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走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迈向富强的崭新道路。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既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持续激发内生动力、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中国经济巨轮继续破浪前行？答案依然蕴藏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之中，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将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继续写深、写新、写精彩。
改革与开放互促共进的辩证法
在现代化进程中，改革与开放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选项，而是关乎能否实现新发展、打开新天地的关键抉择。人类历史上，那些拥抱变革、开放包容的国家，往往能够在制度更新中释放活力、在对外联通中拓展空间；如若固守旧制、封闭自守，则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以19世纪初的普鲁士为例，它在内外危机下推行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废除农奴制、重组政府机构、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在调整旧规则中为发展扫除障碍；改革完成后又积极融入欧洲贸易体系、吸收英国工业技术，在对外联通中放大国内变革带来的发展优势，因而得以在数十年间走出危机、实现国力跃升。反观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即使内部不乏整顿世道的诉求，但长期的闭关锁国最终导致幕府体制走向瓦解。改革与开放，一个关乎内部活力的释放，一个关乎外部资源的接入，合力为国家走向现代化铺就了一条富强之路。
感悟改革开放的时代伟力，既要理解改革和开放各自的独特功能，也要把握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支撑的内在机理。对一个国家而言，生产力发展、社会结构变化、利益格局调整都会对制度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体制机制跟不上发展的脚步，社会活力就会受到抑制，创新空间就会收窄，经济社会的运行就会失去生机。改革改的就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更顺畅流动，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条件。改革不是一时应急的简单修补，而是贯穿现代化全过程、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不断向纵深推进的长期任务。简言之，一个社会停止了改革，必然在路径依赖中逐渐僵化。
开放解决的是一个国家与外部的联通问题。现代经济不是封闭运行的系统，而是同全球市场、全球技术、全球规则深度联结的开放网络。随着国际分工持续深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关起门来完成所有生产环节，很多商品从设计、研发到零部件供应，再到最终组装，往往横跨几十个国家。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远不止于多卖一点商品、多引一点资金，还在于通过同世界的交流互鉴中带动理念更新、管理改进、规则完善和文化交融，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汲取经验、参与分工。一个国家如果关上了交往的大门，就必然会在自我封闭中走向落后，本国的现代化也会失去与世界同行的机会空间。
改革与开放从来不是彼此孤立、有先有后的两个过程，二者更像是一组相互啮合的齿轮，彼此传动、相互带动。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改革能够为开放清障搭台，开放则能为改革提供良性竞争、规则参照和空间拓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在这种一体谋划、双向贯通中展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方面通过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举措，打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沿海沿边开放，把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在这其中，经济特区的设立就兼具改革和开放的双重意义，它既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二者一体展开、彼此互促。202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5周年，中国“入世”的过程本身也是国内规则深度改革的过程。在“入世”谈判与后续过渡期内，我国系统性修订法律法规、重塑市场运行规则，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10年的9.8%，完成了国内规则体系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全面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规则改良、市场活力与发展机遇，形成了强大的内驱力和推动力，不仅带动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规模分别跃居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也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极大跃升。
正因为坚持改革和开放一同推进，中国才得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开放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会伴随利益格局调整、人口流动加快、社会治理承压等，如果改革没有跟上，就会陷入社会失序的“现代化陷阱”。中国没有把这些压力简单交给市场和社会自发消化，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步推进改革，通过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市场规则，把发展中的矛盾纳入制度化调节轨道，用发展的办法、改革的方法来解决转型中的问题，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稳定的社会局面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基础环境，降低了市场交易的社会摩擦成本，增强了外部投资合作的信心。
每一轮改革总是伴随新一轮开放，更高水平的开放总是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经过40多年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早已从简单调整政策、放宽贸易管控，进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规则衔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阶段。这也决定了，今天的改革必须是更深层次的改革，不能满足于局部修补、零敲碎打；今天的开放必须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不能局限于一般性的商品和要素流动，而要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十五五”时期将推进深层次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一体部署，着眼的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既是改革命题，也是开放命题。唯有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协同发力，才能够更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经营主体怎样更有活力
