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穿戴的衣服鞋帽、吃的粮食蔬菜、居住的房子、乘坐的交通工具都来自产业供给。从世界发展历程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产业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关键动力，推动着人类走上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产业体系集中体现了现代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可以说，没有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当中，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十五五”时期诸多战略任务之首，是有深远考量的。面对全球产业变革的大势和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我们应该如何在现有产业基础上乘势而上，使其技术更加先进、结构更为合理、体系更有韧性？这是事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问题，也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色。
何谓“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是由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产业之间通过技术、产品、供应链和市场等纽带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产业体系中实现配置、组合与价值转化，人们日常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也在这个体系中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所能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一个现代化的、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全球产业体系持续向现代化迈进。比如，产业的形态不断升级，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纺织、钢铁、机械制造，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电力、石化、汽车，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的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工程，乃至当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产业结构更加复杂，经济发展通常会经历从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再到服务业占比上升的过程。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技术制造业和信息、研发、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比如，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供应链深度嵌套，手机、汽车等产品制造可能涉及数十个国家、上千家供应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产业格局。
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部组成，学界一般从产业部门构成、产业发展阶段、产业活动形态等角度对其进行分类。概言之，现代化产业体系意味着用现代化理念、制度和技术对产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是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门类齐全不缺项、技术领先不落伍、关键环节能自主等特点。从国际比较看，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强国处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其产业体系以服务经济为主导、高端制造为内核，这为我们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代特征提供了外部参照。
我国的产业体系建设之路，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我国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洋务派和民族资本尝试寻求“实业救国”，近代工业在动荡中起步，在外部压迫和内部掣肘的困境中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借鉴苏联模式，实施“一五”计划，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打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进入新时代，我国迎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新任务。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庞大、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善的产业体系，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大”不等于“强”，例如我国C919大飞机已经翱翔蓝天，但其发动机却仍依赖进口，随时可能被“断供”，这正是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的一个例子。当前，我国工业正处于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跨越的关键期，传统产业加快“焕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的态势正在形成。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产业附加值偏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矛盾问题依然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仍面临诸多挑战，要把“势”转化为“实”仍需下一番功夫。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开启新一轮产业转移，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积极争抢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机会，美国所推行的制造业回流、出口管制等政策，也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体系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相关产业形成冲击。
面对国内外产业发展态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战略部署。智能化是遵循产业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向产业经济各领域、全过程渗透应用，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算法成为新型生产工具、算力成为新型基础设施，引发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推动产业体系从传统的机械化、自动化，迈向数据驱动、智能决策、高效协同的智能化新阶段。智能化不仅体现为生产决策、工艺优化、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还体现为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数字商贸、智能家居、智慧农业等新业态的大量涌现。以智能家居为例，它从“智能单品”发展到“全屋智能”，将照明、家电、建筑等众多产业集成融合，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利、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日益融入产业活动，绿色化已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价值导向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绿色低碳技术、装备、能源和标准在产业体系中推广应用，不仅破解了资源环境的约束难题，更推动了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化转型，衍生出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金融、绿色流通等绿色发展新形态。生产过程从高污染、高耗能向节能、低碳、循环利用转型，也带动了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快速发展，以更低的能耗支撑起更高的产业发展效率。如今，内蒙古、宁夏、山西等多地建设的“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在农田、牧场上方架设光伏板发电，地面正常种植农作物或养殖牧畜，让阳光、土地发挥出双重价值，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正是绿色循环产业的生动写照。
