵悠悠；而现实主义作品，则是将人间种种真相重演，或美或丑，或善或恶，由此寄托作者对现实的态度，期冀“揭出创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往往比造梦更加沉痛、刻板，未免让观众觉得迂腐、回避、抗拒。然而，社会的变动，本来就是由千万个“一时”共同构成“历时”，没有“现实价值”为基础，便不可能形成“超越价值”。若轻视道德教化之意义，鄙弃其“现实价值”，则后代之道德风尚，缺乏当时的构建，又哪里有今天的一切，又何谈“超越价值”的所在？因此，“现实价值”即便不如“超越价值”的震撼有力、引领潮流，但却如同流水甘霖，滋润渗透，化物无声，对社会道德习俗的完善形成推助，从这一点来说，功效更大。

　　近代大学者徐复观先生曾说，“古今中外真正古典地、伟大的作品，不挂道德规范的招牌，但其中必然有某种深刻地道德意味以作其鼓动地生命力。道德实现的形式可以变迁，但道德的基本精神，必为人性所固有，必为个人与群体所需要。西方有句名言是：‘道德不毛之地，即是文学不毛之地。’……又其次，人类一切文化，都是归结于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文学也不例外。假定道德真正束缚了文学，因而须通过文学以反道德，则人类在二者选一的情势之下，为了自身长久利益，也只有选择道德而放弃文学。”

　　杨家将故事之类的现实主义题材传统戏曲，正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自己的道德教化意义，无形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观。而那些指责“道德教化就是不尊重艺术规律”或“道德教化则迂腐”的观点，实在不值得一驳。其实，无论造梦还是写实，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唯有有助于推动社会道德完善、文明前进的文艺作品，最终才能经受岁月风霜的洗涤，沉淀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