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走出蒙昧以来，始终怀有对更有序、更美好世界的憧憬，从未停止描绘心中的理想蓝图。儒家的《周礼》、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的《大宪章》等，无不承载着先哲们对正义、秩序、繁荣、幸福的极致想象。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不少国家选择制定和实施规划，以促进产业提升和经济发展，但大量精心设计的规划却在政党轮替、政府更迭中半途而废。在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秉持长期主义的治理智慧，坚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奇迹。这一治国理政方式中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规划之笔如何勾勒未来中国？面对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中国又为何能够朝着既定目标坚定笃行？要回答这些追问，我们需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在回望、比较与远眺中，一睹中长期规划的历史由来与实践伟力。
以大历史观看规划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一个概念——“共同想象”，意指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够畅想未来、构筑愿景，并依托这种愿景凝聚共识、开展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划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共同愿景和共同路径，其重要价值就在于使素不相识的个体能够超越血缘、地域的限制，为了共同目标而有效合作。
规划的思想古已有之，在古代中国《尚书·洪范》《唐六典》等治世名篇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警句中，在古希腊希波丹姆规划、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等构想中，先民们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规划的朴素雏形。工业革命后，在生产越发系统、分工越发精细的实践变化中，圣西门提出国家要“制定配合合理、覆盖全社会的统一工作计划”，马克思敏锐发现“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能够“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由此，规划逐渐从自发经验上升为一种思维和理论，并开始付诸实践。比如，苏联制定实施“一五”“二五”计划，在短短10年内完成工业化积累，产生了世界性的示范效应；美国受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影响，也于1934年成立国家规划委员会并取得积极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日本到新兴的非洲国家，从“马歇尔计划”到联合国“发展十年”，多国与国际组织纷纷将规划纳入治理工具，发展中国家普遍将五年计划作为推进工业化的手段，最多时有近1/3国家实行五年计划。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向僵化，资本主义国家在“滞胀”危机中转向新自由主义，国家以计划、规划等手段介入经济运行的态势明显消退。苏联解体一度让“计划”二字蒙尘，许多国家谈“计划”色变。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国家计划似乎已被时代抛弃，归于历史尘埃之中。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很多国家从未减轻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量，而是普遍以指导性战略规划推动国家发展。例如，法国现在仍保留国家空间规划、工业2030战略、绿色转型规划，德国有联邦、州两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家工业战备2030》，日本仍定期发布五年科技、半导体、碳中和国家规划，韩国保留专项中长期产业战略、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均衡发展规划，等等。21世纪初，联合国还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推动形成全球性的减贫行动计划。可见，规划始终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牵引作用。
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也是以科学规划推动国家发展的探索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图景。但那时的中国列强环伺、山河破碎，完全不具备启动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任何蓝图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后，施行国家规划的制度条件和政治基础业已具备。在党的领导下，1953年至1957年，我国成功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无线电等从无到有，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曾畅想实施15个五年计划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壮阔景观，感叹到那时“我们才吐一口气”。此后，我们经过5个五年计划，推动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氢弹惊天爆炸、人造卫星遨游苍穹、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籼型杂交水稻成功培育……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规划的科学指引及其所凝聚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后，基于形势任务的变化，我们在实践中对五年计划进行了科学调整与持续完善。例如，“六五”计划时期，计划名称由“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在国家规划中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从“十一五”起，沿用数十年的“五年计划”调整为“五年规划”，进一步明晰了规划的战略定位与指导属性。从“指令性”到“指导性”、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这表明我们的五年规划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与丰富。在以规划指导发展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虽然走了一些弯路、有过一些曲折，但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化，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规划发展之路，有力支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制定和实施中长期规划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组组长，这在党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在科学规划的指引下，“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规划主要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以“十四五”时期的科技发展为例，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国家和地方持续推动研发经费投入增长，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3.9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约9%，有力支撑了我国科技实力的大幅提高。
规划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治理方式，始终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深处。“中国式长期主义”既有“谋定而后动”的古老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历史规律的主动把握，让宏伟蓝图落地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成就。从追赶到跨越，每一个五年之约，都是一次举国同心的共同奔赴；一代代接续擘画、一茬茬接力奋斗，串联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脉络。
中国的五年规划为什么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谈起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感慨：“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这话说得朴素，却切中要害。五年规划并非中国首创，也不是中国独有；放眼全球，做过规划的国家不计其数，但像中国这样把五年规划一干就是70多年的却十分罕见。为什么规划在别处常常被束之高阁，在中国却能助力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答案不在别处，就藏在统筹世界发展趋势与国家发展阶段、兼顾合目标性与合规律性的科学方法论之中，藏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细节之中，藏在对共识如何凝聚、均衡如何达成、资源如何调动、战略如何延续、愿景如何落地等难题的回答之中。
