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然而只要有发展就有快慢之分，城乡区域的发展存在差距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区域之间的相对差距呈现出逐步收敛的积极态势，同时也有许多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仍待破解。正如弹钢琴需要十个指头协调联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考验的是统筹兼顾的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如何让城乡在功能互补中走向融合？如何实现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中既激发各地活力又形成整体合力？这些都是必须回答好的重要命题。
破解“不平衡”难题的时代探索
北宋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记载了一则围棋故事，棋待诏刘仲甫与钱塘高手对弈，行至百余手时，众人皆以为其败局已定，他却在不起眼处落下一子，并称“此着二十着后方用也”。果然二十余着后，这枚预埋之子盘活全局，助其反败为胜。高明的棋手从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立足长远、统筹全盘；看似零散的落子，实则互为呼应、共筑胜势。治国也如弈棋，既要谋子更要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这启示我们，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要在全局中定位局部，在长远中把握当前，在统筹兼顾中实现整体最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工农城乡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发展不平衡是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英国伦敦的一枝独秀与威尔士的衰弱、美国发达的东西海岸与中部的“铁锈带”、日本高速增长期高楼耸立的都市圈与日益凋敝的乡村，都表明资源、产业、人才等要素天然容易向优势区域集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难以回避。但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不能放任差距固化，更不能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体长期被甩在发展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解不平衡、推动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底子不厚，城乡区域布局也失衡。194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城镇居民的一半，工业重心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需求和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影响下，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建设，在较长时期内呈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的特征。面对城乡和区域的不均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水利投资补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一五”计划的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业布局。可以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积累，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显著，城乡与区域发展活力不断释放。城乡都在发展，但发展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约2.57∶1扩大至2009年的3.33∶1。从区域来看，依托区位优势，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率先发展，快速形成产业、资本和市场优势；中西部内陆地区受地理条件、开放时序、产业基础等因素制约，发展步伐相对较缓，差距逐渐变大。劳动力持续向东部沿海和中心城市集聚，东中西部人口与要素流动梯度分化越来越明显。
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先后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目标，推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扶持机制，强调发挥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国家每年直接为农民减负约1250亿元，农民人均年减负超140元，取消农业税带来的地方财政减收由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兜底补齐，其中中西部补助占比达80%以上。党中央还相继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协调发展战略决策，为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发展作出战略安排。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区域之间的对口帮扶也是破解不平衡的重要创举。以闽宁协作为例，30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助宁夏资金76.8亿多元，实施4000多个项目，建起12个闽宁产业园区，近6000家闽籍企业和商户扎根宁夏，近15万福建人到宁夏工作生活。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当年的“干沙滩”闽宁镇如今成了产业旺、日子好的“金沙滩”。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要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推进实施海洋强国建设。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东部与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从2012年的1.87下降至2025年的1.64。与此同时，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接续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现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2年翻了一番多。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广泛，人们对城乡区域差距的关注从收入差距延展到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品质等方面。比如，当前农村本科以上师资力量、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配置、专业医护人员储备仍弱于城市，城镇宽带平均速率约为农村的3倍，农村单件货物综合物流成本较城市高出50%。区域发展相对差距虽趋于缩小，但伴随要素市场化流动加速，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在强化，部分关键产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地域分布越来越集中，市场资源逐渐向头部城市群聚拢。