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已经熔铸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文化基因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也经历了资源高强度开发、环境压力持续增大的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如何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守住底线？如何保障14亿多人口的能源供应稳定可靠？如何让群众在绿色发展中不断提升生活品质？这些都是我们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绿色也是生产力
人与自然该如何共处？这个疑问，从古至今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远古狩猎采集时期，人类力量有限，靠着大自然的馈赠繁衍生息，因而对自然心怀敬畏甚至恐惧。进入农耕时代，先民学会垦田耕种、引水灌溉，发现并顺应四时节律，在和自然的磨合中落地安家，逐渐孕育出古老文明。可是，自工业化浪潮袭来，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飞速跃升，心态也悄然转变，许多人不再敬畏自然，反倒想着征服、掌控自然。人们大肆开采矿产、深挖化石能源，把山川草木、水土资源当作无限取用的原料，一味盯着物质产出并肆意索取。在毫无节制的透支之下，资源日渐匮乏、生态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极端天气等各类生态灾难接踵而至。瑞典生态环境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曾提出“行星边界”理论，认为一旦人类活动跨越地球系统不可逆边界，必将导致环境灾难，反噬经济社会发展根基，压缩人类长远生存与发展空间。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天然基底，洁净空气、优质水源、良田沃土与平稳气候，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赖以开展的先决条件。回看西方工业化历程，不少经济体曾经走过“以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弯路，以“高贴现率”思维折算未来收益，罔顾代际公平，把环境损耗的长期成本置之脑后；在发展决策中，破坏环境反倒被当成获利的捷径。“行星边界”理论所划定的人类生产活动不可逾越的9条安全临界红线中，有7条已经突破安全阈值，地球整体已经迈入高危警戒区间。资源开发不是一直都有稳定收益的。源自实证研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证明，一旦资源开采越过环境自愈临界点，即使投入更多成本，单位产出依然会持续走低，最终触碰生态红线。英国“雾都”困境导致制造业效率下滑、美国“尘暴事件”重创农业、日本“水俣病”酿成民生灾难等反复证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效率上都不可行。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也曾尝过这样的苦果，粗放发展模式带来资源高强度开发，环境持续恶化，一些地方和领域曾出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错误做法，背负了不少生态历史包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集中力量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准则，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
如果说保护生态是守住底线，那么改善生态就是主动培育发展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发展理念的升级迭代，也是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从经济学上看，我们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关键是看它能不能用更少的投入换来更多的产出。绿色之所以是生产力，是因为这种发展方式能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小的环境代价，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实现“低投入、高产出”。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模式，看似产出不小，实际上不仅能耗大、污染重，而且单位资源创造的价值很低，本质上是一种低效发展。绿色生产力恰恰相反，它通过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和技术升级，让每一度电、每一吨原料、每一寸土地都物尽其用，从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生产力非但不是给发展“踩刹车”，反而是为发展“装引擎”。以浙江安吉为例，经过多年生态修复，昔日荒山蝶变为绿水青山，2025年白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10万余人就业，把生态优势直接转化成了经济效益。
绿色生产力的效能优势，在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环境经济学中的“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保约束能够倒逼企业技术迭代、优化资源配置，将生态成本转化为技术红利与产业溢价。绿色生态的要求看似是约束，实则蕴含着改革创新、培育竞争力的机遇。比如，在汽车油耗环保标准的刚性限制下，我国企业不断把绿色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走出了一条新能源汽车的跨越发展之路。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光伏领域，我国光伏组件产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发电成本10年下降超过80%，现在西部戈壁滩上的光伏电价已经低于火电价格。绿色生产力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既能集聚要素催生新兴产业，又能凭借技术优势抢占国际市场，从而实现自然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
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环境友好”的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共进。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立足长远、注重统筹协调，客观上要求各类生产活动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绿色发展绝非高质量发展的附加选项，而是贯穿全链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要求。一方面，储能、氢能、碳捕集等绿色前沿技术持续突破，源源不断催生新兴产业赛道、夯实创新动能；另一方面，新能源、节能环保、资源循环等绿色产业不断壮大，在降耗减排的前提下持续创造可观的物质财富。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趋势下，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把握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当前，全球围绕绿色生产力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发展绿色生产力已经成为各国重塑竞争优势、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抓手。这场竞争覆盖全产业链，各国既在锂、钴、镍等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上加紧布局卡位，也在低碳技术研发、绿色产业标准制定上博弈角力。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油气、铁、铜等关键资源人均储量不及全球均值，资源禀赋与生态承载能力受现实约束。这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高耗能低产出的发展老路，而必须盘活生态资源，将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现阶段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比如部分环保政策统筹衔接不够、碳市场价格难以充分体现环境损耗成本、绿色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受阻等。这些体制机制短板，成为制约我国绿色生产力潜力释放的现实阻碍。
