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质就是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国，跨越千载的古老文化正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国人的日常：全国各地博物馆推出的各式文创热销，故宫、国博的文物修复体验圈粉无数，苏绣、蜀锦与景泰蓝艺人借助短视频走近大众，数字化的《清明上河图》进入在线课堂，京剧《霸王别姬》在动画短片中完成华丽跨界……不止如此，数字影像、互动体验、智能传播，让文物、古籍与传统技艺“活”了起来；网络平台上的大众创作，让文艺生产“火”遍全网。置身这样的文化浪潮之中，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文化与科技、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造、本来与外来等深层次问题。这不仅关乎文化的创造力，也关乎民族的生命力。
当文化遇见科技
有学者认为，当代科技正处于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高速演进阶段，也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体验。博物馆里，观众举起手机扫码，便将沉睡千百年的器物悄然“唤醒”，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之旅由此开启；非遗工坊中，新生代传承人的低吟浅唱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寻到未曾谋面的知音。在这些充满温度的相遇中，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在日常场景中自然生长、深度交织，催生出文化生产的新方式、文化传播的新形态与文化体验的新空间，让古老文脉抽出数字时代的新芽。
回望人类文明史，文化与科技从来都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塑造，中国古代科技史与文化史尤其密不可分。不同于早期西方科技偏重抽象理论与形式逻辑，中国古代科技更深地嵌入农耕生产、社会治理与日用民生之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既引导了技术发展方向，也塑造了中国文化重实践、重秩序、重人本的发展取向。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科技始终带着人文关怀与社会属性，重在改善民生、协调秩序，契合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这种实用导向，催生了造纸、印刷等便利知识传承的技艺，也凝结为服务农事的治理工程。如《水经注》的地理踏勘、《天工开物》里的生产工艺，多以造福百姓为初衷。写就《梦溪笔谈》的沈括、编撰《农政全书》的徐光启、修订《授时历》的郭守敬，这些在古代科技史上留名的人，大多饱读经史，其科学探究并非单纯出于知识兴趣，往往与农时、礼制、国家治理密切相连，以济世安民为理想推演历法、观测天象、研制器物。与此同时，技术也丰富着这个国度的文化面貌，比如瓷器烧制技艺的成熟，赋予东方美学温润内敛的气质；笔墨纸砚的流转之间，挥就了中国书画的悠远意境。学界争论颇多的“李约瑟之问”，即近代科学为何没能在中国系统生成，多种解释各有侧重，但大多认为，文化土壤能够影响知识生成方式与技术演进走向，既能滋养，亦能约束。
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方式，也参与塑造审美形态，为新的艺术样式与叙事空间创造条件。试想，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普及，欧洲绘画或许还会更久地停留在追求对现实的逼真还原上。正是照相机分担了具象记录的功能，画家们才将目光更多转向主观色彩与内心情感的表达，进而加速了现代主义绘画的孕育与兴起。20世纪初电影技术的诞生，又让摄像机与胶片超越了记录动态画面的物理属性，无形中拓展了人类的叙事逻辑与时空观念。今天我们熟悉的闪回、倒叙、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蒙太奇”等剪辑技术的应用，在潜移默化中生长出来的文化表达形态。回望这段历史可以发现，科技和文化在深度交织中相互激发，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演进。
当前，全球文化流派与亚文化形态日益丰富，中国也涌现出圈层文化、数字原生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现象的产生，大多与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联。技术跃进压缩了时空距离，让海量文化内容在高度互联的数字空间中同时呈现、彼此碰撞，不同地域、代际和圈层的文化经验被放置在同一场域，文化的可见度、流动性和竞争方式随之改变，注意力成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中愈发关键的资源。加拿大传播理论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提示我们，媒介会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组织经验和参与社会的方式。今天的数字媒介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信息传播通道，更会深度介入文化生成、文化体验和文化关系之中，改变我们理解传统、表达自我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降低了文化表达的技术门槛，使普通人的经验、记忆和想象得以便捷地转化为文字、图像、音乐和影像；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算法推荐改变了文化内容的流动路径，让地方经验、小众趣味和个体表达获得更多进入公共视野的机会；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沉浸式影像则拓展了文化消费的边界，使观众在更具现场感、互动性的场景中身临其境地感悟文化意韵。数字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不止于更快、更广的传播，更是在创作主体、审美方式、价值表达和生活场景等层面，推动着文化生态的深层调整，让文化在技术的加持下打开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在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科技不断拓展文化边界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忧思。