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覆盖面广、系统性强的宏大工程，贯穿经济、民生、科技、生态等方方面面，体系繁杂、任务艰巨，绝非单一部门、行业或是少数人便能独自完成的。面对变乱交织的外部世界，身处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我们奋进的力量从何处来？答案其实早已融进了中国共产党赓续不断的红色基因里，镌刻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就是团结。团结不是喊口号、做样子，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品格、一种制度。正如一首经典歌曲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也是党领导人民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就是一部团结一心、埋头苦干的奋斗史。新征程上，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更要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党兴才能国强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对政治系统运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党是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到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政。在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政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长期执政的党，有些政党陷于内外交困而踟蹰不前或逐渐消亡，各类政党之间的分化、兼并、重组等现象不断发生，构成了现代政党多样化、复杂化的政治图景。据统计，世界现存的政党数量有上万个，但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政党只有60多个。只有历经风雨考验而屹立不倒，才能在曲折和探索中逐渐发展壮大。
中华民族素有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向内凝聚、多元一体是秦汉以后2000多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坚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既能凝聚思想共识、塑造国家认同，也能统合全域资源、维系边疆稳定，更能平衡各方利益、促进民族交融。中国历史上因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力量而使国家陷于动荡纷乱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西晋“八王之乱”、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先后效仿西方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制度，探索救国道路，皆以失败告终，溯其根源，正是因为此类政体难以适应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无法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民族合力。内忧外患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列宁曾有个观点，土地等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为谁谋利、有无私利，是一个政党能否坐江山、守江山的关键所在。“不私，而天下自公”。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其能够超脱于政党私利纷争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是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所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何以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的根本答案，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党的领导地位与领导权、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权，需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中不断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领导力从何处来呢？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现代社会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一些西方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人口流动缓慢、社会矛盾激化，深陷撕裂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缺少领导力。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贯穿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能不能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只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才能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提升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在纷繁的世情变化中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思想的引领，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先进科学的思想指引，就会陷入认知迷茫、方向迷失、力量涣散的困境，再好的社会构想也难以实现。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就以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占据了文化主导地位，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响应党的感召，一时间形成“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之势，这就是思想引领的力量。当前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繁杂、各类思潮交织碰撞，倘若缺少正向有力的思想引领，社会就会纷争散乱，人心也会随之涣散。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新时代新征程，唯有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廓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迷雾，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才能以思想上的统一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行动上的团结，汇聚起同心同向的奋进力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与激发社会活力天然对立，社会中的人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丧失活力。实际上，有序的组织形态非但不会阻滞活力的生发，反而能以完备的制度和规范的架构，激活社会中每个人的潜能，释放出更多元的力量和创造力。古语云：“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够有效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中提出，边区的生产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从“工农武装割据”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再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始终是我们党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重要法宝。与之相比，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虽然也开展民众动员工作，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博取选举选票、维护阶级固有利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十五五”时期我国社会分工将更加细化，社会群体将更加多元，不同利益诉求也会更加错综复杂。在高度流动、复杂精密的社会结构中，把群众组织起来不能只靠生硬的约束，更不能依赖指令机械行事，而应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让人民群众在共建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在共治中体会到责任感、在共享中体会到获得感。