街头巷尾热气腾腾的早餐店、写字楼里挑灯夜战的创业团队、单人成军的“一人公司”、产业链上精耕细作的“小巨人”、扛起大国重器的国有企业……这些活跃在市场中的千千万万个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基础组成部分，也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最直接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经营主体的数量也持续攀升。据统计，2024年全国登记注册经营主体将近2亿户，2025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2574.5万户，在营活跃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8%。这些经营主体，共同筑就了中国经济的根基和韧性，市场的烟火气从这里升腾，创新的驱动力在这里汇聚，发展的信心也在这里积蓄。
评判一个经济体中经营主体的活力，既要看市场交易的活跃度，也要看经营者的创新创造活力能否充分、持续地释放。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商品流通效率越来越高，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新兴业态蓬勃发展，营造出繁荣活跃的市场格局。但也要看到，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还面临不少现实压力。比如，成本上升挤压利润空间、融资难题尚未根本缓解、市场预期偏弱影响投资意愿，一些民营企业家“想投”但“不敢投”“不敢长期投”等心态仍然存在。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能只靠一时的政策刺激，还要靠制度环境的接续改善、市场生态的持续优化，更要靠各类经营主体练好内功、各展所长。
提升经营主体活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如果把企业比作水中的“鱼”，那么公平准入、产权保护、融资便利、执法稳定、预期明确等就是最重要的“水质”。成熟规范的包容性市场生态能够大幅降低企业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履约维权等方面的隐性成本，消解经营层面的各类风险隐患，从而矫正企业经营决策偏好，抑制短期投机冲动，引导企业布局周期更长的技术研发与实体投资。反之，如果一个市场中的规则边界模糊、权益保护不稳、准入门槛不清，企业就不得不把精力花在观望、应付和避险上。近年来，我国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2018年版的151项缩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明确清单之外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释放的正是“非禁即入”、公平准入的制度信号。只有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各类经营主体才敢投、敢闯、敢长期布局，才愿意把更多资源投到研发创新、设备更新和市场开拓上去。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大多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对国资国企来说，提升活力并不是简单扩规模、铺摊子，而是要把资源用到最能服务国家战略、最能支撑发展全局的地方。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在活力、效率以及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202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2万亿元，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5万亿元，占总投资的比重达41.8%。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需要把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作为重点，引导国有企业不断强化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加快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25年，民营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92%以上，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率在五成以上，对城镇就业的贡献率达到八成以上。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细胞之一，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敏锐的市场反应，迅速捕捉经济信号，灵活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样态，推动整个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但当下民营企业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既有市场波动、技术冲击带来的风险，也有治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等造成的困境。对民营企业来讲，内生动力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须向内革新，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的决策和管理水平，通过先进的管理制度提升长期竞争力，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发展壮大，立志打造“百年老店”、成为市场中的常青树。
释放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还要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打开更大空间。现代产业体系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环环相扣。大企业作为“链长”，可以通过制定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和构建管理体系，引导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提升能力、统一接口，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对中小企业来说，单独寻找应用场景、对接技术标准、打开市场渠道，往往周期长、成本高，嵌入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后，可以专注细分领域，更精准地锚定市场需求和技术前沿，在特定领域做精做强，形成高度专业化的配套支撑。大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协同，实现生产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跨界融合，深化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要建立和完善科研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相开放应用场景、技术资源和创新体系，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大中小企业构建公平互信的合作关系，形成融通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
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同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表现千差万别，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有无企业家精神。没有专心致志做实业、谋长远的企业家，企业便容易陷入短期逐利和低水平竞争的短视之中。优秀的企业家总会在未知中发现机会，在竞争中组织资源，在风险里勇敢创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企业家最本质的功能是经济体的搅动器，它防止经济活动落入成规而死气沉沉”。培育企业家精神，一方面要靠企业经营者增强自身本领，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给予创新创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持续完善退出和再出发的机制，让企业家在法治轨道上大胆尝试、安心经营。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在人类经济活动的漫长历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一道绕不开的难题。从亚当·斯密主张用“看不见的手”主导经济运行，到凯恩斯提出通过国家干预以应对“大萧条”；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过度迷信市场自我调节的问题，工业化以来的几百年间，众多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来回摆动，却从来没能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完全交给市场，容易出现竞争失序、风险失控；全由政府包揽，又会导致资源错配、活力凋零。如何在“放”与“管”之间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治理智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明确指引。
