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对一个国家的资源集聚、创新激励、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对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货物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坚持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协同发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市场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日益显现。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供需结构尚不匹配，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卡点堵点。如何更好发挥内需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和稳定锚的关键作用？怎样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如何让国内市场更加强大、迸发更多活力？这些问题，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现实关口，也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绕不开、躲不过的时代课题。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扩大内需既是国家的战略之举，也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何谓内需？简单来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与消费合起来就是内需，出口则属于外需。厂房修建、设备采购、技术研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库存储备等都属于投资，这既能稳住就业岗位，又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从支出主体看，消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需求产生的居民消费支出，另一类是由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行为产生的政府消费支出。
内需恰似一池春水，只要被有效激活，便能泛起层层涟漪，催生出经济发展的万千气象与蓬勃生机。2025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销售额达2.61万亿元，惠及3.66亿人次；“苏超”2025赛季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场均2.86万人次，带动赛事经济的持续火热……这些数据是我国持续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的生动展现，更是内需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动力源的有力印证。
纵观我国内需发展历程，其结构持续迭代演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整体呈螺旋式上升态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底子薄，为了快速打下工业化基础，大家“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有学者测算，这一时期投资贡献率超过消费贡献率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与分配政策调整使得老百姓收入明显增加，消费潜力得以有效释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伴随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乡建设全面提速，我国加快交通、住建、市政等领域布局，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再度凸显，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增长主力。可见，在不同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在内需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动态调整、各有侧重。
随着传统基建趋于饱和、要素成本上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大规模投资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在投入规模相当的情况下，所能带来的新增产出趋于减少、投入产出比持续走低。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推动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加速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跨越升级。2013—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1%，收入的稳步提升直接带动消费能力持续增强，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5.6%。此外，人们早已跳出衣食温饱的基础需求，更趋向于追求健康养护、精神文化、品质生活，服务性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有数据显示，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13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6.1%，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康养等改善型消费快速增长，人均相关支出年均分别增长8%、9.7%，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与此同时，我国投资的模式也在转型，逐步摆脱对传统基建与房地产等领域的路径依赖，持续向新型基础设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投资质量稳步提升，创新驱动的投资新格局加速形成。高技术产业投资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18—2024年年均增速超过13%。我国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突破3.9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升至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小型经济体人口有限、腹地狭小、资源禀赋不足，难以单凭国内市场支撑深度分工与规模经济，天然依赖全球市场。卢森堡、新加坡等小型发达经济体，出口额甚至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之下，大国经济体量庞大，将自身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部需求之上，对大国而言既不现实，也难以为国际市场所容纳。因此，内需才是大国经济稳健运行的“压舱石”。以美国当前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最终消费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而出口只占11%左右。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产业发展和消费品创新提供了稳定的需求支撑。内需的强劲可为大国经济带来十足的韧性，使之避免受制于外部需求的起伏波动。当前，我国面临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风险交织叠加，扩大内需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大国经济的底气，不在别人的订单里，而在自己的市场中。