比如，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中西部落地总量不足三成，约72.6%的“企业500强”、68%的“科研100强”集中在东部城市。如果任由城乡区域差距扩大，不仅会压抑欠发达地区消费潜能、阻碍国内大循环，也会造成优质资源过度集聚、欠发达地区发展乏力，拉低整体发展效率。长期存在的公共服务鸿沟，还会抬高民生统筹成本，影响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这些不平衡的新情况新问题，本质上是自然基础、要素配置与产业分布错位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天然带有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公共服务和创新平台，持续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虹吸效应越来越明显。而农村与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层级偏低、产业链不完善，要素收益水平不高，长期处于要素净流出状态。特别是信息、知识和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虽然不依赖传统自然资源，却高度依附产业集群、科创平台、人才密度和应用场景，这就使市场自发调节城乡区域差距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仍有堵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要素双向流动与价值转化渠道还不够顺畅，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生态、劳动力、文化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本优势、发展优势仍面临不少现实阻力。
现在，我国近七成常住人口居住在城镇，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今后一段时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窗口期，也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阶段。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判断城乡区域是否协调发展，不能简单以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还要看基本公共服务是否更加均等、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是否更加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是否大体相当等方面。
破解“不平衡”难题，不是搞成平均主义，也不是削峰填谷式地抑制优势地区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在协调中提升整体效能，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夯实现代化的民心基石。要按照党中央部署，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让东部发展更好带动中西部发展，让城市繁荣更好反哺乡村全面振兴，让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让每个地方都能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找到位置、发挥优势、共享荣光。如此，才能把一枚枚看似分散的“棋子”落成一盘气势贯通的大棋局，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写进千家万户更加踏实、更有希望的日子里。
农业何以成为现代化大产业
古人讲，“食为政首”。对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直接承担着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的供给职能，是保障物价平稳、支撑内需增长、维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基础。同时，农业连着千家万户的饭碗，也连着广大农村人口的就业、生计和基本收入，关系农村社会稳定运行，是维护就业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点。此外，农业与自然系统联系最为紧密，其生产过程深度嵌入水土资源、气候条件、生物循环和生态环境之中，是维系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农业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用“产值占比”衡量的普通产业，它兼具保生存、稳民生、护生态、促均衡的多重属性，既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然而，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我国农业总体上仍存在基础薄弱、效率不高、链条不强等短板。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刚性制约，我国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5%，少地缺水始终是约束农业发展的资源瓶颈。干旱、洪涝、霜冻、病虫害等灾害频发，都可能直接造成大幅减产。农业生产周期长、回报率偏低，加之自然与市场双重不确定性，长期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效益困境。同时，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经营为主，新技术推广难度大，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营销、品牌建设等环节相对薄弱，农业容易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有的地方“种得出来、卖不出好价”，有的产品“品质不差、品牌不响”，有的农民“辛苦一年，增收有限”。这些问题说明，中国虽是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组织链还不够完善。因此，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正是破解农业发展瓶颈、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十五五”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任务。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首先要树立大农业观。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谈道：“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现代农业早已不是局限于耕地上的种植活动，也不是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生产部门，而是贯通一二三产业、连接城乡市场、承载生态文化价值的综合产业体系。大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农林牧渔业，还包括农业生产前端的种子、农机、农药、化肥和地膜等支撑产业，也包括生产后端的加工、储藏、运输、营销、进出口贸易以及电商平台、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新业态。这意味着，农业发展的逻辑正在从单纯“唯产量论”转向挖掘多元价值，从产加销各自为战转向全产业链贯通，从“种什么卖什么”转向“市场需要什么、产业链怎样组织、价值如何提升”。在粮食供给之外，农业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闲体验、健康养老、乡村旅游等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不同地区在大农业体系中的优势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有的主攻粮食生产、有的守护生态屏障、有的发展特色种养、有的拓展休闲农业和农文旅融合，只有在农业全产业链中找到差异化定位，才能把分散资源汇聚成产业势能。