得益于现代科技向产业的应用加速，各个产业的边界不断被打破，融合化日益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结构特征。融合化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逻辑的系统性变革，制造业嵌入服务业、服务业赋能制造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彼此借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产业链上下游及大中小企业协作联动更加密切，推动产业整体效能大幅提升。比如，有的企业为挖掘机装上传感器和通信模块，从“卖机器”变成“卖机器+远程运维服务”，让一台设备同时承载生产制造与信息服务双重价值。各类要素跨界配置、产业链条延伸重组、商业模式迭代升级，还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全新的产业形态。比如，现代物流业不再局限于运输环节，而是依托数字平台将采购、生产、仓储、分销乃至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支撑平台经济等消费新业态，串联制造业等上下游产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点。
总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互促的动态演进过程，是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多层次需要共同催生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更多物质力量。
为什么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前其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八成，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讲，制造业作为生产制造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基础部门，具有强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能带动一连串上下游企业，堪称整张产业网络里的“C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足前期积累的工业基础，充分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推动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论体量，全球制造业的“头把交椅”，非中国莫属。
制造业比重体现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是反映产业结构演变的动态指标。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比重一般在达到峰值后会呈现下降趋势，且拐点多出现在工业化后期。有学者统计，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虽有下降，但平均降幅在3个百分点左右，进入高收入阶段时仍维持在29%左右，为服务业成长留下了充足的时间窗口。如果在工业化尚未充分完成的阶段，制造业比重就过早、过快下降，将使经济发展面临制造业“熄火”、服务业“羸弱”的窘境，加剧因产业升级乏力、新旧动能接续不上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比如，一些南美国家“未富未强”就提早“去工业化”，巴西制造业比重从峰值的34.3%急速下降至11%左右，制造业根基松动、竞争力下降，迟滞了整个工业化进程。我们要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比重不合理调整的沉痛教训，谨防过度“去工业化”导致的产业结构断层，推动产业结构平稳有序升级。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在2011年之前总体呈上升态势，2011年达到32%左右，此后降至2025年的24.7%。这虽总体上符合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毕竟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对于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较快下降，特别是部分地区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个别产业外迁的现象，需要加以重视。正是基于对产业发展规律、我国具体实际和国际竞争态势的深刻把握，“十五五”规划作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重大战略决断，这是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恰逢其时、十分必要。
“合理”的制造业比重，反映的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性、适配性，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所谓“合理”，不是固守某一数字，而是要与发展阶段、现实国情相适应，既不能“过高”，更不能“过低”。比重“过高”会导致产能过剩、供需失衡，挤压服务业发展空间，延缓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比重“过低”则会引发“产业空心化”和“脱实向虚”，实体生产环节被逐步掏空、资金和资源脱离生产转向金融等虚拟领域，进而削弱生产能力、推高生产成本，使经济系统更加脆弱、增长乏力。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利于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制造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度，向上游为农业、采掘业等提供机械设备、工具材料等生产工具，向下游催生和壮大批发零售、仓储物流、软件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全链条众多产业协同发展，这种“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远超其自身产值。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达9.4%和9.2%。可以说，制造业以其厚实的体量和广泛的拉动效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保障了经济大盘的稳定性。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制造业是创新要素和创新成果最为集聚的产业，是将想法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关键环节，任何前沿技术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制造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来实现。比如，手机、新能源汽车等终端产品的创新，关联着上游芯片、传感器、软件等环节的协同突破，必须解决材料、工艺、精度、成本等相互制约的复杂问题，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提供生产能力和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便无从落地。保持制造业一定比例，就是为了发挥制造业的创新功能，推动我国创新发展。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如今越来越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政策，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在这一形势下，我国所拥有的丰厚制造业“家底”便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我们必须从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牢牢守住制造业这个根基，依托制造业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利于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老百姓衣食住行用需求巨大。比如，我国服装内销市场规模占全球服装终端销量约40%，手机、智能终端国内消费规模占全球数码终端零售约28%。这么庞大的需求体量，不可能仅依靠国际市场提供保障。