面对这些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明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并部署了污染防治、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标准监测评价考核等制度，让绿色生产力的培育有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这就告诉我们，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必须与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相匹配，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不断以绿色生产力的提升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能源是支撑现代社会运转的血液，事关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与国家安全。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会抬高生产成本，加重生产负担，给经济平稳运行带来隐患。2026年2月开始的中东地缘冲突阻滞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引发全球能源大幅涨价，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一个月暴涨近六成，截至5月，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较中东地缘冲突前上涨约四成。印度等国因天然气断供导致化肥生产受限，尿素进口价格近乎翻倍，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在多国深陷高成本困局之际，中国却凭借稳定多样的能源供给展现出惊人的能源韧性，不少外媒将其归功于我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前瞻布局。多年以来，我国始终以跨周期的战略眼光推进能源转型，持续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型能源体系，因而能在复杂的国际能源博弈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我国在长期能源实践中逐步确立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破解能源短缺成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紧要任务，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甩掉“贫油国”的帽子，1978年原油年产量破亿吨，我国基本实现油气自主保供。改革开放后，随着能源消费激增，我国于1993年起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原油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超过70%。我国能源消费长期倚重本土煤炭，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占“半壁江山”，高碳用能模式持续带来生态压力与安全隐患。为破解结构性矛盾，我国循序渐进推进能源转型，从零星试点清洁能源到规模化布局风电光伏，再到统筹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储能、氢能等产业，一步步走出中国特色能源转型之路。现如今，从西北戈壁的光伏板和海上转动的风轮到横跨东西的特高压网络，再到走进千家万户的新能源汽车，一幅覆盖生产、传输、消费全链条的绿色能源版图已然成形。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深刻重塑，各国对能源供应的关注不再局限于成本效率，而越发看重供给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除了地缘冲突造成的价格震荡、供应链不稳外，传统能源体系本身还存在高污染、高碳排放问题，长期掣肘全球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发展身处多重现实挑战之中，油气与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偏高，地缘环境变化持续增加保供压力。得益于近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60%和80%，清洁能源已经具备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的经济性。但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叠加算力产业爆发式增长带来的用电需求暴涨，又对电力系统稳定可靠提出更高要求。新型能源体系既能优化能源配置、降低用能成本，又能减少碳排放与污染、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的发展空间，还能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增强应对地缘冲突和极端天气的抗风险能力，把能源的安全绳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因而成为赋能产业升级、保障民生用能、筑牢国家安全的战略之举。
新型能源体系之“新”，在于能源结构更清洁。传统能源以煤、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体，不仅碳排放高、污染重，还面临资源枯竭和能量转化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国土广袤，风能、太阳能资源天然具有优势。因此，确立以风、光等零碳能源为主导的新型能源体系，并辅之以化石能源兜底保障，成为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202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已超20%，预计2060年将提升至80%左右，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新型能源体系之“新”，在于系统形态更协同。传统能源主要靠大型火电、油气枢纽集中供应，远距离运输损耗大，灵活性不足。新型能源体系则告别“单打独斗”，着力形成集中式与分布式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格局。比如，分布式光伏具有“就近发电、就近消纳”的特点，能灵活适配家庭、园区等场景，再配合化石能源的稳定支撑和智能电网的精准调配，整个体系就能既富有效率又具有灵活性。
新型能源体系之“新”，在于技术驱动更强劲。传统能源发展更多依赖资源禀赋与资本投入，产业链条相对简单，技术迭代节奏平缓。新型能源体系拼的则是整个技术链、产业链，从上游的光伏材料、电池储能到中游的装备制造、智能电网，再到下游的电动汽车、绿电交易，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形成“研发—应用—反馈—升级”的良性循环。
新型能源体系之“新”，在于治理机制更灵活。传统能源定点开采、统一调配，管理相对简单。而新能源点多面广，家家屋顶可发电、处处风机可并网，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这就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新型能源体系需要建立灵活高效的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的碳交易、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制度，让价格信号引导供需匹配和资源配置，持续释放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潜能。