戏曲、杂技等传统艺术，会不会因为过度依赖视觉特效，削弱原有的审美品位？人工智能生成的诗词、图像和音乐，会不会因缺少真实生活的积累而流于平淡？流传千年的传统技艺，又会不会在流量逻辑中被尘封雪藏，在落寞中走向消亡？对于这些问题，要回到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寻找答案。文化是一汪活水，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成、表达和延续的活态存在。梁漱溟先生曾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这意味着文化总要回应生活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新的表达形式。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就是提醒我们，文化主体应在认识自身传统与时代处境的基础上作出主动选择。由此来看，技术不是文化更新的外在替代物，而是回应文化内在生长需要的必备条件。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影像，并不必然消解文化深度，关键在于能否被纳入文化自身的价值脉络，帮助古老文脉拓展叙事空间、丰富审美经验、连接当代生活。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既不会拒绝新的技术条件，也不会在技术浪潮中丢失根基，而是在吸纳、转化与选择中，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身处科技与文化深度交融的时代，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发展，让文化插上技术的翅膀。其一，坚守创作的灵魂。要回到真实生活中创作真切的作品，守护人的主体性、想象力和生活体验。技术永远也替代不了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感受和判断，唯有从生活深处生长出来的作品，才有持久打动人心的力量。其二，秉持文化的本真。文化的形态可以变，但思想深度、审美品格、情感温度和社会共识不可削弱。要守护文化评价的价值准则和筛选标准，让真正有意义、有品质、有温度的作品被看见，而不是在技术洪流中被湮没。其三，把握技术的尺度。技术说到底是一种工具，要不断完善算法、平台与数字创作的规则秩序，用法治为技术应用划定边界，健全版权、技术伦理和内容责任机制，避免单纯以流量和热度衡量文化价值。科技是文化发展的助力，只有在技术迭代中保持文化定力，在创新实践中彰显人文关怀，文化才能在科技的加持下更好触达大众、滋养生活，让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拥有更加丰盈辽阔的精神世界。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艺发展的大趋势之一是螺旋式下沉的，是一个逐渐通俗化的过程。文艺发端自洞穴岩画与祭祀仪轨，本就从泥土中来，天然属于大众。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首歌，吟唱的是原始狩猎生活，全文仅“断竹，续竹；飞土，逐宍”8个字。由于载体工具、文化圈层等限制，文艺逐渐被筑起了高墙，在所谓的精英群体中流变。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每次前进都伴随着文艺的跃迁，文艺之火在向下扎根的不断突围中越燃越旺。比如，古罗马杂戏融合了民间即兴对唱，但丁用托斯卡纳方言写就《神曲》，中国古人把“诗余”的词、“词余”的曲、“稗官”的小说抬入正统。从每篇平均百余字的《诗经》，到840字的《长恨歌》，再到73万余字的《红楼梦》，文艺的语言表达越来越通俗、形式越来越丰富，逐渐从庙堂走向民间。
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人民的文化不断延伸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超过八成，文艺创作和普及主要依靠专业队伍，通过戏剧、电影、曲艺、版画、墙书、广播剧、群众歌咏等形式，把新的时代主题、国家叙事和审美情趣“送下乡”。这时候，人民主要是观众，是接收者。改革开放后，教育普及与市场发展让普通人有了更多欣赏文艺、参与文艺的机会，但创作的门槛依然存在，写小说、拍电影、作曲子，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托专业机构和专门资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难以完成。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改变了这一切，文艺以全速之势奔向大众，一部新的文艺史正在书写。当11亿多网民成为潜在的内容生产者，文艺创作的“供给侧”便发生了深刻变化。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而互联网上最大的群体恰好是年轻人，他们对文艺的要求和对文艺创造的期望不同于过往，新大众文艺的涌现正当其时。过去是“你写我读、你演我看”，现在是“我手写我心，我演我生活”。春耕秋收、夜市摊火、工地板房、街头弹唱，这些曾经被认为“不够艺术”或是“上不了台面”的生活日常，如今却有获得成千上万次观看、点赞、共情的可能。
这不只是技术的奇迹，也是人民表达愿望的自我释放。正如一位艺术家所叹：“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也都是文艺家。”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恰恰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哲思与情怀，铺设了最便捷的出口。王计兵在送餐路上写下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用汗水和文字丈量生存的尊严；东北农人用短视频记录粗粝真实的乡村日常，让乡愁在柴米油盐中得以安顿。微光吸引微光，平凡珍视平凡，这些隐匿于民间的声音逐渐汇聚，奏响了新大众文艺最醇厚的合音，如江河入海，似草木向阳。