扩大内需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22年的62.1%降至2024年的56.8%，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外需波动风险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一旦出口下滑、外商投资减少，我国庞大的消费和投资就能补上这个需求缺口，让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有效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我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市场，这不只是抵御外部风险的底气，更是稳住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025年，我国货物进口额达到18.4万亿元以上，连续17年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经济体形成良性循环的核心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高效贯通。当前，我国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供强需弱已成为突出矛盾。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配套齐全，制造业产能规模领跑全球，供给端优势持续巩固、动能十分强劲。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消费基础性作用发挥还有待加强，市场潜在需求尚未充分转化为有效消费。我国的供强需弱并非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缺失，而是供需不匹配，这属于阶段性、结构性问题，比如中低端产品供给充足，但高品质设备、高端医疗器械等高端化供给存在明显短板。需求是供给的出发点和归宿，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粗放增加“总量需求”，而是积极释放“升级的需求、有效的需求”。这不仅能弥补需求缺口，还能倒逼供给体系提质增效，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切实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支撑。
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今天的中国消费者早已不满足于“有没有”，更在意“好不好”，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在持续高涨。孩子能不能接受优质丰富的教育，一趟旅行能不能获得更有品质的体验，聚餐能不能吃到“漂亮饭”等，这些美好生活中的“小确幸”，恰恰是扩大内需最需要挖掘的地方。民生有所呼，内需有所应，补上一块民生短板就能打开一片消费空间。从有效需求理论的视角看，补齐民生领域供给短板，不仅能释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需求，更能修复居民消费预期与信心，形成扩大内需的持续正向反馈。市场供给只有积极回应消费者的新需求，才能让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足、更实。
内需旺，则经济稳；市场强，则底气足。扩大内需是一场内外兼修、标本兼顾的战略布局，既能为我国应对百年变局积蓄定力与底气，又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持久动能，还能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坚实保障。只有推动供需两端协同升级，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我们才能不断强化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产业升级与民生福祉提升中，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
2025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超过46%，中国百姓的购物账单正是大国内需扩容、消费提质最鲜活的写照。供给端同样亮点纷呈，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2.5%、28.0%、25.1%，折射出创新驱动下新供给的强劲增长活力……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体现的是新需求与新供给正在发生的良性互动。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不断升级的新需求能够引导供给侧加大创新与生产投入，持续优化的新供给又可以主动挖掘并激活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二者的互动能够创造内需增量、优化需求结构，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当人们的新需求持续增长，如果本土优质供给不足，大量消费需求难以落地甚至流向境外，国内消费潜力就会白白流失。针对当前存在的部分中低端供给过剩、优质供给短缺等供需错配问题，新供给可以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偏好、柔性调整生产供给等，弥补旧有供给不足带来的市场缺口。比如，企业批量生产用户随手涂鸦的三筒洗衣机、按照“一户一策”来为老年人改造居家设施等。
新需求的“新”，主要体现为需求层次、结构和理念的全方位升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吃饱穿暖等基本生理需求后，会进一步追求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更稳定、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也包括大量非物质的精神追求。只有新需求持续激活并引领新供给，新供给精准适配并创造新需求，才能形成供需两端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需求层次升级，引领供给向品质化、个性化、智能化转型。每一次需求层次的跃升，都是对供给体系的一次“再出题”。消费者的需求从满足基本温饱、日常刚需向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迈进，推动供给端从普惠供给向优质供给转型。不同年龄、职业、生活方式的群体各自形成细分市场，倒逼供给端聚焦细分赛道，精准布局，采用柔性生产、定制化模式。同样是买一件外套，有人要独立设计师的限量款，有人要符合特定体型的定制版，消费的颗粒度越来越细，供给的精准度也随之提升。同时，人们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正向上游传导为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比如，人工智能的普及离不开算力网络的扩容，低空经济的兴起需要智慧空管、起降场站等“新基建”先行铺路，等等。这类投资既是供给侧补短板的着力点，也是承接需求升级的基础底座。
——需求结构重塑，引领供给转向以服务为主导。消费者是用订单“投票”的，产品好不好、服务实不实，市场自有客观评判。传统的市场需求以有形的物质商品消费为主，对应的供给端也以商品生产为核心。当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服务消费快速扩容提质，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这要求供给端加大服务领域投入。服务需求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型需求，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能力、保障长远发展，这将倒逼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推出更具针对性、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系统的健康管理服务等；另一类是享受型需求，追求品质体验、精神丰盈和身心愉悦，这将推动供给端走向场景化、定制化，比如定制家居企业推出的“一站式”设计服务、文旅行业打造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等，都是围绕享受型需求的供给创新。