新型能源体系之“新”，在于安全韧性更强大。地缘冲突、极端天气、供应链中断，都能让油气价格暴涨、供应告急。新型能源体系来源更加多元，风、光、水、核多元互补，不依赖单一产地或渠道，一旦一种能源出现缺口，其他能源可快速顶上。我国在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核心装备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使能源安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供给端，要让能源结构“绿起来”，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有序退出，发挥其托底保障作用，同时壮大风、光等零碳能源规模，增强系统韧性，避免因能源转换空档而出现“限电”“缺气”等问题。在技术端，要靠科技创新“撑起来”，突破储能、特高压、绿氢等新型关键技术，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发、输、配、用各环节智能化水平，确保新能源安全稳定运行。在制度端，要把市场机制“建起来”，打造全国统一的能源与电力市场，完善绿电交易、碳市场等机制，同时以数字化赋能监管，守住安全和公平底线。在消费端，要让清洁能源“用起来”，在全社会推广电能替代，建设更多零碳园区、工厂，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和跨区域调度，实现高比例新能源与电力系统安全良性互动。
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为何要积极稳妥
纵观各国的工业化历程，经济体量的扩张往往伴随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同步增长，这是各国迈向现代化的共性规律。英、美、德、日等先发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产业快速跃升阶段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随之抬升。正因为如此，碳排放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权利。但碳排放不能无休止增长，整体呈现上升、达峰、回落的演化趋势，当碳排放总量升至历史最高点后进入平台期，这一关键“拐点”便是碳达峰。迈过这一阶段后，通过节能减排、生态增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举措，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可以持续下降，最终达到碳中和，实现人为活动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无休止的碳排放会加剧温室效应，进而引发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等连锁风险。因此“控碳”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重要任务，被纳入《2026—2030年全球气候行动议程：加速行动的五年愿景》。发达国家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已排放巨量温室气体，挤占了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空间。据统计，1850—2023年，美国历史累计碳排放约占全球的20%，总量是中国的近1.7倍，而中国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仅约为美国的1/7、欧盟的1/3，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历史累计碳排放水平则更低。非洲大陆人口约占全球17%，年人均碳排放却仅占4%，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1/4到1/5。这些数据清晰表明，历史上累计碳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碳排放空间中所占份额与其人口规模极不相称，工业化的先发国家理应承担更大的减排义务，并为后发国家发展留出必要的碳排放空间。各国实现碳达峰的进程必须充分考虑到国情与发展阶段，决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追求激进减排。
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是我国立足国情、着眼长远作出的自主战略抉择。我国人口基数大、资源环境约束突出，粗放高碳发展之路早已难以为继，绿色转型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统筹产业升级、能源变革与技术创新，能够突破资源瓶颈、筑牢能源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未来5年是碳达峰攻坚关键期，尽管当前欧美部分国家的减排政策出现松动后退，我国则在“十五五”规划中重申“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这一部署既平衡了绿色转型、能源保供与经济平稳运行的关系，又抢抓了全球低碳变革风口，着眼培育更多绿色竞争优势，从而更好把握绿色发展主动权。转型难免带来短期阵痛，特别是部分高耗能行业面临成本抬升、产能调整压力，但以短期局部之“痛”换长期全局之“兴”，是立足当下、决胜未来的务实选择。可见，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窗口期仅30年，比发达国家通常所需的50—70年要短不少。面对日益加深的全球绿色贸易壁垒和不断完善的国际碳核算规则，只有以更大力度加快经济和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绿色生产力的竞争力，在绿色发展中赢得主动。能源转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若行动迟缓，传统高碳产业的路径依赖将不断强化，未来转型成本会更高、难度会更大。此外，积极实现碳达峰不仅要求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要加快，还要求绿色核心技术突破要加速，要以技术进步提升转型效率，缩短转型过渡期，为后续碳中和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推进和实现碳达峰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把握步骤节奏，以积极稳妥的方式扎实推进。发达国家普遍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万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突破60%后，依靠产业自然迭代实现碳达峰。我国当下仍处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4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仅57.7%左右，人均碳排放约8.7吨，在发展任务依旧繁重时主动约束碳排放，走边建设、边转型、边降碳的新路，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如果脱离现实发展阶段，制定超前过紧的减排约束，将会大幅压缩实体产业的转型缓冲周期，势必造成发展与减排的结构性失衡，这不仅会扰乱工业体系正常运行，还会引发能源短缺、物价波动、区域失衡、就业冲击等系统性风险，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性震荡，最终对经济基本面、就业保障和民生稳定形成持续性负面冲击，背离了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初衷。