一般来说，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社会号召力，体现为以共同的价值理念、政治目标和社会愿景，将各个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并付诸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民对政党发自内心的拥戴与信赖，以及对国家制度、发展道路、治理体系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政党，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在革命战争年代，吼一声“跟我上”，就是共产党员以身先士卒赢得群众追随的生动表现。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还离不开焦裕禄、谷文昌、黄文秀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正是有无数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优秀共产党员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才会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党、信赖我们党、坚定不移跟党走。国家发展规划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某种意义上也是党对全社会发出的号召。“十五五”规划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唯有发挥党的强大社会号召力，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能够自觉参与、主动作为、积极奉献。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团结能使分散的个体联结为坚固的整体，使微薄的力量凝聚成人民的伟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基石。170多年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激励被压迫阶级结成广泛的联合，汇聚成摧毁旧制度、缔造新世界的变革力量。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团结一致向前看”，再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用行动诠释着团结奋斗的政党品格。可以说，今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奋斗结出的硕果。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现在全国、全民族、全党的任务，是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如何凝聚人心、成就伟业？团结，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时代变化，团结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我国体量巨大、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多元化、小众化、弥散化等社会特征更加明显，不同群体会有不同诉求，不同人对同一件事也会有各不相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更加需要通过沟通协商来凝聚共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团结，早已不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认同，而是深度嵌入社会分工与社会治理之中，通过精细制度设计营造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保护每个群体的合理诉求，是一种更有组织、更有活力的“有机团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发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而奋斗”的号召，目的就是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汇成一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洪流合力。
政党团结是政治团结的重要前提，政党关系是否和谐，关乎国家治理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就把自己的政府称为“商量政府”，“有事好商量”的协商民主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式。在一些两党或多党交替执政的国家，政党一换，政策也呈现周期波动，资源在政策反复摇摆中被消耗。当政党对立走向极端，监督就被异化为政党攻讦的工具，政策讨论便不再围绕“如何把事情办好”，而变成“阻止对方把事情做成”，国家发展进程因此遭受阻滞，成为“否决型政体”。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和目标而奋斗，在正视多元诉求的前提下找到最大政治共识，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而提升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使国家各项规划能够科学制定并顺利实施。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数千年来，中华文化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人口流动加快，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居住格局、通婚比例、文化习俗等都发生了深刻变迁。面对这些新情况、新现象，只有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拥有统一的文化认同和稳定的精神归属，让各民族不仅获得“我们是谁”的自我认知，更在文化认同上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共性和个性的共生共荣。要引导各族人民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增进社会团结的新着力点。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超过21%，这意味着每5个职工中就有1个属于这一新兴群体。他们大多工作在“云”上、奔波在“路”上，像血液一样渗透进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成为服务千家万户、支撑城市运转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社会中的这些群体也面临诸如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不全、职业发展受限、社会归属感不强等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这成为当前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现实阻碍。汇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不是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事，既要更好发挥群团组织和基层组织的桥梁纽带、联系服务等职能，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融合，也要通过润物无声的关爱服务凝聚人心，让“流动的人”找到组织、让“漂泊的心”安放下来，把分散的个体凝聚成基层治理的有生力量。
实现“十五五”规划蓝图离不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遍布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侨华人，既具有赤忱的爱国情怀，也具有丰富的智力、物质、人脉等资源。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华侨率先回国投资建厂，带来最初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当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逾6000万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世界各地的2万所华文学校、数万个华侨华人社团、上千家华文媒体，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餐馆和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的“春节”等民族节庆活动，都直观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化气息，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近年来，海外友好力量不断壮大，侨资侨智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球华侨华人社团织成“民间外交网络”，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翻译官”与“架桥人”。谱写“十五五”发展新篇章，需要以更完善的惠侨护侨制度、更通畅的参与渠道和更深厚的文化认同，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推动侨胞在民族复兴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世界百年变局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团结还是要混乱，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抉择。面对时代之问，中国的回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源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深刻思考，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也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地球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而是人类共存的大舞台，全人类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国与国利益交汇、命运交织、休戚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过往经验教训表明，孤立主义、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已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分裂的代价正变得日益沉重。