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入更加注重质量、结构和效益的新阶段，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营主体的诉求日益多元，这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现实情况看，“管得住”是在经营主体快速增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市场规则需要持续完善这个经济背景下的基本要求。随着平台经济等全新的经济形态快速发展，市场边界和治理规则如果没有及时跟上，只强调“放得活”而不及时把规则立起来、把红线划定出来，市场秩序就会陷入混乱。“管得住”所强调的，更偏重于底线思维、规则意识和风险意识，旨在让发展有禁区、竞争有章法、创新有前提。从“管得住”到“管得好”，这不仅要求守住底线、防范风险，还要求更加注重分寸、效率和效果；不仅要把秩序稳住，还要让秩序与活力形成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如何“管得好”呢？首先在于管理方式更加精准高效。“管得好”并不意味着“管得多”，过去有些治理之所以效果不佳，并不是没有治理，而是因为治理过粗、过散、过慢、过度，甚至是重复检查、无效检查。“管得好”要求经济治理方式从事前审批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理转变，通过分类施策、精准识别重点领域风险，实现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双向提升。例如，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年度重点事项清单和健全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围绕经营主体从开办到注销、个人从出生到身后的两个全生命周期，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其次，“管得好”在于规则更加清晰透明、法治更加稳定可预期。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稳定、统一的规则能够明确行为边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长期经营和创新发展；没有法治的市场无异于“黑暗森林”，最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丛林法则主导下的野蛮生态。因此，建立公平规范有序的商业规则无疑对经营主体整体有益。此外，政府还要带头尊崇法治、遵守规则，让监管行为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靠规则说话、靠制度定分止争，确保监管规则清晰透明、执法过程公平公正文明，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趋利性执法。
最后，“管得好”还需要政府职能不断优化提升。政府要积极作为，从“不出事”向“干成事、干好事”转变，从侧重审批、限制的管理者向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主动为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释放活力扫清体制机制障碍。政府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部门的局限性往往容易导致政策效应的抵消，因此，“管得好”还必须建立在高效的部门协调与政策协同之上。要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工具，避免重复建设和政策“合成谬误”。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强调守底线、防风险转向更加注重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从偏重粗线条管理转向更加讲求精准、高效、规范，变的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不变的是政府维护公平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只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秩序与活力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而释放创新创造的市场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为坚实的治理根基。
如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支撑世界开放合作的硬件条件日趋成熟。当前国际经贸往来的突出矛盾，已不仅是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更多的是缺少一套各国普遍认可、互利共赢的“游戏规则”。然而，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存在差异，开放战略取向和贸易政策制定并非总能达成共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引用康德的论断：“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说的正是这一困境。实际上，国际经济竞争的实质就是各国对开放合作成本和收益的理解、较量和妥协。
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一方面，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群体性崛起，其参与全球治理、主导自身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迫切需要打破长期以来由少数国家主导的治理格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与合理席位。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历经长期积淀，已从规模扩张阶段迈入规则确立、标准共建、监管完善的关键窗口期，为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平等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与此同时，少数发达国家固守霸权思维，依托先发优势竭力维护自身主导的制度规则体系，为此不惜背弃多边共识、破坏现有经贸秩序，通过“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保护主义做法构筑排他性壁垒、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不仅压缩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空间，也给全球经贸合作与治理变革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决策部署，是顺应时代大势、回应全球诉求的中国方案。它既主动对标借鉴国际先进制度经验，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方向演进。制度型开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资本、技术、人员等跨境流动为主要衡量尺度的开放形态，进一步聚焦于要素流动和贸易投资背后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深层次制度安排，强调以制度衔接、机制对接、治理优化来增强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巩固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有效应对国际经贸摩擦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为主，更多是全球开放体系的接受者。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改革重心从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境”层面的开放，纵深延伸至“边境后”经贸规则、投融资管理、市场监管等系统性制度变革，逐一破除制约高水平开放的体制堵点和机制障碍。具体来说，规则开放侧重于对国际公约、条约、协议、协定等国际经贸活动基本准则的遵守、对接和制定，重点解决在国际上“按什么来办”的问题；规制开放侧重于国内法律法规对涉外经济行为监管的透明性、有效性、公平性，以及与其他国家监管体系的协调性，重点解决在国内“按什么来管”的问题；管理开放侧重于政府治理行为和服务能力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通过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实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高效管理，重点解决“以什么方式来管”的问题；标准开放则落脚于商品和服务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在国际上的互认互通程度，重点解决“凭什么互认”的问题。