试想，一旦国际贸易出现波折，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高度依赖将使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承压——价格上涨、供应短缺，这些风险就会很快地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自主实现生活必需品供给充足、物价平稳，就要将强大的制造业作为稳定民生的“压舱石”，确保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都有保障、有底气。伴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壮大，种类丰富、价格稳定的消费品供给，为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充盈的物质保障。同时，制造业链条长、就业容量大，提供了从研发工程师到一线操作工的多层次就业岗位，能容纳不同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成为重要的就业“稳定器”和“蓄水池”。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利于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塑，关税壁垒、“脱钩断链”等逆流涌动，而制造业作为可贸易部门，更容易受到中间产品断供、经贸摩擦等外部冲击，世界各国围绕制造业的博弈也从未如此激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能够提高生产供应体系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水平，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使经济系统在应对全球产业深度调整时展现出强大韧性，确保特殊情况下国内大循环仍可畅通无阻。我国制造业的全球辐射力，赋予了我们在国际经贸摩擦中占据主动的战略筹码——离开中国制造，世界供应链难以正常运转，这使得我们在各种贸易博弈中能够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各类风险，同样需要强大稳定的制造能力提供物资保障。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是遵循产业规律的理性选择，也是服务人民、赢得战略主动的现实需要。我们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持续巩固规模优势和体系优势，努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传统产业的突围蝶变之路
传统产业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较早发展起来、技术相对成熟、市场供需相对稳定的产业集合，既包括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和重大装备产业（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装备等），也包括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产业（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门类多、链条长、市场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丰富应用场景，也为新兴产业提供基础支撑。国产大飞机腾空、光伏产业发展、关键零部件突破等，都离不开化工、冶金、机械等众多传统产业领域强大的供给能力和集成优势。
有一段时期，我国传统产业在快速扩张中形成了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客观上导致产能过剩、效率偏低、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这也是一些人将传统产业与“落后”“低端”画等号的重要原因。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里，容易把特定发展阶段的粗放生产方式与产业本身混为一谈。事实上，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活法，落后的从来不是产业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旧观念、旧管理。传统产业若固守粗放型发展模式，不仅面临能源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局面，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国际产业竞争中也将逐渐失去优势。可以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攸关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在这条赛道上，传统产业既不能“躺平”坐等淘汰，也不能陷入低水平的“内卷式”厮杀，唯有向上突围、提质升级，才能寻得出路。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赋能，一些传统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新兴产业，加快走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突围蝶变之路。比如，燃油汽车接入电池、电机、电控等先进技术改造为新能源汽车，融合物联网技术催生出智能网联汽车。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4万余家智能工厂、8000余家国家绿色工厂，这些都主要分布在传统产业领域。未来一段时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空间巨大、前景广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稳住基本盘、锻造新优势，不断促进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首先，要锻造长板。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在钢铁、家电、船舶、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规模优势和配套体系，粗钢、水泥、电解铝等产量占比超过全球的一半，这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长板。国际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需要把我国已有规模优势、配套优势更多转化为技术优势、质量优势和品牌优势，持续在传统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锻造更多“独门绝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中占据有利位置。要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钢铁、石化、船舶等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全产业链创新，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促进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其次，要补齐短板。曾几何时，我国虽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装备市场之一，但重型燃气轮机技术被欧美日少数企业牢牢攥在手中，“连图纸都不许看一眼”。事实证明，产业链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产业规模再大也经不起外部冲击。当前，我国传统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全而不精；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供应短缺等瓶颈仍然突出，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统筹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等，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快突破一批关键零部件、元器件、专用材料和技术装备，努力实现“化点成珠、串珠成链”，稳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
再次，要科技赋能。迅猛发展的前沿科技为传统产业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带来了产业生产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5G、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正加快渗透、融入和应用到传统产业场景，智能工厂、“黑灯工厂”等新型生产单元蓬勃发展，推动生产方式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制造模式从规模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拓展，价值链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比如在宝钢股份的“黑灯工厂”，整片作业区域只有24小时“在岗”的机器人和机器繁忙作业的轰鸣声，操作员在集控中心通过屏幕即可完成监控与操作，劳动效率提升超过30%。