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必须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要推进科技农业，通过生物育种、智能农机、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推动种植养殖从“凭经验、靠感觉”转向“用数据、靠技术”，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智能装备应用，实现更精准的管理决策，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稳定性。要推进绿色农业，通过节水节肥、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措施，将生态约束内化到生产过程之中，使粮食增产与环境保护从“二选一”变为相互兼容。要推进质量农业，着眼解决“增产不增收”问题，以提升品质为起点，推动品牌溢价与市场认可，形成“品质—价格—收益—再投入”的正向循环，让农民在产业链增值中获得切实回报。还要推进品牌农业，在质量基础上进一步将优质产品转化为优质品牌，提升农产品价格与声誉，使其在市场中立足并具备持续发展能力。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还要统筹好三对关系。其一，产量与产能。如果说产量是“今天吃得饱”的眼前饭碗，那产能则是“将来不断粮”的长远底气。若只顾当下丰收而透支地力、过度开发资源，无异于杀鸡取卵；若只盯着储备潜力而忽视眼下供给，又可能造成阶段性短缺。保障粮食安全，既要稳住当年产量，也要守住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和种业支撑，把饭碗端得更稳、更牢、更长久。其二，生产与生态。传统农业条件下，生产扩张往往伴随资源消耗和生态压力；现代农业则通过绿色技术和制度安排，让生产与生态从彼此拉扯走向相互成就。实际上，现代化农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让生产与生态从非此即彼走向相辅相成，将生态约束内嵌到耕地保护、水肥管理、废弃物处理等生产全流程中。其三，增产与增收。增产并不天然等于增收，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的口袋未必同步鼓起来。必须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电商销售、乡村旅游、订单农业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农业强不强，最终要看产业有没有竞争力；农村美不美，最终要看生活有没有品质；农民富不富，最终要看增值收益能不能更多留在乡村、留给农民。
还要注意，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并不意味着要把小农户“挤出去”。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的，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的。在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现代农业的发展不是替代小农户，而是通过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小农户纳入统一的生产和市场体系，让分散的“巴掌田”连成大产业，让小农户从“单打独斗”变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还要通过农业补贴、保险保障和价格支持等政策，帮助小农户更好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确保他们在利益分配中不吃亏。只有让小农户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有奔头”，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农村是什么样
乡村承载着我国绵延千载的农耕文明，既是春耕秋收、固本安粮的生产空间，又是孕育乡风、聚族而居的生活共同体。长期以来，乡村不仅养育了一代代中国人，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守望相助、勤俭持家的文化性格。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村原有的传统生活格局被逐渐打破，城乡之间人员、物资、信息流动更加频繁，城市的生活理念、消费习惯和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向乡村延伸，乡村的道路、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村民的日常起居、就业选择、社会交往都逐步向现代生活方式靠拢。到2035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预计将保持在3亿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农村绝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被忽略的“边缘地带”，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补齐的关键板块。
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抓手，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提升，乡村面貌发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变化。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470万公里，外通内联、方便快捷的农村交通网络基本形成，过去那种“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情形已成为历史；实现“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山里的土特产也能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文化长廊、农家书屋、老年食堂、村卫生室等公共空间逐步完善，既缓解了留守老人、儿童的医养之忧，也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逐步健全，“垃圾满天飞、污水遍地流”的脏乱差面貌大幅改观。村路平了、路灯亮了、厕所净了、网络快了，这些变化看似具体细小，却最能让农民感受到现代生活就在身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既要加快脱贫致富，又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向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人们对未来的农村生活有了更多憧憬。
