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的南方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国内外舆论热词，“南方议题”“南方时刻”“南方行动”持续牵动全世界的目光，“全球南方”入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学术界的研究、社会上的谈论与日俱增。毫无疑义，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全球南方”已然成势且势不可当。那么，“全球南方”从何而来、将往何方？现在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原因何在？其崛起对世界格局将产生什么影响？少数国家为什么处心积虑地想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这不仅是人们热议和讨论的话题，也关乎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
“全球南方”在何方
关于“全球南方”，很多人耳熟能详，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屡屡提及。但实事求是地讲，一些人对“全球南方”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学术界对这个概念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要深入理解“全球南方”，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知晓它的缘起、发展和现状，明白其内涵和特点。
我们不妨先从“全球南方”概念的演变作一番考察。早在1926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提出“南方”概念，用来描述意大利南部受北方工业资本剥削的困境，此时“南方”的含义尚局限于一国内部的区域发展差异。直到1969年，美国学者卡尔·奥格尔斯比在反越战文章中首次将亚非拉受西方主导的地区称为“全球南方”，指出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的典型表现，赋予这一概念地缘政治内涵。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南方”逐渐从理论术语演变为政策话语。1990年，南方委员会发布《对南方的挑战》报告，呼吁南方国家以整体姿态融入全球治理。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标志着这一概念被国际社会正式接纳。
从地理方位上看，“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最初与地球的南北半球划分存在一定关联。比如，1977年联合国成立了以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为首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南北委员会）”。1980年该委员会按照全球现代化发展程度，划出了一条“勃兰特线”。“勃兰特线”显示，发达国家大多集中于北半球的北部区域，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南部以及南半球。这种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直观的基础。国际社会基于这种地理分布特征，习惯将发达国家称作“北方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这一简单的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在地理上的不均衡态势。
然而，从更为长远和宏阔的视角看，“全球南方”并不只是简单的地理或者经济意义上的概念，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翻开世界近代史，欧美国家通过开辟新航路、工业革命等，并在全球进行长期的暴力掠夺和殖民征服，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建立了以自身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有着被侵略、被掠夺的相似经历，长期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面临着技术依赖、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等结构性发展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兴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一大批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共同利益。1955年万隆会议上，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发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强音，揭开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篇章，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式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
此后，广大南方国家不断加强团结协作，创立了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共同发出了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结盟对抗的“南方声音”，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参与制定国际议程而不懈努力。20世纪70年代，中国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进一步推动南方国家增进身份认同、加强团结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加快走向多极化，南方国家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200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标志着南南合作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持续提升，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发展方面，南方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集合体，2024年“全球南方”的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40%上升至8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同时，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赶超势头明显，中国等在5G、新能源等领域甚至形成引领态势。在国际政治方面，南方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G20峰会等多边平台上，南方国家围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债务减免等议题形成合力，唱响“南方声音”。一些南方国家在各自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中国发起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南非推动非洲联盟成立、巴西倡导成立南美洲国家联盟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打下了全球多极治理格局的地区基础。
回溯南方国家一路走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南方”这一概念集合了地理空间、世界政治、历史传统、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多层内涵，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相近发展阶段、相同发展目标、相联政治诉求而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些国家大多在历史上曾遭受殖民统治，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往往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即对独立自主的强烈追求、对适合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寻、对完善全球治理的期待和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争取等。正是这些共同性，奠定了广大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基础，也推动着世界历史发展形成新的不可抗拒的洪流。
“全球南方”何以卓然壮大
风从南方起，潮自南方来。“全球南方”的卓然崛起，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识。似乎不经意间，“全球南方”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流行热词与浩荡风潮。实际上，“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绝非历史的偶然。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全球南方”的壮大也是时与势的产物，是南方国家长期以来积厚成势的结果，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那么，“全球南方”卓然壮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里，可以通过“自强”“变局”“觉醒”这3个关键词来进行探究。