——需求理念转变，引领供给更加契合消费者的情绪需求。消费者愿意为何种商品和服务付费，反映出其注意力所在和价值取向。过去买东西，消费者看重功能实用和价格实惠，而现在则越来越看重商品所带来的情绪体验；若供给端仍单纯局限于产品功能与价格竞争，产品便会被冷落在仓库的角落。有学者认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功跨越1.2万美元这一关键阈值后，中国消费市场正从传统的“功能消费”模式加速向“情绪消费”模式转变，今天的消费者带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和消费观念走进市场，更愿意为能带来愉悦、治愈与归属感的“情绪价值”买单。这就引领供给端将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价值创造前移至叙事表达和文化嵌入、艺术设计等环节，提供更多有温度、有共鸣的高品质消费供给。
新供给之所以“新”，是因为其追求的不再是单纯产量扩张，而是精准匹配现有需求、主动引领潜在需求、积极创造全新需求，让供给成为驱动需求增长、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引擎。好的供给，不只满足需求，更在于创造需求——把消费者的“想不到”变成“离不开”。
一方面，供给方式发生质变。供给的关键，并非一味追求生产规模，而是精准提供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很多人把新供给称为“柔性生产”，这意味着供给思路从“我能生产什么”，转变为“市场需要我生产什么”。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在打破大批量生产、被动等待销售的传统模式，推动供给方式向定制化、品质化、服务化转型。同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带来效率大幅提升，企业得以实时感知需求变化，并快速调整生产策略。此外，这种新型供给还有能力把“小众需求”培育成“大众市场”，当定制化成本大幅降低，原本因无法满足而“沉睡”的个性化偏好，就会转化为真实订单。比如，过去小众的人体工学家具，依托模块化量产压缩造价，从特定场景专属订购逐渐“出圈”，成长为显著增长的家具品类。
另一方面，供给场景极大丰富。消费者的需求不会凭空产生，往往依托具体场景被激发唤醒。很多时候，人们的消费诉求并不清晰明确，而新供给带来千姿百态的日常消费新场景，帮助大家看见更多消费的新可能。这些新场景不仅是对旧场景的改良，还是对消费行为的重新定义。比如，智能机器人送外卖已在北京、上海的部分社区规模化落地，消费者从下单到收餐全程无须与人接触。AI婚纱摄影打破了外景地的物理限制，让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的门槛降低，被压抑的拍摄意愿随之释放，催生出复拍、系列拍、风格换装等全新需求。靠着新技术、新玩法改造后的商品和服务，把线上线下、虚实体验互相打通，不断催生出消费者以前想不到的消费需求。
促进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须从供给侧、需求侧和连接两端的通道共同着力。供给侧要把功夫下在“扩优提质”上，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深耕，丰富消费场景和体验业态，让“好东西”既有得选又买得到。需求侧要把功夫下在“提能减忧”上，一方面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优化收入分配充实居民的“钱袋子”；另一方面通过健全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既有能力消费，又敢于消费。还要疏通连接供需两端的通道，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成本，以更加完善的监管筑牢消费者信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怎样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
从世界在建最长海底公路隧道，到人形机器人服务智能车间，从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业化运行投产，到“海斗一号”无人潜水器完成万米深度海试，一批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大国重器频频亮相，我国发展的底盘更稳、后劲更足。与此同时，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补贴性职业培训每年触达逾千万人次……千家万户的“心头事”正在被一项项具体细致的政策所关照。
这些看似不同的情境，实则指向同一类经济活动——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是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五五”规划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明确战略部署，这为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指明了方向。那么，如何认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
所谓投资于物，一般是指对实物资产进行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从一般发展规律看，投资于物往往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优先推进的基础性工作，“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就在于此。如果缺乏基本的道路、电力、厂房，即便有充裕的劳动力，也不能高效组织生产，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很容易陷入“低投入、低产出、低增长”长期相互锁定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把资源集中投向交通设施、原材料、厂房设备等领域，能迅速让工厂转起来、工人有活干，也能使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条件得以改善。多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投资于物，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有效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有力支撑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球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加密成型，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形成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过半……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高强度、大规模的投资于物。
投资于人，则是各类对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比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投资于人兼具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力的生产属性和满足人的全方位需求的消费属性。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带动劳动生产率以及反映技术进步和综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居民收入能力，稳定收入预期，进而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力促进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与物质资本领域投资取得的显著成效相比，当前我国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投入还显不足。比如，在教育领域，2024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2%，低于发达国家4.5%—5.5%的平均水平；在医疗健康领域，2024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注重投资于人，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曾长期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凸显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持续上升，即每新增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投资于物的总体回报率趋于下降。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后期，对基础设施、工厂等的大规模投资建设需求下降，投资效率、回报率及拉动作用逐渐下滑。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一人受益、带动周边共同提升的知识溢出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特性，随着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每新增一单位投资带来的边际回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这种边际效益递增的特性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表现突出。也就是说，在超过一定规模后，盖楼、修路这类投资，往往投得越多，新增的回报越少；而投在人身上——教育、健康、技能等，却常常越投越值，回报会加速累积。