对于现代生活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新中国成立初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是当时农民对现代生活的朴素想象；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两不愁三保障”是对小康生活条件的具体要求；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农民对现代生活条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期待居住环境更加精致舒心，不仅主干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村落边角也能常态整洁、清爽宜居；就业渠道更加丰富，能够就近获得稳定的就业增收机会，不用常年远离家乡外出务工；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和便民服务；乡村生活更有温度，文体活动更加丰富，乡土文化生活更有品质。农村不仅要能“住得下”，更要“过得好”；既要外在物质的改善，也要内在素养的提升，这样才能让农村更好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事实上，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并不容易。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约有48.46万个行政村，农村人口居住分散，许多自然村只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人家，修一条路、拉一条网、建一个卫生室，服务对象有限，人均成本却比城市高出数倍。硬件设施靠一次性投入尚可建成，但后续面临的运行维护、人才支撑、长期服务等难题，才是持久而现实的考验。加之乡村资源禀赋和风土人情千差万别，可谓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生活条件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如果简单复制一套模板，或者照搬一个统一标准，往往会水土不服。因此，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必须尊重规律、量力而行，分区分类、有序推进，因地制宜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和乡村治理有效性。
要建设宜居乡村，让农民生活更舒适。乡村拥有广阔的自然空间、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这些都是独特的优势和财富。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需求的提高和交通等硬件设施的改善，农村的绿水青山、小桥流水和清新空气，正在成为不少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宜居乡村建设，既是为了让农村居民住得安心、生活舒心，也是在为人才、资本、产业等要素回流创造条件。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应以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生活便利性为重点，梯次解决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改造等具体问题，逐步改变部分地区存在的脏乱差现象。同时，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持续提升供水、供气、交通、物流、网络等可及性，完善医疗和养老服务，让农民享有更加便利、更有保障的生活。真正宜居的乡村，不只是环境好看，更使人生活便利、心情舒畅。
要建设宜业乡村，让农民生活更富足。稳定就业能够为农村家庭提供可持续的收入保障，为有品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就业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农民在就业创业中可以带动生活理念、消费方式、视野认知的全面升级，能够打破乡土生活的固有局限，在劳动创收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综合素养。推进宜业乡村建设，应当立足乡土资源禀赋，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展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特色种养等多元业态，把产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村、把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还要强化县域统筹，推动在县域内基本形成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淡化城乡身份边界，让农民在工农之间自主选择、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形成双向流动、进退有据的生产生活形态。宜业乡村的关键，不是让每个村都发展一个“大项目”，而是让每个地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增收门路，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稳、越过越有盼头。
要建设和美乡村，让农民生活更美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农村传统熟人社会、乡土秩序与现代元素整合重构。如果只有物质条件改善，而公共生活空心化、文化生活单调化、价值观念跟不上，乡村就难以真正实现“美美与共”。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乡村的内涵和温度。可依托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公共空间，增加更多具有农耕农趣农味、充满正能量、形式多样接地气、深受农民欢迎的文化产品供给，让农民在劳作之余有去处、有活动、有交流、有精神滋养。同时，针对农村高额彩礼、人情负担过重等问题，依托村规民约和道德积分等，划清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的界限，减少不必要的人情支出，引导农民群众崇尚良好风尚、树立文明新风。
区域发展如何深度联动
从长江黄河的冲积平原到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从辽东半岛的温带到雷州半岛的热带，从东部沿海的开放前沿到西部内陆的民族走廊，我国地域横跨多个温度带、涵盖多种自然地貌，东西部、南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条件上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差异。这种差异性，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前提，也是深度联动的潜力所在。中国之大，决定了各地不可能走一模一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之强，也正在于不同区域能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彼此成就。区域深度联动，不是“拉郎配”式的生硬捆绑，而是在尊重各地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让不同板块在分工协作中各展所长、在互联互通中彼此赋能。
在各地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发展基础差异较大的中国，促进区域之间发展联动始终是一件国家大事。改革开放以后，“先富带后富”的理念不光激励了个人之间的互助，也为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启发。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尝试打破行政分割；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协作初见成效，拉开了沿海产业向内陆辐射的序幕。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先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一以贯之推进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开创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一批世界级城市群和创新高地加速崛起，区域发展功能定位更为合理，区域优势互补更有成效，区域发展活力日益充沛。