有人担心，若人人都在互联网上创作，专业文艺工作者是否会被边缘化？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但现实恰恰相反。在互联网开放的舞台上，专业的文艺创作与大众的自发表达，有了更充分的相遇和互动，构成了相互激发的共创空间。观众不再只是隔着屏幕被动欣赏的“看客”，而是通过点赞、弹幕、评论、剪辑和二次创作，共同参与作品意义的生成。比如网剧《漫长的季节》播出后，无数网友围绕东北工业记忆、人物命运与时代情绪开展大量评论、解读和再创作，使一部专业制作的剧集在网络互动中延展出超预期的社会回响和人文厚度。在这场全网参与的共创中，专业创作者并没有退场，而是在更开放的对话中，扮演着引导、提炼与升华的角色。过去那种“专家搭台、群众看戏”的单向关系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态，专业创作从生活经验中汲取养分，大众表达在专业引导下提升品质，二者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被激活、被照亮。
文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雅与俗的争论绵延千年而不绝。在互联网条件下，这道泾渭分明的鸿沟正被快速填平。传统意义上的“雅”，往往意味着小众、精致、门槛高，而传统意义上的“俗”，有时难免流于浅薄、粗俗、套路化。互联网催生的新大众文艺，既不是曲高和寡的自赏，也不是盲从流量的狂欢，而是扎根生活、雅俗共赏的新形态。网络动画《中国奇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以专业团队的精良制作为基础，将民间故事、传统技艺和地方文化重新激活，并在互联网上以鬼畜剪辑、短视频切片、二创音乐等形式不断翻新。这说明，通俗的传播形式并不必然削弱作品的文化品格，反而可能让深刻的思想内容走得更远，走到人们的心底。真正打动人的作品，关键不在于“高雅”或“通俗”的标签，而是能否真诚地触碰普通人的情感与命运。
在这片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隐忧。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在高效匹配用户需求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规训着创作的题材、风格与节奏，不少创作者甚至视网络流量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什么题材容易“一夜爆火”、什么节奏留住关注、什么情绪引发讨论，正在成为许多创作者的首要考量。这很容易导致题材的同质化、情节的套路化、人物的脸谱化，大量作品沦为生命周期极短的“数字快消品”。当逆袭故事都有固定公式，家庭伦理比的是谁更炸裂，混乱的剧情、惯用的桥段，就会使作品沦为流水线上的商品。在市场逻辑下，受众对低质化、过度娱乐化内容的选择冲动，诱使一些创作者为了即时热度而放弃思想深度，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古往今来，真正的经典，从来不用套路速成、不靠流量存世，文学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艺术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即便在互联网条件下，这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超八成，短视频用户超过10亿人。如此庞大的数字文化市场，既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长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期待。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不能追逐流量堆砌出的热闹，而应该回归到对品质的执着坚守，让这股汹涌的创作浪潮，既保持轻盈飞翔的姿态，又不失人文关怀的厚重。
首先，告别“拼流量”，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有流量不意味着有质量，唯有让评价的尺子回归文艺本身，新大众文艺才能行稳致远。应当把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审美品质、原创能力等维度科学纳入评价体系，并且赋予它们超越点击量的权重，为新大众文艺提供超越流量的价值坐标。在互联网上，“酒香也怕巷子深”，只有让真正有温度、有深度、有创造力的作品获得足够的关注和公正的评价，创作者的注意力才会从追求爆款转向打磨精品。
其次，扎根生活沃土，面向实践生长。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空间，链接的是真实的生活，折射的是火热的时代。特效包装、算法引流、数字化剪辑等新媒体技术，只是表达内容的外在手段，其要旨全在于把人物、故事与其中道理讲得立体深刻。倘若本末倒置，技术便沦为无根之木，不仅徒劳无功，还会让作品流于空洞浮躁，消解文艺本身的思想力量。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在技术的帮助下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最后，优化推荐机制，营造健康生态。应当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翻涌起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浪潮，它鲜活、青涩、多变，蕴含着无限可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新大众文艺的旷野之中感怀时代、寻找共鸣，在相互的分享中确认彼此的存在，在弥散和碰撞中连接情义、汇聚成海，绽放出新芽迭生、盈满生机的一树繁花。
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家底”。我国坐拥76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与超1.08亿件（套）可移动文物，拥有61项世界遗产和45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囊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的所有非遗门类。同时，文化遗产仍在不断“上新”，2026年6月结束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数量已超过13万处。西安某段地铁建设过程中曾勘探发现各类古代遗存1574处，难怪网友感叹这座城市“一锹下去可见历史，一寸推进便是文明”。从丝路遗存与南海沉船的历史回响，到敦煌艺术与良渚水利的文明创造，再到殷墟甲骨的文字根脉与万里长城的大国气象，无一不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多元一体的珍贵见证。面对这般厚重的文化宝藏，我们怎能不油然生发敬畏之心？