注重投资于人，也是对投资结构、供需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回应。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既是消费主体，也是需求的源泉。不断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不仅能直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有助于降低居民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潜在支出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潜力。这一转变将推动消费结构加快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带动需求能级的整体抬升。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更加追求身心松弛与精神丰盈，对脱口秀演出、沉浸式演艺、小众剧场、独立书店、手作体验等消费场景青睐有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悦己消费蓬勃兴起。
注重投资于人，还是塑造竞争优势、应对人口变局的制胜之道。环顾全球，世界创新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全球产业竞争从资本密集型竞争向人才密集型竞争转型趋势明显。高技能人力资本和原始创新能力，成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投入，系统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创新能力，充分激活人作为知识创造与传承载体的核心价值，成为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路径。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17%。这充分凸显了提升人力资本、坚持投资于人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投资于人，决不意味着忽视投资于物，而是要实现“见物”与“见人”的有机统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投资于物，为发展筑牢物质技术基础，为人的能力提升与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投资于人，则为发展注入持久内生动力，推动物质资本效能提升和技术迭代。比如，从绿皮火车到“复兴号”，中国高铁从追赶到领跑，离不开轨道路网、列车装备等硬件设施的升级，更离不开科学家、工程师、产业工人的深耕钻研、创新突破。完善的基建为技术迭代搭建平台，高素质的人才则为技术升级提供动力。只有硬件设施提质与人力资本提升良性互动，才能跑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由此可见，投资于物，可以为发展“强筋骨”；投资于人，则为未来“蓄能量”。投资这件事，“见物”更要“见人”。只有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才能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始终落脚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高效协同、双向赋能。一方面，推动投资于物更加聚焦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拓展空间、释放潜力，为人的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抓紧布局实施一批牵引性强、带动面广的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物质资本投资的合理规模，持续优化投资区域结构和投向结构，将更多资源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和科技创新最前沿，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助力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另一方面，推动投资于人更加聚焦民生改善和人力资源开发，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为物的高效利用提供人力支撑。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提高民生领域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推动形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格局，为物质资本效率提升和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要确立协同发展导向，在规划制定、政策设计、资源配置等各环节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比如，建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评估体系，改变单纯以物质资本增量衡量投资成效的做法；清理汽车、住房等方面限制消费措施，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消费。
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怎么破
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也是其国内市场统筹、整合、发展的过程。在成规模的市场之中，只有建立起统一的规则、监管与要素流通机制，才能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壁垒，使经济发展所需的各要素配置达到最优，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到议价的主动空间。不管是美国通过“州际贸易条款”把各州碎片化市场整合为统一的商业共同体，还是欧盟提出“一个欧洲，一个市场”的理念并努力消除剩余壁垒、削减行政成本、协调基建投资，其目的都在于建设一个基础制度相统一、要素商品自由流动、不同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持续对内对外开放的市场体系。
当前，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全国经营主体超过1.9亿户，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然而也要看到，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比，我国市场建设仍存在不足，一些制度规则碎片化、不衔接，部分地方还存在不当的行政干预行为，致使我国市场体量虽大，但统一性、整体性仍需进一步提高。例如，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个别地方将在本地设立法人主体作为政策扶持的前置条件，还有的地方限制企业迁移和退出等。这从短期看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些好处，但从长期看就是“竭泽而渔”，不利于提升全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损害了当地的市场环境。又如，市场设施联通水平还有待提升，不同运输方式之间还存在标准不同、信息互联不畅等问题，多式联运中凭一张单据、一个集装箱直达全程的“一单制”“一箱制”尚未完全实现。这些问题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卡点堵点，需要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重点解决。
