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如何看待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

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人口变化是研判一个国家发展阶段、制度能力与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繁衍延续、生生不息的人口大国，家庭和婚育在人生幸福、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巨量的人口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极大助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持续加深以及区域人口分布不均、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备受关注，人口相关话题成为社会上广泛讨论的热点。为什么我国人口结构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育龄群体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原因何在？少子化老龄化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和积极回应。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

考察当今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须首先回溯过去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人口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自然增长率显著上升，人口迅速增长。1949—1970年是人口的高速增长阶段，我国人口数量从5.4亿人增加到8.3亿人，年均增长2.1%；人口死亡率从20‰下降到8‰以下。为有效缓解因人口增速过快而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压力，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速逐步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23.33‰下降至1980年的11.87‰。此后，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回升，1987年达到阶段峰值16.61‰。20世纪90年代后，在经济社会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人口增速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人口由1991年的11.58亿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2亿人，增加2.54亿人，年均增长846万人。

2022年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较上一年减少85万人，标志着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人口发展发生方向性转变的分水岭，是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人口大事件，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从数量扩张向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的深刻转变。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在深度转型期，人口的总体数量、年龄结构、整体素质、区域分布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人口数量上看，由少子化引致的人口负增长，是我国人口形势最显著的变化。我国人口负增长具有显著的“内生性”特征，是生育率持续低位运行所致。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的更替水平才能维持群体人口规模代际稳定。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之前的6.0左右，降至1990年的2.0左右、2010年的1.5左右，2020年以来降至1.3以下，2023年进一步降至约1.0，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我国结婚率下降、婚育年龄推迟渐成趋势，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趋低。2016—2024年，我国年出生人口从1883.23万人下降到954万人，呈现少子化趋势。2022年人口首次负增长之后的2023年和2024年，总人口分别减少了208万人和139万人。有研究认为，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是趋势性的，虽然减少的幅度会有所波动，但将进入一个相对长期的负增长通道。当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如何使人口保持在一个适度、合理的规模上，实现长期均衡发展，是需要积极探讨的一个重大基础性问题。

在人口总量转折的同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动特征，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深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5.6%，较2000年的7.0%翻了一番还多。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标志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超过14%标志着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则标志着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照此，我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于2021年达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26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21年。且自2022年起，我国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阶段，人口老龄化提速明显。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美国、日本、韩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分别为5.5万美元、4.0万美元、3.3万美元，而我国约为1.3万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区域差异显著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鲜明特征。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城乡倒置”明显。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剧了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人口流入地的老龄化压力有所缓解，人口流出地老龄化压力增大。

人口素质提升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近年来，我国国民教育和健康指标稳步上升，人口综合素质显著提高。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53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排第4位，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既定目标。但也应看到，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虽然增加了人力资本总量，却也面临就业结构性错配的新问题。一方面，受教育年限延长推迟了劳动力供给时间，造成有效就业年限缩短；另一方面，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同时，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人才缺乏问题较为突出，“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一定范围内存在。如何实现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而非“片面增长”，推动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升人口健康红利的可持续性，是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另一趋势性特征。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我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2024年年末达到67%。从流动趋势上看，在发展机会的驱动下，我国人口持续向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人口人才向大城市、都市圈聚集；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农村人口数量减少，许多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分地区看，人口持续向南部、东部地区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有较大吸引力，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其中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人口流入地区数量明显增多；而东北、中西部等人口流出地区数量明显上升，人口比重下降。整体来看，全国范围内人口聚集与收缩区域并存，呈现出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

辩证看待“人口之变”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核心的因素，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可谓改变了人口的“基本盘”，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产生深层次影响，并形成联动效应。面对我国的“人口之变”，社会上出现许多担忧的声音，其中不乏一些非理性的悲观认识，甚至还有人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一种新变化新形势的产生，其利弊影响往往如同硬币的正反面，蕴含挑战的同时也催生机遇，不能只看一面。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从而积极适应、主动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要辩证看待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双重影响。少子化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利弊兼有，应该因势利导、积极应对。比如，少子化导致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转向供大于求，同时人们对公平、普惠、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大幅提升，这就为调整优化教育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窗口。又比如，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压力有所缓解，如碳排放量减少、粮食生产和供应压力减轻等。再比如，随着劳动力的稀缺性凸显，劳动力供给压力显现，将倒逼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孵化人工智能红利和数字红利，助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此外，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银发经济发展潜能。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预期寿命提高、养老品质需求提升，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文娱旅游、养老金融等领域均显现出巨大潜力，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当然，少子化老龄化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这主要集中在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承压两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维度上看，少子化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消费、投资、创新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我国少子化将带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可能造成未来劳动力储备不足。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会抑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比如，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提起人口问题就不免谈到“低欲望社会”。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使需求侧呈现代际收缩，部分产业市场容量缩减，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居民整体资产投资的风险偏好也趋于下降等。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需要供养的老年群体比例将越发庞大，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这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将会加重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负担，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代际转移支付失衡，养老金“现收现付制”与医疗保险统筹机制承受收支结构压力，给现行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此外，还要看到我国人口综合红利仍然具有明显优势。人口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吗？其实不然，关键要从过去的“人口数量”视角切换到“人口素质”视角。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从我国现状来看，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规模足够庞大，截至2024年年末，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500万人，且人口减少的总数量有限，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我国的突出优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仍有巨大空间，也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还有尚未开发的潜力。更重要的是，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5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无论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高新产业、新兴业态，都能从中获取充分的人才支持。完全可以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人口动能依旧强劲。随着未来对人口素质更加重视，我国人口综合红利将得到持续释放，有力支撑现代化发展。对此，我们应该抱有十足的信心，并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从全球范围看，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形势变化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许多国家在收获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纷纷进入人口转型期，先后步入生育率持续走低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阶段。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全球有约8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约为10%，其中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超高水平，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5.0降至2023年的2.3，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可见，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