理想中的区域联动，应当包括各层次人才能够自由流动，研发成果可以跨域顺畅落地，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跨行政区布局，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也能在上下游合理分担。但在实践中，区域联动还存在不少现实阻碍，造成不少资源浪费。比如，有的地方交界地段因规划衔接和建设标准不一造成路网断点，有的地方劳动力跨区域社保转移手续烦琐，有的地方山水相连的文旅资源却各自划片开发，有的毗邻市县的产业园同类项目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空耗。地区之间适度、有序的竞争，有利于激发地方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制度创新活力；但如果缺少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就容易出现同质化布局、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要素错配，降低区域发展的整体效率，甚至陷入“各自都很努力、整体却不经济”的困境。
有学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重新划分，地方政府在获得相对稳定税源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支出责任。为保障本地财政收入、就业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本地税基、扶持本地企业，对外来竞争有设置壁垒的冲动。同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希望把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资本留在辖区内的行动逻辑。当缺乏有效的跨区域协调机制时，局部利益的理性追求便可能演变为全局层面的非理性后果。因此，实现区域深度联动，不仅是发展问题、技术问题，更是治理问题、决心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机制等重大部署，着眼的就是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促进各类要素跨区域合理有序流动，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中释放出更大的区域发展潜能。
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是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的关键。世界级城市群与发展高地，无不由密集成网、高效便捷的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脉络贯通。目前，我国19个主要城市群全部实现高铁连通，超1/3的省份实现市市通高铁，高铁网对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7％。“十五五”时期，要以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为重点，加强区域、城乡之间以及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着力提高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通达保障水平，为区域联动发展打造更畅通的经济循环脉络。
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能够更好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当前，创新资源大多集聚在中心城市，边远地区承接高端科技的条件有限，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还存在一定程度错配。唯有打通从研发到制造、从成果到市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让东部创新“长板”与中西部产业“腹地”相互赋能，才能将创新潜能更好转化为发展实效。因此，需要增强创新辐射穿透力，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打通制度淤积点，推动超大城市从“资源虹吸”转向“创新溢出”，为数据、碳汇、技术等新生产要素和人才、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提供更加高效的流通条件。
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可以形成更大协同发展效应。跨区域联结型地区处在不同行政区、经济区的交界位置，依托路网互通、资源统筹和产业合作形成连片发展空间，凭借区位中转、枢纽集散、联动周边的特点，成为区域发展网络的关键节点。比如，重庆既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部分，同时还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这些地区中不少已经积累了不错的产业底子，具备细化分工、深化合作的基础与现实需要，但普遍受行政区划制约，在协同发展中面临一些共性难题。要持续破除地域分割带来的制度障碍、完善跨区域产业协作体系，更好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地理相邻”更好转化为“发展相融”。
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机制，能够从制度上为区域深度联动提供坚实保障。过去跨区域合作常面临规划衔接不顺、产业协作不稳、利益分配不清的难题，由于没有清晰的制度规范，有时甚至合作“靠感情、靠领导”，于是不敢投入长期资源、不愿分享核心利益。因此，需要将跨区域合作从临时协调更多升级为长效机制，建立多方共赢的利益共享机制，积极探索创新合作模式。比如，可以自然流域为地理空间单元，依托流域内共同资源，流域沿线不同行政区域在产业协作、基础设施共建、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具有整体性和约束力的流域经济联动发展模式。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温度”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村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高度联结的熟悉的社会。相较而言，城市则算得上是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之中，人员流动性强，邻里之间不熟悉，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孤立的个体，“附近”正在消失。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6.7亿人，比1949年年末增长了16倍，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数百座城市和数万个小城镇星罗棋布，9亿多人在其中工作生活，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穿梭于街头巷尾，农民工筑起城市的钢筋铁骨，新创客为城市发展增添新动能。
城市联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读懂当代中国，必须读懂中国的城市故事。自从“十五”计划首次将城镇化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历经20多年持续推进，2025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的人口、贡献85%的经济总量，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平台、社会治理的主场域、人民生活的主空间，城市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如今，我国城市供水管道长度达120.0万公里，供气管道长度达103.8万公里，城市道路长度达57.2万公里，纵横交错的管线交通连接千家万户；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293.8万公顷，公园绿地面积90.6万公顷，“美丽城市”“海绵城市”“气候适应型城市”等建设不断提升人居品质；城市中曾一度出现的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的状况得到有力扭转，城市文化品位和底蕴特色进一步彰显，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高。此外，城市建设也不再只是政府组织的“单向施工”，越来越成为市民共同参与的公共实践。深圳“卷尺哥”以一把旧尺丈量城市治理的“细枝末节”，而城市管理部门则快速响应和解决，两者的“双向奔赴”为城市建设刻下温暖而深刻的人文印记。人民城市的温度，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参与、关心和守望中生长出来的。