对文化遗产的这份敬畏之心也是人类共识。在2025年的第四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这些遗产被郑重定义为“我们共同的瑰宝和人类希望的灯塔”。早在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指出全球1/3自然遗产和1/6文化遗产正面临气候威胁，至2025年，这一比例在文化遗产领域已升至近1/5，对其保护已然成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全球行动。近些年，各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也在不断演变，不再将西方“静态原状保存”的单一标准奉为圭臬，而是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图景。
当前，中国正经历从数千年农耕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性跨越。置身跨越千年的城市文明演进中，文化遗产对生活其中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城市不只是高楼大厦和柏油沥青的堆砌，更日渐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的文明空间。那些隐匿于街巷间的老建筑、历史遗址与市井街区，是塑造城市品格的重要根基，为日益现代化的城市注入独特气质，使其保留文化肌理与历史温度。更重要的是，在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都市里，老街区、祠堂、会馆等空间承载着群体情感与身份认同，能够将疏离的个体重新联结，通过共享历史记忆唤醒文化归属，在城市中形成稳定的社会纽带。面对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喧嚣、陌生感与精神疲乏，这些承载岁月的珍贵遗存也是抚慰都市心灵的文化港湾。斑驳的钟楼与古厝，为奔波的都市人提供了一处宁静的精神栖息地，也无声提醒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不只是砖瓦梁柱，更是一份对时间的理解、对文明的咏叹。
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遗产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从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到云冈石窟中胡汉风貌交融的造像，都无声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历史脉络。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共同创造的传世瑰宝，凝结为中华民族历经风雨仍紧密相连的文化血脉，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不同地域的人们代代相传的秦腔羌笛、侗歌藏舞、蜀锦苗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烟火日常中融通不同族群的艺术品位，使得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情感更加紧紧相依。每年清明时节，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社会各界代表共赴黄帝陵，追思人文初祖；走进博物馆，观众在铭刻“宅兹中国”的何尊和秦石鼓前驻足凝视，也是在以目光触碰文明的源头。这些饱含温度的守护与辨认，让人们确认自己从何处来、与谁相连，也让中华民族同心同向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
文化遗产之所以弥足珍贵，不仅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也在于其极易消损的脆弱性。一方面，“护宝”不易，维护条件复杂。中国文化遗产分布广泛，保存环境与面临问题千差万别，整体保护难度较大。比如，不同于西方较多保存至今的石构建筑，我国现存古建筑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长期面临沉降、虫蛀、潮湿和腐朽等风险；简牍、丝帛、纸本文献等有机质文物更为娇弱，即便是看似坚固的石窟造像，也难以完全抵御风雨的长期侵蚀。同时，由于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市场利益，一些文物容易成为盗掘、盗窃和走私的目标，文物安全防范压力始终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活态”难活，传承链条脆弱。如何让古老遗存重焕生机，特别是实现真正的活态传承，这是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难点。所谓“活”，不是简单把遗产摆出来、围起来、供起来，而是让其继续嵌入当代生活，在人的使用、参与中保持生命力。这种传承之所以艰难，既有市场经济逻辑下投入大、回报慢、运营难等现实约束，也有城乡开发中空间挤压、社区迁移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一旦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削弱，传承人后继乏力，所谓活化就容易流于表面展示和商业包装，传承链条便可能断裂。比如戏剧人才成熟时间漫长，讲究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但目前人才短缺已成最大隐忧，“艺随人走，人亡艺绝”这8个字，道尽了戏剧传承的紧迫性。
保护这些文化瑰宝，远非像贵重物品锁入保险柜般简单，既要以技术抵御岁月侵蚀，也要以法律防范人为破坏，更要以文明的自觉对抗遗忘的侵袭。但在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一些认知误区需要我们警惕。比如，把文化遗产视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包袱”。我国不少城市遗址具有“古今叠压”的特征，往往位于人口密集、利益交织的核心区域，一些人便将历史街区看作“发展洼地”和“建设瓶颈”，人为割裂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城市更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实践中容易陷入“保护制约发展、发展冲击保护”的两难境地。再比如，将文化遗产简单工具化、过度商业化。有的热衷于包装“名人故居”、人为制造景点，却忽视对真实遗存的保护；有的以“标签化”“景观化”思维盲目开发，把传统空间改造成千篇一律、缺乏内涵的商业场所；还有的在数字化传播中一味地娱乐化、猎奇化，削弱文化遗产的历史厚度与精神价值，甚至对脆弱遗存造成损害。此外，也有人把遗产保护狭隘理解为条块分割下的“部门事务”，导致治理协同不足、监管责任不清，产生“点上有保护、面上留空白、整体显乏力”的问题。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使其易于滑向责任分散、保护失序的“公地悲剧”。