近年来，党中央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比如，针对当前规则碎片化以及市场运行的基础制度不统一等问题，推出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效降低了市场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市场设施联通性不强导致的物流成本较高等问题，加快推进多式联运，沿海港口和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超90%；针对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不畅等问题，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加速，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比2023年下降0.5个百分点，市场循环效能持续有效提升。
同时要看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卡点堵点，其中一些还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中央和地方事权、政府和市场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重要部署，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聚焦关键环节发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统一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当前，招商引资和招投标领域仍有一些乱象，破坏了市场的统一性。例如，一些地方在政府采购招标中以技术标准、资质等名义搞“量体裁衣”，甚至直接指定交易，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再如，少数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违规提供税费、土地、电价等方面优惠和补贴，加剧了地方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这些乱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行为边界不明晰。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需要进一步量化地方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红线和行为底线，明确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规则边界并广而告之，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健全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增强政策的规范性和一致性，防止各地各行其是。
纠治政绩观偏差。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过度重视以经济绩效为主的考核标准，导致当地干部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经济扩张，只算本地“小账”，不顾全局“大账”“长远账”，并由此催生出地方保护、政策攀比等不当竞争行为，“篱笆墙”“隐形门”屡禁不止，导致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等现象难以根治，扭曲的政绩观给全国统一大市场“添了堵”。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要拆除行政壁垒，还要拆掉头脑中无形的“墙”。需要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挥棒”，将营商环境优劣、经营主体获得感、要素流通顺畅度等纳入考核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止“政绩冲动”。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地区间发展起点的差异，客观认识各地所处发展阶段，避免采用单一指标“一刀切”。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不是搞区域自我小循环，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的大市场，而是要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有效增强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当前，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外贸企业国际贸易受阻，而国内畅通的经济循环可以为企业提供一方生存空间。但目前外贸转内销在标准认证体系衔接、市场渠道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亟须通过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来破解。同时，也要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使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更便利地流入国内市场，更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现行财税、统计、政绩考核等制度还有不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方，这也是一些负面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以法规建设和体制改革为牵引，实现基础性市场规则的统一，从制度上破除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这将进一步确立和形成统一、权威的市场活动规则和监管规则，确保经营主体和监管主体适用规则的公平性，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源头上确保市场环境的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
最近几年，“内卷”成了大家时常念叨的热词，它既照见了不少人面对竞争的焦虑困顿，也度量着各行各业高强度比拼下的身心疲累。在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成为大家吐槽的共性话题。比如，光伏行业高速增长，而龙头企业利润率却在价格战中跌至历史冰点；外卖平台疯狂“撒钱”，非理性“补贴大战”此起彼伏……但社会各界对“内卷式”竞争所持态度不一，有的人认为正是平台的价格大战，才让自己薅到了羊毛、喝上了一分钱的外卖奶茶；也有观点认为，持续的价格战将使产品质量难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将受损；还有人担忧，“内卷式”竞争下的企业将失去持续生存能力，产品滞销也将带来失业困境。
“内卷”这一概念，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1963年研究印尼爪哇岛农业经济时提出的“农业内卷化”。此后，我国有经济学者将“内卷化”解释为“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也有社会学者认为“内卷”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还有文化人类学者把“内卷”看作“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伴随“内卷”一词的流行，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解读层出不穷，但都隐含“竞争激烈、付出无收益、无可奈何、无意义”等意味。不同于“内卷”这个宽泛的概念，“内卷式”竞争则是从经济学角度作观察，一般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市场地位或争夺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赛道上“比着卷”——谁都不敢停、谁也卷不赢，到头来只剩“赔本赚吆喝”。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市场活动的常态，但我们一直鼓励的是正当的、公平的市场竞争，而“内卷式”竞争则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内卷不光卷不出高质量发展，还会令众多行业和企业深陷泥潭。对企业而言，低价、低质、低水平竞争之下，一些商家不惜以次充好、跟风抄袭，虽然抢占了市场份额，但对创新者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企业过于注重打“价格牌”，虽能在短期内吸引一些价格敏感型客户，带来销量的增加，但最终会影响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水平，对企业利润空间和再投入能力造成侵蚀，影响长期发展。