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立足发展实际，在发展中减碳，争取做到减排不减生产力、转型不影响发展；还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十五五”时期，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各类主体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综合利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方式，通过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增强重点领域和行业碳排放核算能力，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管理制度，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等，打好实现碳达峰目标这场硬仗。
让绿色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不能依靠某个行业、某个领域单独发力，更非少数人的专属责任，而是覆盖全社会、贯通生产与生活的系统性工程。它既体现在产业升级、绿色生产的发展实践中，也蕴含在群众低碳出行、节约用能的日常生活里。当节约资源、低碳生活成为大众日常选择和社会普遍风尚时，美丽中国建设便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恪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这份敬畏自然、俭惜资源的古老智慧绵延千载、代代相传。比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明人类发展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孟子主张顺应农时、适度捕捞，蕴含资源永续利用的朴素思想；《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更是把惜物节俭融进日常教化。先民量力衣食、修旧利废，拾枯枝取暖、不滥伐林木，一言一行都透着对天地的敬畏、对资源的珍重。践行绿色生活，正是赓续这份根植于血脉的生态文脉，让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生生不息。
绿色生活方式也是对工业文明以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的深刻反省。西方现代化进程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催生了浪费资源、过度消费、随意弃置的生活方式。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方面通过广告与信贷刺激消费者买新弃旧；另一方面加快产品迭代淘汰速度，形成“用后即弃”的消费文化。在资本的宣传裹挟下，近年来消费主义勃然兴起，诱惑不少年轻人进行“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在西方工业文明的逻辑中，生产越多，消费越快，利润就越高，节约反而成了“不合算”的事。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导向，天然缺少鼓励节约的内在激励与价值约束。这种重享乐、轻节约，重消耗、轻循环的价值理念及其形成的消费文化，成为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一大原因。
人类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密不可分，是绿色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生态环境滋养城乡运转、维系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依托；每个人都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守护生态家园、维护生态平衡，也应人人有责。生态保护还是一份厚重的代际责任，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万里山河，就要守好生态家底，为子孙后代留存永续发展的生存空间。此外，良好生态环境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空间。身处节奏紧绷、空间局促的都市，草木青山、河湖清风恰是消解身心内耗的天然良药；守护好身边的生态绿意，就是为奔波忙碌的都市人留存一处舒缓心绪的精神原乡。
有些人对绿色生活方式存有认知误区，将低碳节约的生活等同于降低生活质量、过苦行僧般的日子。事实上，绿色生活并非压缩合理需求、牺牲生活品质，而是秉持理性适度原则，引导人们摆脱盲目攀比、过量囤货与无谓损耗，通过高效利用各类资源，实现兼顾个人实惠与长远生态利益的理性生活方式。还有的人把绿色生活的责任全盘推给政府和他人，觉得一己之力太过渺小，索性袖手旁观。殊不知涓滴之力可汇成江海，每个人的每一次绿色选购、每一回节约水电，都会化作市场信号，引导产业向低碳环保转型。
绿色理念的普及，离不开各种形式的宣传引导与潜移默化的浸润熏陶。依托公益广告、社区科普、短视频传播等多元方式持续开展绿色观念培育，可以润物无声地纠正公众对于绿色消费的认知偏差，逐步构筑全民生态共识，让绿色生活的理念慢慢融入大众认知体系。接地气的实践示范是打通知行转化的关键。比如，浙江在“无废城市”建设中，通过“垃圾兑换超市”“环保金兑换”“绿色银行积分机制”等趣味化做法，让群众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行为中获得实在福利，用看得见的收益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要让绿色理念真正落地，关键在于发挥市场作用，让环保践行者收获实在效益。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与正向外部性，大家共享生态红利，个体却难获价值回馈，这是单一道德式环保宣传的核心症结。市场是绿色理念落地的最好催化剂，正向激励是全民参与的最大牵引力。市场化激励既能激活群众低碳生活的内生动力，又能倒逼市场升级绿色产品供给、优化产业结构。应当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依托市场机制，让生态贡献可量化、绿色行为可变现，形成“民众得实惠、市场有动力、生态见成效”的良性闭环，让绿色消费从“额外负担”转变为理性选择。
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不能只靠呼吁，还要用完善的制度来引导与保障。这既需要健全绿色生活方式的扶持机制，也需要完善环境约束法规，明确资源浪费、非绿色消费的管控标准，还要强化制度落实，用长效规则产出长远实效。比如，生活垃圾管理有关条例落地压实垃圾分类的责任，限塑法规限制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流通，这都是依靠刚性制度来引导人们养成绿色生活方式。当制度既有正向激励、又有反向约束时，绿色生活方式才能从个别自觉转变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需要兼顾地区和人群的差异性，不能搞“统一标准”。各地生产生活条件存在不少差异，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需要依据人群特点、区域禀赋，把绿色理念循循善诱地融入生活之中。比如，可以引导青少年从学校生态课程、户外自然观察、校园垃圾分类入手，种下尊重自然的种子；可以更大力度支持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节约用能；农村居民与土地、山水更为亲近，可以鼓励秸秆还田、节水灌溉等。通过差异化引导，让每个群体找到适合自己的绿色生活路径，形成全民参与、各尽其力的良好局面。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大事。从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到现代能源体系逐渐完善，从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全民绿色生活风尚转变，一场涉及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系统变革正在中华大地上生动展开。放眼未来，人们于一言一行中涵养低碳新风，企业凭科技创新深耕绿色赛道，全社会同心携手、聚力前行，共同推动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相融互促，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必将浓郁多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一定更加绿意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