近年来，我国在制度保障上迈出坚实步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的战略部署，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应当摒弃“拆旧建新”的短视逻辑，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担当，将珍视文化遗产转化为不可触碰的制度底线，有效防止在城乡建设与更新中割裂历史根脉。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进统一监管和督察，以系统治理取代碎片化管理，通过强化跨区域统筹和跨部门协同，使各地各部门在宏观决策上形成高度一致的政策取向，发挥制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为不容触犯的国家意志。在这方面，一些实践案例给予我们深刻启发。比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划定核心保护区与适度利用区，实现了“以线带面”的整体活化；福建泉州在保持传统街巷肌理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手工业与当代文创融合，形成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动景象。
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置身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深刻变迁之中，保护文化遗产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认知。褪去空泛的口号，其最终落脚的，正是对历史、对祖先、对自身来处的尊重与珍惜。唯有真正敬畏这些穿越岁月而来的文明遗存，我们才能在喧嚣变化中守住精神根脉；也只有真正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我们才能带着更深厚的底气与自信，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与远方。
提升文化原创能力
从宏观上讲，文化原创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文明体从自身历史传统、现实实践与精神世界中孕育出来的新范式、新价值与新美学表达的能力。它关乎文化主体性，标志着一个文明的根本性创造能力。说到底，文化原创能力强不强，取决于能否针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提出新的关键问题，并给出逻辑自洽、富有魅力的思想方案。比如，古希腊贡献了“逻各斯”的理性之光，中华文明则开创了“仁爱”“和而不同”“天下观”的意义体系，中西文明都以独特的方式，回应着“何谓良善生活”“人与人如何共处”的永恒叩问。同时，文化原创能力也表现为具体的、具有开创性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艺术流派和产业形态。进入数智时代，这种能力还表现为构建既能有效阐释中国实践，又能利用新技术创造全新文化体验的现代话语与叙事。
提升文化原创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赢得国际话语主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一个文明的影响力，植根于其自主设定议题、定义价值的能力。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即谁掌握了定义与讲述的权力，谁就握住了文明的罗盘。而文化原创能力正是这一权力的核心，决定着此种文化是内生还是依附，是模仿还是超越。在当前全球文化交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存在。西方凭借长期积累的媒介网络、话语优势与产业标准主导着全球议题与价值评判，使中国丰富的实践常被“他者化”解读，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难以被完整认知。唯有提升思想理念、叙事范式与审美标准的原创能力，我们才能主动设置议程，提高话语供给能力，提供不同于单一现代性的文化选择，在全球文明对话中获得平等与尊重。
从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来看，大众早已跨越“有没有”的基础文化供给阶段，正在全面迈向追求“好不好”的更高境界。文化日益丰盈的当下，人们不仅需要形态丰富、选择多样的文化体验，更加渴望那些彰显个性审美、饱含思想厚度与高品质内涵的精神食粮。但海量而同质的文化供给难以满足这种升级。高质量的文化原创，能够提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产品，它深刻反映时代、温润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大的原创能力，意味着持续供给优质精神食粮的能力，直接关乎人民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为社会进步注入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曾说，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以复制的，然而，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原真性。《文心雕龙》也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化原创，正是从千万颗鲜活的“心”中生长出来的文明之花。