所谓“自强”，就是南方国家在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变革中实现了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制约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诸多壁垒大大消减，催生了空前繁荣的世界市场，贸易、生产、金融快速全球化，跨境经济活动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南方国家普遍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凭借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禀赋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发展的外汇短缺、资本匮乏与就业压力等难题。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南方国家宛如搭乘高速列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基础日益坚实；另一方面，获得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凭借丰富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崛起为全球制造业重镇，中东依托石油资源在国际能源产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等称谓在国际舞台的广泛使用，皆是明证。尤为关键的是，南方国家不仅奋力弥补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欠账”，更以前瞻视野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努力将资源潜力转变为现实增长动能，力争抢占发展先机。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新能源领域的积极引领，正是其把握“弯道超车”机遇、弥合南北鸿沟的生动写照。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对获取超额利益的追逐，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等问题，经济实力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两相比较，“南升北降”成为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显著趋势，这成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经济基础和直接动因。
所谓“变局”，就是南方国家在旧有国际秩序瓦解中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重要推动者。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战争、掠夺、霸权与扩张等手段，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构建起一套全球治理体系。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与规则间的失衡日益突出，旧秩序的主导者已无力提供充足的全球公共产品与有效保障，难以适应当今真实的国际力量对比。审视当今世界，加沙地带烽火难熄，乌克兰危机前途未卜，叙利亚困局待解，“这世界怎么了”的疑问萦绕世人心中。全世界都在热切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引领世界格局向更具希望的方向演进，这为“全球南方”登上全球治理核心舞台、引领国际社会议程设置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在不确定性陡增的时代，“全球南方”已成为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变量。中国提出的强调“共同安全”、反对阵营对抗的全球安全倡议，获百余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支持并被写入110多份中方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交往合作的双多边文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增加的投票权，标志着“南方声音”开始获得制度化表达。这些努力，正深刻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推动其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从“少数决断”走向“多边共治”。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的引领力、影响力与日俱增。
所谓“觉醒”，就是南方国家在维护自身正当发展权益中凝聚了联合自强的集体意识。南方国家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遭遇了错综复杂的现代化困境：“发展靠援助”“增长靠周期”“有增长无发展”“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等痼疾仍在，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债务负担、健康问题、难民危机等现实挑战又接踵而至。然而，面对这些全球性难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效能不彰，部分发达国家非但未能尽责，反而将问题转嫁给南方国家。同时，当“全球南方”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却逆流涌动，侵蚀全球经济合作，威胁国际秩序稳定；而占世界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全球南方”，其国际地位、权益与话语权远未得到充分体现与尊重。深刻的困境催生了深刻的觉醒。相似的历史境遇、类似的现实挑战、共同的利益诉求……所有这些都呼唤着广大南方国家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联合自强就成为必然选择。于是，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南南合作机制与多边平台应运而生：跨大洲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峰会等不断探索扩大合作领域；非洲的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非洲联盟推动下的覆盖1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蓬勃发展，由33个国家组成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等等。这些努力，极大增强了“全球南方”的内部团结，广泛凝聚了“全球南方”的力量，汇聚成推动世界稳定、向善、进步的强大合力。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的卓然壮大，是被压迫民族百年抗争的历史回响，是对平等发展权利的必然伸张，更是人类文明璀璨多样性的生动彰显。这股力量的勃兴，不仅深刻改变了南方国家自身的命运轨迹，更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多元、包容的方向演进。这是南方国家的历史自觉，也是人类发展的崭新气象。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
近年来，一些西方政客在国际舆论场上频频聒噪，或宣称“中国早已不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全球南方’的特征”，或污蔑中国利用“债务引诱”“武力胁迫”夺取“全球南方”领导权，并拉拢一些南方国家“选边站队”，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群体之外，挑拨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关系。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言论实属无稽之谈，既无视历史与现实，也不具备基本常识。但是，对这些谬论也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揭露其包藏的险恶用心，从而进一步夯实“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思想基础。
—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成员，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和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都有着被侵略被殖民的共同记忆，既是深受西方列强压迫奴役的患难兄弟，又有着携手从殖民主义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兄弟情谊。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和一大批南方国家获得了新生。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南方国家给予了彼此宝贵的支持，相似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斗争历程把中国同南方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可谓“出身南方”，与其他南方国家共有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