少子化老龄化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根源。以近年来社会热议的婚育推迟、婚育意愿持续降低等现象为例，这其中既有世界人口发展规律下的普遍性原因，也有自身国情带来的特殊性原因。

从经济视角看，现代化发展重塑生育动机，经济理性成为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人们普遍从事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多在6.0以上，其背后固然有医疗卫生水平落后、节育方式缺乏的影响，但也存在更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时代，生育的直接成本很低而预期收益显著，子女数量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充足、可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可提供稳定的养老保障，这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背后的经济根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社会流动加剧，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和生育逻辑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改变，生育不再是维持家庭劳动力和养老保障的必要手段，而更多转化为个人情感与经济决策的结果。随着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更加完善，养老不再依靠数量众多的子女，“养儿防老”的动因大大削弱。加之生育、养育子女的教育、住房、医疗等成本快速上升，家庭背负着长期的责任与投入，作为经济理性的决策主体，会随之调整预期生育的子女数量。

从社会层面看，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婚育选择，通过婚姻组建家庭的现实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取代，通过血缘、地缘、信仰等纽带结成的共同体日渐式微，“原子化个体”的存在状态，使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联结、经济关联以至情感交流上均更加疏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现实基础。从我国情况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人口分布的改变，婚育年龄男女在比例上、结构上、城乡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对于有婚育意愿的年轻人来说，现实中的婚姻匹配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现象在城市和乡村都较为普遍地存在。此外，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模式、个体闲暇时间的缺乏、线上娱乐社交方式的兴起等，使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意愿、婚恋意愿趋于下降。目前来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非常值得警惕的低生育率。

从文化层面看，现代社会中日益突出的个体主义和自主性追求对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造成深刻影响。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个体主义的崛起，个人的自由、独立、自我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作为发展中大国、现代化的“追赶者”，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整个社会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革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远比想象中的更为迅速。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婚姻、生育、家庭所承载的传统意义，均需要在新的价值观视角下重新接受审视和评判。随着婚育在现代社会“价值版图”中的占比降低，许多人不再认为组建家庭、生育子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方式，转而追求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发展。近年来多项调查均显示，我国部分青年对于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认知处于矛盾状态。虽然大多数青年期待建立亲密关系，认同组建家庭、生育子女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将成家、生育与个体发展、个人自由对立起来。在这一背景下，婚姻和生育意愿趋于下降，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空巢青年”现象增多。同时，现代化的推进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女性群体走向更加平等、更加追求主体性的状态，从而对婚育更有选择权、更加审慎。体现在家庭分工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正成为过去式，加之女性在生育决策中需要权衡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这些趋势性的转变也会随之带来生育意愿的下降。

总而言之，这些“人口之变”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要以“大人口观”来视之，全面地、长期地看待这些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既不回避矛盾、也不被矛盾所困扰，趋利避害做好工作。

少子化老龄化的应对之策

少子化和老龄化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当前我国所经历的人口老龄化由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水平降低两方面因素叠加而成。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要义，既在于破解少子化困局，也要有效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需求。

多措并举降低生育成本。对于我国而言，“成本效应”是影响婚育意愿、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关键原因。高昂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成为阻碍当下青年结婚和生育的主要因素，“生不起”“不敢生”现象较为普遍。目前，我国正在从多方面着手进行政策引导，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帮助更多家庭减轻负担。同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生育休假、补贴等制度，为意愿生育群体提供有效生育服务支持。着力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致力于实现育龄群体“工作—家庭”平衡，更加注重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和职业发展空间，降低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努力让“生育隐性歧视”不再成为育龄女性群体的枷锁。