最后，要做强品牌。品牌是技术、设计、质量、文化等隐性价值的集中体现，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优势的企业和产业都有高辨识度、高美誉度的品牌，这为其带来高度用户黏性与大幅市场溢价。近年来，我国在家电、汽车、消费电子、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领域已形成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品牌，消费者从跟风“洋品牌”转向越来越信赖国货，中国制造的品牌美誉度和市场渗透率逐年攀升。但也要看到，在国际品牌市场上，我国品牌建设依然滞后。一家全球品牌研究机构发布的202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榜单显示，我国有78家企业上榜，较美国的180家仍有较大差距。品牌建设依靠严格的标准作为“技术基石”和“信任背书”，没有严格的标准就难以培育出值得信任的品牌。技术、质量、性能、安全等标准提升，能够引领和倒逼传统产业扩大优质供给、提升市场影响力。只有把标准引领、质量提升、技术创新、文化塑造和服务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塑造出更多“中国制造”的卓著品牌。
怎样抓住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风口
产业发展遵循着生命周期规律，通常会经历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阶段，即从产品初创起步、需求快速扩张，到市场逐渐饱和、最终被新产品替代。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多处于导入期或成长期，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上，科技革命历来是产业变革的先导，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孕育出一批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新产业。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结果。这些技术起初孕育于实验室中，经历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场景应用和商业模式成熟等环节，跨越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规模量产这段最烧钱、最难熬的“死亡之谷”，最终催生出新的产业风口。比如，人工智能、神经科学、材料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使人类有能力更精准地“倾听”大脑、更安全地“连接”大脑、更聪明地“解读”大脑意图并更流畅地“执行”大脑指令，这将催生出千亿元级的脑机接口产业。
不少人容易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概念混淆。简而言之，新兴产业一般已经具备较成熟技术和市场条件，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而未来产业则处于更前沿的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蕴藏着未来的产业增长点、爆发点。未来产业经过长期培育发展，有望从技术突破迈向应用落地，成长为新兴支柱产业，因此有“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新兴产业乃至支柱性产业”一说。
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具身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均具有显著的高成长性，6个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在2025年已接近6万亿元，到2030年产值有望突破10万亿元大关；由新兴产业催生的不少行业，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成为支撑经济增长、就业、税收的重要产业。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类脑智能、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在今天看似遥远，但明天可能重塑生活，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可能在未来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生活的智能管家；生物制造产品可能成为人们的衣服、食物乃至治疗疾病的器官组织。近年来，我国前瞻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方向，部分细分赛道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孕育着澎湃的经济生机。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国家间科技竞争、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必争领域。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实施新产业国家战略，如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德国出台“高技术议程”等，都意在加速半导体、量子信息等领域突破。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发展纺织服装、石化冶金、机械电子等传统产业时，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产业大多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只能从引进模仿起步。如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孕育发展期，其技术突破、产品迭代和国际竞争更加复杂，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并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人形机器人等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具备并跑乃至领跑的条件，迎来了难得的“换道超车”窗口期，战略机遇不容错过。
面对宝贵机遇和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所以被称为“风口”，在于其蕴含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和较高的预期回报，容易吸引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密集投入。但风口越热，越不能忽视其背后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网上有句话说得很形象：站上风口，猪都能飞；可风一停，摔下来的还是不会飞的猪。对产业而言，真本事是自己长出“翅膀”，而不是赌风永远不会停。新技术从研发突破到产业化应用，本身就存在技术路线不成熟、商业模式不清晰、市场需求待验证等问题，一旦不顾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一哄而上、扎堆布局，就可能形成同质化、“内卷式”竞争，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抓住风口，需要根据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的成熟程度和各地发展条件，分类规划引导、强化精准支持，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努力在全球创新产业版图中抢占一席之地。
对于新兴产业，重点在于通过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加快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打造出更多支柱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现从技术到产品、从模式到生态的全面创新，就必须完善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大规模普及应用前，往往需要先在真实、复杂的典型场景中反复测试和迭代，确保可行性、形成示范性。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带来的场景优势，加速培育“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能够打造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这对推动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具有重要作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还需要依靠企业持续进行技术攻坚、产品迭代和商业探索，形成一批科技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对于未来产业，重点在于做好前瞻性布局、多元化探索，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生态，让更多未来产业从理想照进现实。