为摆脱政治上的霸权和经济上的依附，中国和其他新生的南方国家继续并肩作战，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和其他南方国家一道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倡导万隆精神；与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保持密切合作，为争取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而共同努力；虽然国内建设资金和物资并不充裕，但仍向南方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比如，1967年9月，中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在北京签订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先后有5万多人次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赴非洲，以血汗筑成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成为连接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待之以诚，同行者众。众多南方国家也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建设和外交事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改革开放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政治上团结、经济上合作，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努力。因此，很多南方国家将与中国的关系形容为“同志情谊”“兄弟般的友谊”。
—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成员，现实最有说服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心系南方、扎根南方，开创性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设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债务压力……这一系列志存高远的倡议、一系列脚踏实地的行动，跨越山海之远，打破发展瓶颈，顺应了“全球南方”求团结、谋发展、促变革的共同心声，增强了“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心意相通、利益相连，结成了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和愿景，已经真实互嵌于彼此国家的发展规划和战略中，成为引领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指南。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例，目前中国已与多个南方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包括蒙古“草原之路”、越南“两廊一圈”、印尼“全球海洋支点”、肯尼亚“2030年远景规划”、巴西“加速增长计划”等。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实现了真正的共赢，都收获了切切实实的发展利益。在东南亚，“数字丝绸之路”部署15万个5G基站，帮助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年均增长3%；在非洲，中国建立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使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60%，惠及100多万农户；在拉美，中国—玻利维亚卫星让50万家庭免费看上电视，阿根赫利俄斯风电项目群为36万户居民提供清洁电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地铁1号线让波哥大市民实现“地铁梦”……
由此可见，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成员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正是在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血流在了一起、心交在了一起、利融在了一起，凝结了弥足珍贵的患难真情，结成了风雨同舟的牢固友谊。至于少数西方政客以“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为由将中国排除于“全球南方”的说辞，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中等水平，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的1/5、美国的1/6。这就足以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其实，少数西方政客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干扰和破坏“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君不见，这么多年来，少数国家处心积虑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打楔子”、搞小动作，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个事实，冲淡不了中国同其他南方国家的深厚情谊，影响不了中国在南方国家中的感召力。因为这份情谊和感召力，来源于共同的立场、追求、任务，来源于真心诚意的尊重、帮助、互信。正如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所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贸易伙伴，非中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是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这是那些奉行“餐桌理论”的少数西方政客所不能理解也做不到的。
归根结底，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以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实现崛起，让少数西方国家心生忧虑、感到危机，于是想分化之、遏制之、打压之，这从另一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中国在坚决维护“全球南方”的利益。当然，这些“胡萝卜加大棒”的惯用套路和熟悉配方，迷惑不了广大南方国家，也注定会湮灭在时代的洪流中。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而宏阔的百年变局：动荡与变革交织，团结与分裂碰撞，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发酵，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人类站在迈向未来的十字路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南方”已彻底告别“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历史标签，在国际治理的舞台上行动日益坚定、合作日趋紧密、声音愈发响亮。“全球南方”正以其磅礴发展之势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为人类追求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千年愿景，点燃了希望之光，开辟了无限可能。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当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还是固守零和思维、滑向动荡与分裂？如何抉择关乎人类前途和世界未来。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回潮，世界呼唤稳定与和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全球南方”国家大多承受过被侵略、殖民、掠夺的深重苦难，对和平的来之不易有着切身体会，对世界长治久安怀有最深切的渴望。与此同时，实力与影响同步提升的“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空前高涨，旗帜鲜明地表达安全与和平的诉求，逐渐从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为“共同制定者”“积极行动者”“公平分享者”，不断探索标本兼治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从不结盟运动《坎帕拉宣言》发出“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的铿锵“南方强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多年写入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再到“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成立“和平之友”小组……这些行动雄辩地证明，“全球南方”矢志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坚持开放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战。在南方力量合力推动下，全球治理规则正加速迈向民主化、法治化，治理体系也日益公正合理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与利益，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全球南方”以坚定的和平信念与集体行动力，正成为动荡世界中当之无愧的“稳定之锚”与“和平压舱石”。