显然，制度型开放不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法治建设、规则执行、政务服务、技术标准等各领域的具体治理实践上，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当前，全球制度规则碎片化、差异化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引发经贸摩擦、抬高合作成本、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20年以来全球累计新增歧视性贸易措施约1.8万项，全球超2/3的贸易活动受到技术性壁垒制约。世界银行监测表明，当前各类行业技术标准已覆盖全球90%以上的贸易活动，但差异化标准既是经贸合作的桥梁，也极易被个别国家当作贸易保护、遏制后发国家发展的工具。化解全球规则体系割裂困境，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最大限度凝聚国际合作共识；也要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统筹协同，健全权责明晰、运转高效、闭环完备的开放治理机制，打造内外联动、协同高效的制度开放体系。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趋审慎保守，跨境实体投资持续低迷。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同比增长14%、总量达1.6万亿美元，但增量大多来自企业资金调拨、税务筹划、账面并购等金融类操作，实体产业投资并未实质性回暖。在此背景下，制度环境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成为跨国企业投资布局的核心考量。科尔尼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显示，技术与创新能力、法律和监管流程效率、资本进出市场便利度，是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的三大核心要素；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也将监管政策框架完备性、公共服务可及度、企业办事便利度作为核心评价维度。构建优质开放生态，关键在于坚守透明、稳定、可预期原则，通过公开办事规则、明晰审批流程、统一行业标准，破除各类隐性壁垒，让外资经营有据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治化固化政策导向，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杜绝朝令夕改、松紧不定，以稳定的制度预期稳住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还需要完善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当前，尽管一些西方舆论又在重弹“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的老调，但这并不能遮蔽中国已成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事实，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热土。到202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连续16年超过7000亿元，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近年来，外资布局呈现结构性优化态势，低附加值传统产业外资有序退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领域外资持续集聚，这不仅能够补齐产业短板、引进先进技术，更能够集聚高端人才、激发创新活力，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既要在外资准入限制上做“减法”，动态更新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培育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也要在促进外商投资措施上做“加法”，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人员往来等方面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提升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度，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在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必须稳步推进高水平“走出去”，持续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助力企业深耕全球市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联动发展、相得益彰。
制度型开放是以制度衔接、机制对接、治理优化来增强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实际本领，是巩固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的切实之举。扩大制度型开放，不仅有利于加速商品、服务贸易以及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和布局，也有利于携手各方共建共享世界市场新秩序、放大世界市场一体化规模效应，为我国在更高层次上探索自主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和更加灵活的空间。
为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自主开放”的关键在于“自主”，是不受外力威胁逼迫，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愿，独立自主作出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把开放节奏、开放力度、开放方式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从本质上讲，自主开放是更自信、更从容的开放，它不是“别人要求我们开放什么，我们就开放什么”，而是“自主决定在什么领域开放、以什么节奏开放、通过什么路径开放”。
开放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慢越好。只有在综合考量本国发展阶段、产业承受能力、风险防控需要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自主决定何时开、先开哪以及如何适时调整，才是开放的“正确打开方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就是自主掌控开放节奏的成功例子。在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中，我们一方面根据国内产业竞争力和企业抗风险能力积极争取过渡期政策，形成可控的开放时间表；另一方面加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批有序降低平均税率，有步骤地拓展开放范围，清理、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不断向国际通行经贸规则靠拢，努力使“入世”的正面效应达到最大，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若丧失自主性，开放节奏就容易被外部力量或危机事件左右，甚至付出惨痛代价。如1992年俄罗斯在西方顾问指导下采用“休克疗法”式的全面开放，在一夜之间放开物价、实行卢布自由兑换、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放速度和力度远超其经济承受能力，结果卢布贬值上万倍，居民储蓄几乎归零，外资以极低成本收购国家核心资产，本土工业体系几近崩溃。
