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香港书展:也斯等名人谈香港文学
发表时间:2012-07-20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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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谈香港文学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3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8日至24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特别邀请香港名作家也斯作为“年度作家”。也斯的成长、写作经历等,都和香港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他是香港最好的书写者纪录者。

  南都全媒体·南都网作为首席全媒体合作伙伴,将携手香港书展,带读者一起去分享这场香港城中盛事,一起“读通世情,书出智慧”。

  也斯:写中文有许多方法

  “我昨夜梦见簇簇群鸡低头啄食白米/我问你可是玉我问你可是玉衡皇下墜凡间变成/禽鸟?你可是平常不轻易啼叫/叫的时候却又无人可以禁声?/月黑的风雨夜,欲近天晓的时分/我在等你一声叫破千家万户的恶梦。”这是香港诗人也斯(梁秉钧)的作品《鸡诗卷》,用粤语朗诵起来朗朗上口,又充满通俗的趣味。5月24日,也斯与马家辉在广州以“笔尖与舌头的纠结——如何掌握香港文学的语言”为题进行对谈,剖析了香港文学的语言特色。也斯的成长、写作经历等,都和香港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他是香港最好的书写者纪录者。

  另外一种写中文的方法

  也斯本名梁秉钧。据他描述,小时候母亲在农场做工,也接一些穿胶花、粘火柴盒之类手工活回家做,而且边做手工活,边念《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等,让童年的他觉得极有趣味。

  年轻时代,也斯跟朋友们一起读诗,许多朋友喜欢徐志摩,他则喜欢李金发。李金发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但许多人都认为李金发的中文不好,原因是李金发除了广东话以外,就只会古文和法文,普通话不好,自然语言说不上规范。也斯特别记得李金发一首名为《弃妇》的诗:“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这首诗文言夹杂,但用广东话读起来,又觉得很自然。也斯说他老了之后再做研究,发现原来只有广东的诗人如林英强等喜欢李金发,原因自然是只有广东话读起来才能解读出当中语言的趣味。当时,没有人写“弃妇”这种形象,李金发却用了很意象的方法去描写,也斯说,“这给了我一种突破的感觉,一种文字上的乐趣。”

  也斯这个笔名的两个字完全没有意思,梁秉钧说他是故意的。当年一起写诗的朋友很多都喜欢用很诗意的笔名,如红叶啊、夕阳、微雨、迷失的灵魂等,他则想用两个没意思的字,由他赋予名字一个意思,而不是度身定做好的成衣,去穿起这件衣服就很诗意了。他认为这是对待语文的态度,“我不想要装饰性的诗意,我想在不诗意的地方去找诗。”

  后来,也斯的舅舅从台湾带回来的诗集,令他看到另外一种写中文的方法。也斯特别记得纪弦的一首诗,叫《恋人之目》:“恋人之目,黑而且美,十一月,狮子座的流星雨。”也斯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些语言文字的创意和想象吸引,这些都不是非常规范的中文。我自己想的就是,在规范的中文之外,我们作为中文创作者有一个很丰富的园地可以想。”

  尝试翻译,发现语言的局限

  读到大学,也斯不是很满意当时的课本,就尝试去翻译一些外国的小说,在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如翻译地下文学等,有Jack kerouac的《On the Road》(《在路上》),这代人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反叛的代表,被称为BeatGeneration,BeatGeneration在中国大陆常被译为“垮掉的一代”。也斯认为这样的翻译并不合适,他尝试译为“搜索的一代”,代表一种“搜索的精神”。

  再后来,他尝试翻译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言人鲍勃·迪伦的歌词。在翻译的时候,他发现用当时习惯的中文去表达时,却译不出当中的感觉,像缺失了某种东西,他认为是不是要改一改或者找一些其它的中文,更生活化和口语化点的,甚至可能是更陌生的来表达。后来也斯再尝试翻译拉丁美洲和法国的小说,让许多年轻的诗人觉得带来了一种中文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微博)的常用语言去译Jack kerouac,可能没有办法译出那种动感和创意。翻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们去想,我们可以怎样用语言,语言的规则是哪里。”也斯说。