当前，我国文化原创能力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爬坡阶段。壮阔的“高原”历历在目，比如庞大的创作基数、可观的产业规模以及应用广泛的新技术。全民创作时代如潮而至，数千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将生活转化为创作的源泉。以网络文学为例，《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502.1亿元，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作品数量达4583.7万部，创作群体高度多元，涵盖在校大学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人机协同成为新常态，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6亿人，普及率达42.8%。技术深度重塑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创作效率。比如，制作一段具有电影质感的“未来城市巡航”镜头，传统流程需要数周时间来建模、渲染和调色，如今借助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创作者只需精准的文字描述，便能马上生成动态连贯、光影细腻的超高清视频，让复杂的视觉想象得以瞬间转化为工业级的文化产品。
尽管如此，在文化“高原”之上，原创性的“高峰”之作仍显稀缺。那些能定义时代精神、凝结民族美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赢得主导对话权的典范性作品尚不足够，这暴露了当前原创能力在思想穿透力与美学独创性上的结构性短板。其深层矛盾首先体现在主体广度与专业深度之间的张力，全民参与释放了活力，但大量创作停留于经验复述与情绪宣泄，难以实现审美的提炼与思想的升华。同时，也体现在技术赋能与主体性不足之间隐藏的风险，过度依赖基于既有数据训练的模型，易使创作沦为对已有模式的优化重组，抑制颠覆性想象，而算法与市场的结合有可能进一步挤压原创探索的空间。此外，还体现在市场指标与文化评价的失衡，点击量、票房等量化标准常凌驾于思想性、艺术性等专业评判之上，使潜心创作的“高峰”攀登面临更多市场不确定性。
提升文化原创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须在生态、主体与机制上协同推进。
首先，在优化文化生态方面，原创的活力源于对时代重大议题与人类共同关切的真诚回应，需要塑造鼓励探索、包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关键在于改革评价体系，破除“流量至上”的短视逻辑，提升思想、艺术与创新维度的权重。同时，要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挖掘其精神标识与当代价值，使之成为真正的创新源泉。舞剧《咏春》将传统武术与现代舞台艺术交融，敦煌“数字藏经洞”借助前沿技术实现千年文明的沉浸式交互，众多国风视听作品在海外频频“出圈”，甚至引发国外青年模仿中国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焕发新光彩的青春实践。
其次，在聚焦创作主体方面，原创核心在于“人”的创造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创造性劳动，必须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从实践中汲取灵感，构建老中青衔接、专业与业余互动的人才队伍，不断激发创作者内在活力。在技术时代，更需珍视“人”提出真问题、赋予作品情感温度与人文关怀的能力。
最后，在完善制度机制方面，持续提升原创能力离不开有效引导与激励。需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宏观上可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原创研发倾斜，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尤其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版权挑战；微观上应实施精品创作引导工程，建立从孵化、扶持到推广的全链条机制，推动优质内容向影视、戏剧、游戏等多形态转化，借助市场力量扩大传播效能，形成良性循环。
数智时代的文化竞争，本质是文明“提问”与“应答”能力的竞争。文化的原创，就是我们在流变中为文明刻下永不消散的印记。我们不仅要用新技术讲述新故事，更应致力于为这个时代贡献新的思想方案与文化产品，始终保持对思想深度、美学高度的执着追求。唯有在广阔的“高原”上不懈攀登精神的“高峰”，我们的文化才能以独特的创造力，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刻下属于自己的璀璨坐标，实现从文化生产大国向文化创造强国的根本性跨越。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新光彩
放眼世界，人类文明的画卷从来不是单一的色调。它像一条发源于雪山之巅的浩荡长河，在奔腾入海的途中，因流经的峡谷、平原等地貌各异，自然而然地分出千姿百态的支流。在人类走向四面八方的岁月里，因群体、地域、气候乃至社会分工的不同，观念与认知也如溪水分汊，各得其神。正是这种分化，造就了千姿百态的国度，孕育了色彩斑斓的文明，谱写了形态万千的历史篇章。每一种文明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民族的生活智慧，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然而，在这些“各美其美”的差异之下，人类文明的最底层图谱上，始终镌刻着对真、善、美等共同价值的执着追求。中国先哲所言的“月映万川”寓意极妙：江河千百条，水面各不同，倒映出的却是同一轮明月。这正是人类文明在多样中求同一、在缤纷中见和谐的辩证法。
文明的生命力，在于相遇，在于碰撞。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往中，一种文明才能像照镜子一样不断审视自身，在兼收并蓄中吸收有益养分、吐故纳新。一旦切断交流，文明便容易在封闭的孤岛中滋生傲慢与隔阂，最终走向停滞甚至衰落。文明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每种文明都有自身优势与短板，需要取长补短、交相辉映。唯此，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长期以来，“文明优越论”的排他性逻辑深深影响着国际话语场。这种以“文明冲突”为底色的二元思维，往往忽视文明的多样性，甚至将差异预设为对抗之源。当今世界，从乌克兰危机的经年拉锯到加沙地带废墟上的连年战火，许多深重的冲突与灾难，都与非黑即白、唯我独尊的文明偏见脱不开干系。现代化浪潮带来的技术鸿沟与文化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隔阂与紧张。而中华文明展现出另一种图景，其深植于5000多年文明交流史的对话基因。从二里头遗址的多元汇聚，到唐代长安城的胡汉杂居，再到明清之际回族学者以儒诠经的“伊儒会通”，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文明从来不以征服或同化为路径，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探寻共生之道。正是基于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文明逻辑，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将东方智慧转化为激活各民族历史记忆与时代价值的行动方案，在动荡的变局中释放出弥合分歧、凝聚共识的现实力量。