“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为破解“发展赤字”提供了新动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24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该指数覆盖的112个国家63亿人口中，仍有11亿人深陷严重的多维贫困。这深刻警示我们，“发展赤字”仍是人类面临的世纪性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共同发展繁荣的期盼前所未有，对实现现代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需求愈发迫切。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夙愿，更是南方国家的当务之急。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展现出强劲韧性，其经济增长率长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间GDP的全球占比从24%跃升至40%以上。这一格局性转变，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更以强有力的“南方作为”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近年来，全球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发展议题被政治化、边缘化，国际发展合作动能减弱，世界经济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南方”顺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国际舞台高举发展旗帜，力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力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合作的侵蚀，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在探索和努力中，“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阳光普照进曾“被遗忘的角落”，助力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
“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为世界提供了超越单一模式的路径选择。资本主宰的西方现代化，不仅在其内部酿成了政治极化、贫富鸿沟、社会撕裂、生态破坏、精神失落等恶果，更将全球拖入了一系列现代化困境。南方国家在发展中逐渐体悟到，通向现代化的道路绝非单一的线性路径。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千万条，西方模式并非普世圭臬和唯一选择。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智慧基于自身文明基因与现实土壤探索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在南方国家波澜壮阔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尤为引人瞩目。历经几代人接续奋斗，中国从现代化的“迟到者”与“追赶者”逐渐成为“开拓者”与“引领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被国际社会普遍誉为“人类发展史上真正的奇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创举”。这一伟大实践，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自主性，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激励与实践参照。它向世界证明，“合脚的鞋”只能自己找，成功的路必须自己闯。许多南方国家感到，如果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这种基于自身国情的道路自信，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坚定前进，奋力开拓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
“全球南方”秉持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为赓续人类文明薪火展现新图景。历史上，西方国家凭借殖民扩张将自身文明凌驾于他者之上，用制度话语、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构建文化霸权，由此世界文明交流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当下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争端、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深层根源，很大程度源于零和思维下的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阴魂不散。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之力的加持，也需要文化文明之光的指引。唯有通过平等、深入、互鉴的文明对话，才能增进了解、培育互信、凝聚情感，找到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智慧。“全球南方”地域广袤，覆盖亚非拉，囊括多元的语言、宗教、民族与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天然宝库与交流互鉴的广阔空间。随着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南方国家文化主体意识普遍觉醒，更加珍视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努力激活内在的创新潜能。在共同发展进程中，南方国家深刻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独特的历史土壤，凝结着民族的非凡智慧与精神追求，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对话、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人类文明的华美锦缎。在实践中，南方国家正日益摆脱西方社会鼓吹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桎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超越隔阂，以和合共生的愿景凝聚合力，成为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坚力量。从文明古国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相继成功举办，到第78届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从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各层面国际交流的蓬勃开展，到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日益转化为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这些都生动印证了“全球南方”尊重文明多样性、维护文明自主性的坚定立场。“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全球南方”所倡导并践行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正为绘就姹紫嫣红、生机勃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增添最为绚丽的色彩。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全球南方”的卓然崛起，是历史大势所趋，是时代人心所向。站在人类发展的新起点上，回望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感怀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展望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后的壮阔前景，历史与现实都在昭示，“全球南方”这股源自历史深处、勃兴于时代潮头的磅礴力量，必将以其集体智慧与坚定步伐，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行。