五年规划既是“国之大者”，又是“民之要事”。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将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相统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在实践中，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普通百姓，都被纳入这套共识凝聚机制中来。“十五五”规划编制期间，仅通过人民网“建言‘十五五’”平台和国务院客户端，就累计收到网民建议311.3万条，涵盖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各个领域。比如，针对就业问题，有的希望“加强高校毕业生职业培训与就业指导”，有的提出“推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有的建议“挖掘社区就业潜力”……同时，“十五五”规划文件起草组还委托相关部门、单位和智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35项重点课题研究，征求各地方各部门意见建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规划的制定，是一个开门问策、集智聚力的过程，把党和国家的规划构想、专业的研究成果和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规划的编制实施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科学支撑。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是市场友好型规划，规划性质是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而不是微观性、实物性、指令性，能够弥补市场失灵，而非替代市场。中国的五年规划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均衡机制，有效填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在市场的“短视”之处架起了调控方向盘，通过推进总量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内外均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更高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光伏发电、无人机、5G、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规划对于行业政策的系统设计，对于基础设施的前瞻布局，以及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的长远谋划。五年规划还能够通过资源跨周期配置，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稳定社会预期，提升经济治理稳定性。五年规划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一个中长期锚点，使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有机衔接，合理分解国家远景目标。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换一届政府就“翻一回烧饼”，不是接着干而是对着干，宏观政策左右横跳，经济社会发展难免跟着摇摆。
塞尔维亚前外长曾感叹，“很多国家的政府也都会制定一定的发展规划，但中国的规划却是世界上比较少的每次都实现的政府规划”。规划执行最怕“九龙治水”“老虎吃天”，中国五年规划建立了体系化的实施机制，形成了包括项目分解、评估和总结等环节的一整套落实机制。以“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为例，中央部委研究制定工程清单，明确项目性质、投资规模和责任主体；地方政府据此编制细化实施方案；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拨付资金，同时建立跨部门督查机制，对项目进度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项目完成情况被直接纳入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绩效考核。集中力量统筹各方资源，推动国家战略落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只有通过有效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把宏观战略目标逐级分解为具体任务，形成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执行体系，才能把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国家战略不断落地见效。
构建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各级各类规划交叉重复和矛盾冲突，更好发挥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我国国家规划体系由“三级四类”构成，“三级”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四类”即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这些规划有着不同的定位和功能。为促进各级各类规划的衔接协调，提升国家规划体系整体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于2026年3月正式施行，这是规范国家发展规划制定、保障国家发展规划实施的基本法律，其中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高效能宏观治理需要财政、货币、产业、土地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政策共同作用、相互配合，而强化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能够引导各级各类规划各司其职、贯通衔接，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政策之间的“合成谬误”。
中国的五年规划还兼顾长期定力与现实弹性。五年规划的时间跨度大，国际形势、产业经济和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如果规划实施过程中不能根据实践发展做到实时监测、及时反馈、动态调整，轻则目标失焦、规划落空，重则错失机遇、迟滞发展。正因如此，中国的五年规划创新设置国内生产总值的区间性目标，为实现科学发展预留空间，视发展情况而设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还设有健全完善的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机制，建立分领域分项目的分解执行机制，每年对各类规划的实施进度、指标完成情况、存在的短板弱项进行系统复盘。比如，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超过预期，补贴政策便及时从扩量转向提质，这是规划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在执行中不断“照CT”，而不用等到规划结束再“算总账”。
五年规划是我们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认识经济、社会、自然和科技发展规律，进而更好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自觉”，是我国国家治理独具特色的鲜明标识与显著优势。这一机制能够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这种统筹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协同运行的全新规划模式，不仅有力驱动自身持续发展、提升治理水平，也为世界各国完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十五五”的“时”与“势”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如同在历史长河中行船，既要看清水流的方向，也要辨明滩涂的位置。眼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已全面开局。如果不深加思量，有人可能误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五年规划的惯例更替；也有人会认为，距离2035年还剩两个五年，这不过是一段“中场时间”。这些看法，都低估了“十五五”时期所承载的特殊历史分量。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从“承前”看，这是在“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迈进的跃升期。从“启后”看，这是为“十六五”时期向2035年远景目标全面冲刺积势蓄能的关键期。“十五五”时期面临怎样的“时”与“势”？我们凭借什么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把握主动？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只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才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从大国博弈看格局之变。当今世界，大国竞争从传统安全领域向经贸、科技、文化等全方位扩展，从间歇性摩擦向常态化竞争转变，从国际层面向国内经济社会领域深度传导。在科技领域，某些大国高筑技术壁垒，执意大搞“小院高墙”，严控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前沿算力技术跨境流动，拉拢盟友组建排他性科技联盟，垄断技术专利与行业标准，零和思维逐渐挤压了互利共享的空间。在经济领域，以安全为名，推动供应链阵营化、区域化，设置碳壁垒、贸易规制抬高市场门槛，打着维护产业安全的旗号挤占、攫取他国关键产业与战略资源收益，产业链争夺日趋白热化。在文化领域，依托影视IP、流行文化、国际舆论场争夺全球受众与话语主导权，输出自身价值体系，挤压他国文化辐射空间，甚至伺机发动舆论战、认知战。这些变化表明，大国博弈已经十分具体而真实地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种需要常态化应对的外部环境。
从安全风险看秩序之困。在大国缠斗的阴云下，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其中能源与安全的链式反应尤为剧烈。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进行的武装冲突数量已飙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点，全世界共有65起涉及至少一方政府参与的武装冲突，约有24.5万人死于与战斗相关的暴力事件，成为近几十年来最致命年份之一。地区战争的动荡、蔓延直接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威胁我国能源安全，挤压我国外部发展空间。对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我们虽然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但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叠加，意味着我国必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折冲樽俎，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