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我国民众广泛遵循“先婚后育”的婚育模式，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人生幸福、后代抚育而言都至关重要。近年来，婚嫁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以及“恐婚恐育”的负面舆论成为青年婚恋交友的“拦路虎”，一定程度上对青年人的婚育意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文化。对此，我国已有多地推出政策倡导文明婚俗，提倡婚事新办、简办，鼓励“零彩礼”“低彩礼”等，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响应。同时，要在全社会引导培育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大力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扎实推动性别平等，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缓解青年婚育焦虑，夯实提高生育率的婚姻家庭基础。

释放人口综合红利。在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将趋于下降。在我国之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先后面临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挑战。我们应未雨绸缪，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现代化急需的人力资源。注重培育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发挥劳动人口质量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从劳动力驱动和资源驱动转向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使“人才红利”得以充分释放。此外，当前我国老年人口结构中60—69岁低龄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预计到2050年占比仍在四成左右。低龄老年人具备较高健康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为缓解赡养压力、实现积极老龄化带来了结构性机遇。创造条件增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参与水平，将有助于扩大和延续人口红利，增强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韧性。为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正是吸收国际经验、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务实之举。

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自1991年开始探索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构成；第二支柱是单位补充养老保险，主要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构成；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正式启动，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占据主导，而第二、第三支柱规模较小，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此，需针对性补齐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短板，加快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使其更可持续、更具韧性。面对我国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不足、服务供需均衡水平较低、要素保障有待增强等挑战，要着眼于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不断缩小人群、城乡、区域间优质养老服务可及性差距，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分层分类精准保障老年人服务需求、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程度加深，未来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较快增长，这将对我国经济需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也蕴藏着发展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后对发展银发经济作出部署，将其作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一项重要举措。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其中26项举措实现从民生服务到科技研发的全覆盖，养老消费、老龄健康、金融支持、养老数据平台、银发旅游列车等配套政策相继出台。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产业，不仅包括传统的“衣食住行用”等实物消费，还包括医疗保健、护理康复、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不仅有助于增进广大老年群体生活福祉，还能持续发挥老年群体作为消费者的积极功能，有望在拉动内需、培育新兴产业和促进就业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如何面对区域人口增减分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大调整的时期，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活跃，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明显。第三至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近3.76亿人，如今我国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

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方面的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机会，人们往往会选择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充足、创业机会丰富的地区，从而向大城市和都市圈聚集。由于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青壮年群体，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带来了人口分布、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生育的区域分化。

如何认识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这一现象及其影响？首先要看到，人口在地区间的迁移流动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是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和地区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和地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发挥外部性经济影响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要素禀赋优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这一变化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风险挑战。对人口持续减少的地区而言，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消费需求会弱化，从而制约其经济增长。随着人口人才的持续流失，部分欠发达地区和广大乡村可能陷入“失血”“贫血”状态，从而加剧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对人口持续流入地区而言，高度集聚的人口也将对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资源环境和交通承载力等造成较大压力。当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超限，便会随之引发居住生活成本过高、公共服务短缺、资源配置失衡等诸多问题。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对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乡统筹规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政策制定，也要立足于流动性不断提高这一基本特点。积极适应并主动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充分协调并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积极关系，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优化，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方面，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人随产业走”是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要激活区域协调发展动能，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产业在区域间合理布局、梯度转移，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人口的有序迁移，使人口和产业在区域间实现更为合理的聚集和分布。同时，促进人口分布与生产力布局、公共服务配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效衔接。比如，引导人口净流入的特大城市等地区的人口、产业和设施向中西部地区疏散，处理好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培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扩大就业供给规模，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留人引才，避免出现“空心化”现象。

另一方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激活人口空间再配置红利。“人因城聚，城以人兴”。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延续。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快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新市民群体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学前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供给。针对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优化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空间配置，提高城市公共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性，更好地实现人口与公共产品的空间匹配。同时，不同类型城市需制定差异化的人口集聚政策，引导流动人口形成合理且稳定的预期。大城市应在充分评估其城市容纳能力和公共服务提升空间的基础上增强城市包容性；中小城市应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吸引力，增强人口承接能力，对冲大城市对人口的“虹吸效应”，避免成为人口流动的“洼地”。

此外，在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视边境地区人口发展新形势给地区安全、国家安全带来的新挑战。边境地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人口的稳定是边境地区安全的基础。边境人口缩减特别是青年人口流出，将直接影响边境人口数量的稳定，进而影响人口质量和安全。同时，边境人口安全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等多个领域高度关联，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这就需要边境地区在谋划、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充分把握人口发展新形势，持续完善人口安全保障政策体系，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更好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事业，人口问题始终是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之变”的快速演进无疑将为社会带来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孕育着发展进步的新契机。对于这一涉及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人口变化趋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