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不确定、市场风险高、培育周期长，这决定了面对风口不能四处出击、平均用力，必须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做好前沿技术战略预判和未来产业识别，瞄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等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鼓励对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进行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未来产业的独特发展规律，对要素条件、制度环境和治理模式提出不少新要求。比如，由于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跨界融合多，很多原有的监管规定已不能适应其发展需要，迫切需要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适应性监管体系，给予企业更多容错空间和宽松创新环境。再如，未来产业前期投资大、失败风险高、回报周期长，企业对战略性领域的投资动力天然不足，需要政府加强鼓励引导、耐心资本长期“陪跑”，加快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策性金融工具、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企业多渠道并举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
增量与存量是经济学中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存量可以理解为截至某一时点所存在的总量，即过去经济活动形成的社会财富总额、资产负债规模等。增量可以理解为某一时期内的边际变化量，即当前经济活动中的国民收入提高、投资消费出口增加等。比如，一个地方已有的土地、厂房、设备、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是长期发展积累下来的存量；新增加的投资、新创造的岗位、新形成的产能和新打开的市场，则是经济运行中不断形成的增量。
增量与存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增量不可能凭空产生，存量是增量孕育的基础。比如，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依托现有的资本积累、人才储备、基础设施和市场网络，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另一方面，增量会替代和改造存量，并转化为明天的存量。比如，互联网一开始作为新出现的技术广泛赋能和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效率和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量技术基础。从动态视角看，做优增量能够为盘活存量提供条件和机遇，盘活存量能够为做优增量提供空间和资源。打个通俗的比方，做优增量好比“开源”，把新挣来的“活水”用在刀刃上；盘活存量好比“挖潜”，把家中闲置的资源重新盘活用起来。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较快的速度和数量的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转向更高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发展重点不能只看数量扩张，更要看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质量改善。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站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在高基数上保持5%左右的增长，每年新增经济体量依然相当可观，同时已有的巨额存量也带来巨大的盘活潜力，这对于把握增量与存量关系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
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看，如果两者失衡将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个别地方或企业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脱离产业实际而追求“做大增量”，这种粗放扩张导致新增资本和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又如，“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利润丰厚，中间的加工制造利润最薄，传统产业部分领域长期被“卡”在最不赚钱的曲线底部，转型发展滞后，面临资源沉睡和存量产能低效闲置的隐患。如果任由这些问题发展，就有可能面临存量尚未盘活、增量已开始衰减的风险。因此，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存量经济体量巨大的背景下，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防范化解结构性失衡风险，成为这个阶段必然要面对的新课题。这也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二者的协同互动关系，稳住存量基本盘，培育增量新动能，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更加注重增量在质量上的优势，以做优增量驱动存量升级。做优增量，不是简单堆砌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而是让信息、知识和数据等新型要素持续注入，从内部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这些新型要素具有土地、设备等传统要素难以比拟的非竞争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反复使用、同时使用也几乎不会损耗，使用者越多，单位成本越低，产出效益反而越高。新型要素与存量产业链结合，往往能突破传统产能的效率瓶颈。服装鞋帽行业的变化是这一理论的一个生动实践，电商平台和制造企业通过数据实时精准捕捉消费趋势，直接传导给上游工厂，实现了“小单快反”和按需定制，消费者能以更低价格买到个性化产品，过去大量沉淀的存量产能也随之焕发活力。
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存量在体量上的优势，以盘活存量支撑增量拓展。盘活存量，就要打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将低效沉淀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释放出来，实现再定价和再配置。比如，停产的北京首钢老厂区经整体改造后引入冬奥场馆、文化创意和会展演艺等新兴业态，昔日烟囱林立的工业厂区变身城市新地标，沉寂多年的大规模存量资产由此被激活，整个区域的产业格局也随之焕然一新。又如，20余年前靠挖矿过日子的浙江安吉余村，留下了矿坑的“生态伤疤”，在引入餐饮、咖啡、周边文创等业态后，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打卡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授予“最佳旅游乡村”荣誉。
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让新增的资源“优”起来，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本质上是要彻底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发展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这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都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善于从增量和存量相结合的视角观察经济、解决问题，用好各类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推动我国经济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并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回望过去，我国产业体系建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积累了举世瞩目的产业基础，成为稳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展望未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风口，唯有在向新向优中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培育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把产业基础筑得更牢、把创新之火燃得更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为厚实的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