如今，数字技术正在悄然改变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样貌。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成为民间文化交往中最活跃的“候鸟”。他们借助便捷的数字工具，把古老文脉转化为更轻盈、更鲜活、更易共情的表达，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日常互动中悄然连接。越来越多海外青年通过学习中文、体验中国生活、接触中国艺术，走进中华文化的日常场景；中国青年也在与世界文化的频繁接触中，涵养了平等、包容、自信的心胸。他们不再简单以“中心与边缘”“高级或低级”来丈量文明的差异，而是在真实交往中学会欣赏与理解。数字科技不仅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也让民间交往更加热络，让文明互鉴从宏大叙事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种美美与共的互动中，中华文明得以在坚守精神根脉的同时，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也变得愈发清晰而生动。
“可信”，贵在重信守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国不轻诺、不寡信，一旦承诺便笃定践行，展现了一以贯之的大国风骨。面对全球气候危机，我们郑重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从大漠戈壁上的连片绿能基地，到全球规模领先的清洁能源体系，中国将承诺转化为坚实的实践。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中，中国坚持诚意相待、互利共赢，不附加政治条件，而是通过资金、技术与发展机遇的共享，切实回应其他国家的现实需要。美国爱德曼等国际民调机构近年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国家信任指数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一次次风浪考验中，在履约尽责的实干中，在携手同行的奋斗中，于国际社会中逐步筑牢。
一个“可爱”的中国，体现在亿万人民热气腾腾的生活日常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之中。随着中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越来越多外国旅客跨越山海，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打卡汉服、园林、中医一时成为风尚，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潮流。在他们的手机镜头里，一个鲜活生动的中国徐徐展开：林立的高楼、飞驰的高铁和触手可及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展现出大国的澎湃活力；烟火升腾的市井街巷、宁静悠远的田园风光和充满东方韵味的生活美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珍视与热爱。更动人的，是流淌在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立足5000多年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国人民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热情质朴的善意迎接八方来客，一次次指路，一碗碗热茶，一声声回应，构成民间外交中最动人的风景。十几亿人民努力生活、乐观自信的精气神，让中国形象褪去遥远而抽象的东方想象，成为一个可感、可亲、可近的生动面孔。
“可敬”的形象非以武力彰显，不以强权立名，而见于胸襟之开阔、情怀之真挚。多年来，中国依靠亿万人民的勤劳奋斗，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中国不仅自己历史性地摆脱贫困，还愿意真诚地把“梯子”递给别人。从帮助非洲减贫增收的菌草技术，到跨越崇山峻岭的中老铁路，中国带去的是平等合作与发展机遇，愿意将自身的现代化理念与发展成果同世界分享。我们把这些宝贵经验分享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真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共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格局与情怀，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能可贵的和合力量。
我们的文化，历来蕴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求变精神与创新禀赋，与时偕行、生生不息是古老文脉饱经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的密码。今日的神州大地上，气象万千的文化因子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勃发奔涌。面向更为宏阔的时代征程，我们要持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满足亿万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整个中华民族深深沐浴在昂扬向上、醇厚温润的文化氛围之中。随着文化创新的活水竞相涌流，中华文明必将乘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长风，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历久弥新，为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注入源源不竭的东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