  在翻译这个问题上,也斯并不赞同意译,他认为中国内地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缺乏了原著当中作者作为一个日本人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而是“中文化”掉了。

  不赞同余光中提倡规范中文的做法

  陈冠中等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创办了一个《号外》杂志,也斯认为这是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杂志的语言很混杂,广东话、普通话、英文等一起用,却又显得很生动。

  而著名诗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反对这种做法,他在杂志上推广纯正中文,提出如果不会讲普通话就不会写诗。其中,余光中还帮戴望舒改一首诗《村姑》,也斯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在也斯看来,《村姑》是首田园风味的诗,需要一种比较舒缓的节奏,余光中改了之后紧凑了,却表达不出这种韵味。

  后来,陈冠中在《号外》杂志上反驳,批评余光中这种提倡规范中文做法。

  对语言的混杂,也斯显得更加宽容。他说曾经有诗人朋友指责他不“撑”(支持)粤语写诗,好像是这天然对立,要么撑,要么不撑,但也斯觉得,这中间的地带,更值得去想去思考。

  专访也斯:跟香港社会有一种现代的敌意

  问:你一直在做香港文学的“打捞”工作,整理研究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能不能介绍最新的进展?

  也斯:我们刚在在香港岭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做了场小型的演讲,这一天都集中讲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文化演出,许多人在不同范围做的工作。比如在电影方面,像《小城之春》的导演费穆等,1949年他就到香港,有很多上海跟香港、广东跟香港的联系。我很感兴趣的,费穆在大陆开始做了一些东西,而1949年之后,他到了香港,香港是个商业化的城市,也有某种空间,他在香港也发展了一些都市电影、文化等东西。在翻译方面,我们特别提到研究的结果,就是翻译西洋文学的林以亮,他到了香港之后,继续从事翻译的工作,介绍美国文学等。后来在电影公司里工作,他就请张爱玲等编剧。我对这个联系很有兴趣,他们受到香港的限制,也有香港的某种自由,在香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也做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的时期,一方面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另外一方面也在香港发展了一些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等,香港没有经历过文革,对传统文化、通俗文化都保存得比较好。

  问:所以你觉得香港文学的语言与中国大陆、台湾等有明显差别,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的?

  也斯:是这样的。中国大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等,语言的用法是比较统一的。台湾比较传统,香港则比较多元,文化的来源比较丰富。传统的岭南文化是一个来源,但是我们也看现当代的文学,比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都看。另一方面,在香港我们也翻译很多的外国文学。另外,香港文学的语言比较接近生活,来源比较丰富,所以不一定是单一、规范化的语言,就是不一定跟国内的完全一样,但是香港的中文还是大家能够明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广东的文化本身也很丰富,形成了香港文学的背景,所以语言没有这么夸张、浮华。但是因为来源丰富,所以不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方法。

  问:北岛曾说过“古老的敌意”,你怎么看?

  也斯:我们跟香港社会有一种现代的敌意,也有一种跟现代协商的方法,处在这个世界里面,当然有批评的东西,但是也想做一些正面的东西。香港这个社会,不是特别强调文化的东西,但文化人跟这个商业性的社会也有一种来往,讨论,协商。这个社会就是每天都在变,传媒也是,你就是非常生气,你不赞同它,但是现代文明里又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嘛,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不能完全否定所有东西,还是要找一些东西让学生看,找一些路让他去发展。

  问:陈冠中曾经写过一本《我这一代香港人》,谈及许多香港婴儿潮一代的事情。你怎么看你那一代香港人的?

  也斯:他觉得好像婴儿潮就很占优势,是黄金时代,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容易。我们是比较本地化的一代,上一代是移民,我们这一代就一起面对香港这个社会,你在这里长大,你就想去写你面对的这个社会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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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