如今，占世界人口约8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增进团结、引领变革的关键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中国坚定倡导和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修复全球受损的信任纽带提供了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只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行天下大道，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簇火焰在雪花中静静燃烧，点亮了整座鸟巢，也温暖了全世界的心。微光虽小，聚在一起便是星河。当亿万双手紧握在一起，当亿万颗心跳动在同一频率，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跨不过的坎。新时代新征程，只要我们把个人奋斗的涓涓细流汇入民族复兴的澎湃大潮，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既定规划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国家治理中的两件大事，也是必须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发展意味着流动、开放、创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展，就缺少改善民生、增强实力、抵御风险的物质基础；安全意味着稳定、秩序、边界，如果失去安全保障，发展成果就可能在重大风险冲击中被侵蚀甚至中断。发展和安全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两条线，而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体两面，发展越深入越需要安全护航，安全越复杂越需要发展来支撑。
但发展和安全之间存在天然张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用简单的线性关系认识并处理发展和安全的时序问题。历史上不少国家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下，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陷入“谁为因、谁为果”“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论争，从而导致发展和安全关系失衡。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金融波动、产业依附、社会分化、生态压力和外部冲击等复杂风险。一些国家曾经在特定阶段实现较快增长，却因金融危机、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或依附外部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比如1997年泰国金融系统失控后，泰铢暴跌，次年经济大幅萎缩，此前10余年的发展成果得而复失；2021年美国科洛尼尔管道公司遭网络攻击，东海岸燃油供应急剧短缺，多州进入紧急状态，网络安全的裂缝直接引爆了能源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这些事实说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和传导性，一个局部环节失守，就可能沿着金融体系、产业链供应链、能源网络、信息网络和社会系统扩散，演变为全局性风险。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系统关联越紧密，越不能把安全看成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应将其视为发展体系稳定运行的内在核心基础。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可靠的制度环境、可预期的市场条件和相对和平的外部空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的风险不仅包括传统安全风险，还包括非传统安全风险，科技封锁、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粮食危机等不同的安全风险紧密交织、相互影响。比如，地区冲突和地缘博弈冲击全球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供应链，威胁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产业运行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加剧科技“脱钩”和供应链重组压力，给我国外贸、制造业和就业稳定带来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发展也面临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仍需持续化解，数据安全、就业压力以及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短板等问题依然突出。安全不是发展之外的“附加项”，而是发展能够持续进行的基础条件。守不住安全底线，发展就会失去稳定预期，经营主体不敢投资，群众生活难以安定，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会受到冲击。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维护安全需要物质、技术、人力与制度等资源支撑，这些资源从何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发展量级决定安全能力的“基本盘”。经济实力越强，越能支撑国防、科技、社会治理等安全投入，也越能在多重安全目标中从容应对。反之，发展不平衡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动荡的重要诱因，缺乏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安全投入能力不足，安全防控体系便难以抵御持续冲击，经济、社会与国防等领域的各类风险就会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发展失衡也会降低治理效能，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或限制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最终制约总体国家安全。此外，科技发展在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科技、产业、数据、标准等关键领域，先发优势往往能够形成安全屏障，谁率先突破，谁就更容易掌握安全主动和发展主动。因此，发展的基础越坚实，安全的底气就越充足，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安全只能沦为空话。
可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不是一道“单选题”。安全风险具有跨时空扩散效应，会对发展质量形成长期且深层的制约；而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发展能力又深刻影响国家安全格局的稳定性和韧性。发展和安全之间既存在统筹治理、动态平衡的现实可能，也蕴含一定的结构性张力。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牢牢把握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现代经济社会风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小概率事件可能造成高强度冲击，局部风险可能通过复杂系统迅速放大。底线思维强调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核心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极限思维则要求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风险设想得更复杂些，把应对预案准备得更扎实些。近年来，我们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各领域各方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加快构建发展新模式；在金融领域分类施策、精准“拆弹”，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峰值下降一半；在粮食安全领域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口粮自给率稳中有升；在能源供给方面加快多元储备与通道建设，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前瞻性治理、系统性治理，在酿成全局性冲击之前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需要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韧性原本是材料科学中的概念，后来被引入生态学、经济学和公共治理领域，通常指一个系统在遭遇冲击时能够承受压力、保持基本功能、进行自我调整并实现恢复提升的能力。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能不能在极端条件下具备扛得住、稳得住、弹得起的能力，是对其经济韧性的一场重要考验。经济社会的韧性既包括抵御力，看的是冲击来临时能否顶得住，这跟经济社会结构的健康程度和冲击本身的烈度有关；也包括适应力，靠的是经济体迅速反应、灵活调整，若未能完全挡住冲击，便要靠政策、市场和社会迅速协同发力，防止局面失控；还包括恢复力，这体现为外部冲击过后自身不仅能回稳，还能实现新的跃升发展。