同时也要看到，伴随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单纯依靠土地扩张、投资拉动和空间开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城市增量扩张时期形成的政策制度，很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以改革的思路调整优化。比如，一些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张速度达到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一些城市在快速扩张中出现人地失衡、生态紧张、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公共服务不均等“城市病”；一些城市对适老化、无障碍、普惠托育、社区养老等全龄友好设施建设重视不足，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群体生活需求保障仍存在短板；还有一些城市过分注重硬件设施建设，忽视历史文脉、文化记忆和城市精神的延续，导致“千城一面”的景观复制消解了城市独有的气质。
这些问题说明，城市现代化不能简单停留在空间扩张、资本增殖和技术升级等“物”的层面，更要注重“人”的需要。在一些西方国家，不少城市曾在工业化进程中创造并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和治理经验，但其本质上仍长期受到资本主导，土地往往被视为资本工具，城市空间常常按照资本能力和消费能力分配，城市中心与边缘、富人区与贫民区、效率空间与福利空间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念，把人的生活、人的发展、人的尊严置于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超越了西方城市“资本高于人”的发展逻辑，确立“人民高于资本”的价值原则；超越了“少数人享有城市红利”的空间逻辑，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超越了“增长就是现代化”的单一逻辑，把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城市现代化的整体框架。
人因城而聚，城因人而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让城市中的人们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弱有所扶、心有所归的家园，是建造一个安居乐业、追求梦想、实现发展的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战略部署，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比如，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城市是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集聚的枢纽，而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恰恰是吸引并留住优质要素的磁场，要素的良性循环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放大创新效能，构建起可持续的城市内生增长体系。依托土地、劳动力、矿产等单一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本质上属于外延式增长，终将因边际效益递减而遭遇增长瓶颈，这也是世界范围内许多老牌工业城市发展停滞的共性原因。在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创新能力决定着一座城市的产业层级、发展潜力与市场地位，已成为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此外，创新也是破解现代城市治理难题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城市空间优化、公共服务升级，还是社区高效能治理，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赋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比如，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宜居是人民城市最朴素也最根本的尺度。一座城市再繁华，如果人们通勤太远、住房太贵、看病太难、托育太少、养老不便，就难言真正宜居。建设宜居城市，需要将更多城市空间留给公园、湿地、绿道、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从小处着手完善停车位、充电桩、公共厕所、口袋公园、社区食堂等便民设施，为“一老一小”提供更加便利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真正有温度的城市，既能让年轻人看到机会，也能让老年人感到从容；既能容纳奋斗者的奔忙，也能守护普通人的日常。它让外来人口不再只是城市建设的劳动力，同时也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人；让新就业群体不只是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流动符号”，而是被看见、被尊重、被服务的城市一员。
比如，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人与人朝夕相伴、共处一城，单凭规章制度无法覆盖生活中的所有细枝末节；真诚友善、明礼守信的道德风尚，能让人们相处更和睦、公共生活更有序，这无形中能够减少矛盾隔阂，让整座城市运转更加顺畅和谐。良好的文明风气还是城市无形的竞争力，淳朴向善的人文环境不仅能留住本地人心，更能吸引四方来客与有志之士扎根发展，为城市发展增添人气。城市更新不是抹除过去，而是在旧厂房、老街区、历史建筑、社区记忆中延续城市生命；城市文明也不是停留在标语、口号上，而是体现在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社区里的一次互助、公共空间中的一份尊重。此外，还要保护好城市独有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和自然景观，坚决反对滥建文化地标、随意更改老地名等错误行径。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只有培育城市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塑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品格，人民城市才能既有摩登风华、又有烟火暖意。
大国发展，如弈大棋。越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差异显著，越需要在全局中谋划一域、在长远中把握当下、在统筹中凝聚合力。“全国一盘棋”的大国智慧，就在于既看到每一片土地的禀赋、每一类群体的需要、每一个区域的优势，又能通过制度安排和战略协同，把分散的力量汇成整体的胜势。面向未来，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城市与乡村、流域与区域、产业与生活、效率与公平更好贯通起来，才能让现代化成果更加均衡、更可持续地抵达千家万户，在广袤中国大地上绘就共同富裕的锦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