从科技竞争看动能之变。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率先起势的英国借此确立全球霸权；在电气技术大规模运用之初，美国、德国等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赶超；在互联网浪潮中，美国凭借前瞻布局核心产业，长时间占据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多次错过科技爆发、产业变革的宝贵窗口期，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竞争中一度陷入被动。如今，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技术颠覆性远超以往，大国围绕海量算力和核心数据的科技角力空前激烈，有望改写经济增长的公式、重新定义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终极比拼，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虽有海量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配套，但在半导体前道设备、底层操作系统等方面，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谁能在基础科学上实现源头创新、在创新生态上形成引领优势、在应用场景上完成率先落地，谁就能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
从国内发展看转型之坎。当前，虽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比如，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仍有堵点；房地产、地方债等风险隐患尚须进一步化解；青年就业压力、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同时袭来，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当然，看得见的重负之下，也有看不见的优势在茁壮生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赋予我们跨周期设计、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科技攻关等强大势能；14亿多人构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积蓄了丰厚的发展底气；等等。这些更深层的、不断壮大的优势，是我们消化各类困难挑战、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穿越风浪终将走向胜利的底气所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沟沟坎坎在所难免，“成长的烦恼”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只要我们以“要登绝顶莫辞劳”的意志，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就能看到更壮美的风景。
以上所言，仅仅是“十五五”时期“时”与“势”的几个切面。中国式现代化航行至此，已经进入乘势而上、接续推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既是我们直面挑战的科学指南，也是把握机遇的行动号角，为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锚定航向、赢得主动指明了现实坐标。在“危”中见“机”，在“变”中求“进”，我们就能于惊涛骇浪中坚定地驶向现代化强国的壮丽彼岸。
未来五年的战略考量
1928年深冬的黄洋界挑粮小路上，毛泽东同志与随行战士在山路旁的一棵荷树下驻足歇脚，远眺层峦叠嶂、绵延不绝的井冈山。毛泽东同志向身边战士发问：“你们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战士们纷纷踊跃作答，有的说能望见江西全境，有的说还可远眺湖南大地。听闻战士们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这是察大局的宏阔眼界，也是观长远的战略思维。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如果不能从战略上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其背后的考量，政策落地效果势必大打折扣。因此，充分发挥五年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关键在于明晰“十五五”规划中各项战略任务与重大举措所蕴含的远见思考，不折不扣把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
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更多与“量”的增加相关，而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发展”的价值尺度，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单一标准，而是将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自立自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民生改善等同时纳入测量体系中。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1960年的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那些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均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经济体，就没能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十五五”规划把“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置于7个主要目标之首，就是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内外部的各种不确定性，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要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战略依托。一个国家通往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历史上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曾高度依赖国际循环，通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此类缺乏具有战略纵深的内需体系支撑的经济体，很难在逐渐增多的全球系统性震荡中保持自主可控。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当前，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各国内顾倾向上升的背景下，传统国际经贸循环进一步弱化。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其中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中国大市场展现出强大韧性，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向优向新的关键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未来5年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性举措，就是要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破”中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在“立”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打造更有韧性和活力的大国经济体。
要在共同富裕的坐标系中校准方向。世界现代化历史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民生改善，国强未必民富。有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民生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也有的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导致产业比例失调、民生物资短缺；还有的国家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转向温和增长期后，民生供给仍然无限度增长，陷入“福利陷阱”。随着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近，能不能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温度。“十五五”规划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围绕就业、收入、教育等群众关切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很强的政策举措，着眼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等部署一批务实举措，针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都需要从战略高度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共襄大业。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现代经济是高度分工协作的复杂网络，缺少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现代化建设就犹如沙上建塔，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可能在一夜之间受损，甚至付诸东流。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安全视为外部约束，忽视其内生于发展过程的本质属性，这也是现实中不少国家选择性忽视安全风险的原因之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会不断遇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崭新挑战。我们应当跳出“重发展轻安全”或“重安全抑发展”的片面思维，从传统的“防御型安全”提升为“发展型安全”，以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主动预见、应对、化解发展中的各类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的生命线，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前行提供更为坚实的安全保障。
七十余载风云流转，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一脉相承、接力擘画，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长卷，书写下中华民族砥砺图强的恢宏史诗。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前路纵有关山万里，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阔步奔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