近年来，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总体稳定，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完整的工业门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等，这些赋予我们足够的抵御空间和承受能力。增强经济韧性，既是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现实路径，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塑造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当外部冲击来袭时，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充满韧性的经济使我们能够通过扩大内需、区域协同、政策精准调控等方式，迅速稳住就业和生产生活基本盘，并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还必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在开放条件下增强我国发展的自主性、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新安全格局强调系统安全、主动安全和动态安全，这意味着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高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国内大循环越畅通，产业链供应链越稳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越强，我国发展就越不容易被外部冲击所左右。同时，国际循环越有质量、越有规则塑造能力、越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我国就越能在开放合作中拓展发展空间。安全不是把门关上，而是把根基打牢；发展不是不设边界，而是在守住底线中争取更大主动。
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不会减少，风浪考验也不会停歇。但越是如此，越要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越要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发展和安全好比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支点，只有在发展中提升安全能力，在安全中拓展发展空间，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破浪前行的动力，又有行稳致远的定力，在时代变局中驶向更加辽阔的未来。
靠实干成就梦想
南宋思想家陈亮在总结东汉光武帝时期出现的“光武中兴”时叹言：“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科学的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是治国安邦的精要，二者缺一不可。战国赵括“纸上谈兵”、魏晋学士“虚谈废务”等历史教训警醒人们，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实干是最朴素的方法论。当前，“十五五”规划的壮美蓝图已经绘就，如何把“大写意”变成“实景图”，答案就藏在“执行力”中。
俯身实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作出部署，涵盖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重点领域安全保障等各方面工作，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唯有真抓实干才能见到成效。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员干部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的具体组织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肩负着把党的决策、国家部署转化为地方实践、基层实效的光荣职责，关乎规划成败和事业发展。
党员干部能不能实干、会不会实干，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绩观问题。政绩观的形成，是干部在长期履职中历练沉淀的结果，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认知取向，其背后既有个人价值观的内在驱动，也受到干事创业环境的影响。因此，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正确政绩观能够持续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而一旦政绩观错位，行动就会凌空蹈虚。例如，在编制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时，有的未能找准自身定位或比较优势，脱离实际，导致来回“翻烧饼”；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有的未算好投入产出账，急躁冒进，造成资源浪费；还有的在政绩上追求标新立异，导致劳民伤财。
政绩观发生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认知层面的偏差，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问题。要纠正政绩观偏差，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从制度机制上解决“为什么想偏、为什么干偏、为什么偏了还能得利”等问题。比如，政绩观塑造受到考核机制的直接影响。考核评价是干部行为的重要指挥棒，考核什么、怎么考核、谁来评价，都会左右干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如果考核标准与目标任务脱节、考核办法脱离工作实际、考核权重的设置对于满足群众需要的凸显不足，干部就可能重显绩轻潜绩、重当下轻长远、重对上轻对下，导致规划落实变形走样、空转虚耗。再比如，政绩观塑造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干部敢不敢干、能不能干好，与权责关系、资源配置和容错机制等密切相关。失衡的工作压力叠加严肃的问责态势，就会让履职的试错空间被层层压缩，致使干部心存顾虑，担心创新试错触发问责、主动探索滋生风险，最终影响规划任务落地见效。此外，政绩观塑造还与干部能力水平紧密相关。“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工作的复杂程度、专业程度远超以往，对干部的政策理解、资源整合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的干部不愿提升工作能力，反而把本领恐慌的“能力焦虑”转化为得过且过的“自我说服”，因此削弱了规划落地的效能。
好政绩是干出来的。作为国家宏伟发展蓝图的“施工者”，党员干部要当好行动派、实干家。一方面，应当不断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科学设置考核内容，围绕“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建立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结构、民生和长远成效的评价体系，把群众感受、基层反馈和实际效果纳入评价过程，让“考得如何”真实反映“干得如何”。另一方面，要以制度供给更好支撑干部担当作为，进一步明晰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职责边界，推动规划中的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资源清单相互衔接，既约束乱作为也防止不作为，既防范风险也保护改革探索的积极性，让干部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敢于负责、敢于攻坚、敢于创造，避免责任层层下压而资源没有同步下沉。同时，党员干部也要不断提升以实干落实规划的专业能力，主动到改革发展主战场、重大斗争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中壮筋骨、长才干，在实践锻炼中练就担当作为的真本事。
“十五五”规划的落实不仅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更是一项需要亿万人民共同参与、共建共筑的伟大事业。共和国的大厦是靠一块块砖垒起来的，“国家大事”终归要落到一桩桩“小事”上，依赖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完成，每个人肩头的“小事”，无不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十五五”规划里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承载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发展的期盼，无数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在实现“十五五”规划的光荣征程上，每个人都是主角，不论是产业发展一线的工人、科技攻关前沿的科研人员、基层服务中的工作人员，还是风雨无阻奔走在城市街巷的新就业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号”巨轮中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只要把岗位职责扛起来、把平凡工作做到位、把点滴奋斗凝聚起来，就能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曾有断言：“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今天，我们站在积厚成势、加速前进的新起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前景越是光明，越要脚踏实地；使命越是艰巨，越要真抓实干。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1亿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共同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人们的生活必将更加红火，“十五五”规划蓝图一定能转化为活跃跃的现实图景，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