开放不能别人怎么开放，我们就怎么开放。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国体和政体各异，开放条件、开放动能和开放环境不同，所选择的开放道路也必然不一样，需要各国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合理设计开放路线和目标。如果没有自主权，就不可能有稳定可控的开放战略和路线，开放最终只能沦为“提线木偶”和“断线风筝”。如近代中国曾提出以西方为师、“中体西用”，终因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不能有效推行开放政策而宣告失败。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过反复探索和持续积淀，才有了后来主动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新时代以来，我们立足世情国情，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目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开放战略，如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举措，生动诠释了自主开放的魅力和活力。
自主开放还是一种可持续开放。可持续开放是一种立足长远、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开放模式，它意味着开放的战略、政策和节奏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不会因短期冲击或风险失控而中断或倒退。放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来看，可持续开放能够根据国内和国际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调整优化和动态适配，是一个自我累积、自我优化、不断进阶的长期过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新的竞争时代”，全球正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且日益分化的风险格局，预计未来将呈现“多极化或碎片化”的秩序。在此背景下，开放不仅要应对短期风险冲击的压力，更要主动“谋未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制度升级和文化积淀，不断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设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将外部不确定性转化为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开放，才能真正赢得发展主动权。面向未来，真正能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放，必然是自主的开放、自信的开放、自强的开放。今天我们强调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正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规律的主动把握。如何将这一战略方向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关键在于构建一套系统协同的实践体系，以务实举措将自主开放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要以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为节点“建圈组网”。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不仅降低了贸易投资成本，提升了贸易投资合作水平，更发挥了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更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战略作用。未来，围绕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扩网扩圈”和质量升级，需要既在“质”上着力，提高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也在“量”上着力，力争同更多国家和区域商签自由贸易协定，稳步拓展经贸合作“朋友圈”；还在“效”上着力，加强已生效贸易投资协定实施工作，加快形成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格局。
要以单边开放增强大国合作磁场。单边开放是单方面、不寻求对等回应的自主开放，是在自强基础上的自信开放，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全球发展的积极贡献。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扩大单边开放，有助于稳定国际合作预期，增强全球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也有助于我国更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创造更多合作机会，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未来，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眼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序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不断优化过境免签、入境便利等政策，有序扩大人才、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单边开放，主动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在提升开放合作水平的同时展现大国担当，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
要以多级联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近年来，我国形成了包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在内的多层次开放平台体系，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等联通内外的开放大通道。下一步关键是着眼“全国一盘棋”，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开放平台的功能能级和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能力，强化开放通道的串联作用，加快形成多极点发展、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协同的区域开放格局，推动内陆、沿海、沿边、沿江地区发挥优势、相互配合，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均衡高效开放格局，打好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开放“组合拳”。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冲决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深层次改革上实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要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锐气，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赢得竞争新优势；要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怀，在自主开放的航道上坚定前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链接全球、造福世界，在改革与开放双向奔赴、深度互动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