对国家宏观经济而言，一方面，“内卷式”竞争会加剧物价下行压力，进而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带来投资和就业不足，使得国家陷入经济运行压力加大的负向循环。另一方面，“内卷式”竞争会导致社会创新活力受到抑制，引发资源错配，甚至使市场淘汰机制失效，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在产业层面，“内卷式”竞争还会导致整个行业“增收不增利”，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制约技术积累、创新研发以及售后服务，对行业发展生态造成破坏，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
对国际经贸秩序而言，品牌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信誉积累，如果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一味地追求低成本、打价格战，就会给国际市场留下中国产品质量低下、靠低价竞争的印象，难以打造中国品牌，获得品牌带来的溢价。同时，过度的价格竞争也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发贸易摩擦，甚至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国家借题发挥和指责施压。
“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是多维和复杂的。从根本上看，内外部供需形势变化是重要原因，同质化供给快速扩张，而需求端未能同步升级扩容，导致一些行业存在供需失衡问题。与过去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轻工产品等传统产业不同，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深陷其中。这主要是由于行业发展格局尚未稳定，一些企业为抢占先机，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惜以低价策略获取竞争优势，其他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被迫竞相降价，进而引发价格战。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发展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一些经营者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与差异化优势，难以开拓增量市场，只能在存量市场中“卷生卷死”、相互挤压。同时，受盈利诉求影响，部分平台企业一味地追求用户规模，把资金大把砸在降价补贴上，疏于技术攻关，行业产品和服务越发趋同，同质化比拼不断加剧，内卷问题随之越发突出。
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一些地方盲目追风口、铺摊子、上项目，让原本能力不足的企业进入市场、原本经营不善的企业未能出清，扭曲了资源配置与价格信号，加剧了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干扰了市场顺畅运行。另一方面，部分领域规则规范还未完善，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市场边界不断拓展，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措施尚未跟上，被侵权企业维权成本高、周期长，部分企业铤而走险突破行业自律与监管底线，影响了产业重组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整治“内卷式”竞争绝非否定市场竞争，而是要坚决防止和整治破坏市场秩序、透支发展潜力的恶性竞争。这既是应对当前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长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必须汇集多方合力，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首先，健全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就越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在这其中，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完善各方面的法律规则体系，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同时持续强化监管，通过开展重点行业和领域招商引资行为公平竞争审查抽查等方式，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不当行为，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其次，规范企业行为，回归价值创造。企业竞争归根结底要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把竞争引向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难以遏制“内卷式”竞争。因此，企业摆脱“内卷式”竞争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卷”是越走越窄的独木桥，“创”才是越走越宽的阳关道。拼价格，拼到最后两败俱伤；拼价值，才能拼出真本事。要通过税费抵扣、融资支持等政策，激励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突破低端产能扩张的路径依赖，将资源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创性研发，加快产品与工艺创新，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主动抵制恶性竞争，共同维护健康的行业生态。要积极引导企业深耕品牌建设，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充分挖掘市场细分领域，通过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和产品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最后，还要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动优质优价，反对劣质低价。行业协会扮演着市场协调者角色，在破除行业内卷、优化竞争生态方面大有可为。应发挥其贴近市场、熟悉业态的优势，制定行业自律公约，搭建约束框架。比如，明确禁止低于成本倾销、虚假宣传、偷工减料，对违规企业实施行业警示等惩戒。同时，常态化开展行业信用评价，推动企业从“拼低价”转向“守信用、重口碑”，逐步压缩非理性竞争的生存空间。行业协会要当好引路人，推动会员单位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供给；倡导优质优价理念，引导企业树立长期主义思维，推动行业形成“以质取胜、以信立足”的良性生态。
市场兴则经济兴，市场活则全盘活。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来不是人口数量与体量规模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旺盛需求为牵引、完备产业体系为支撑形成的内需主导、循环顺畅、韧性十足的综合竞争优势。当内需潜力加速释放，当物质积累与人的发展双向赋能，当良性竞争蔚然成风，14亿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亿万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相互激荡，超大规模市场必将更活更火、释放更大潜能，我国经济巨轮也必将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